这里是我们评选出的翻译类的十大好书，分别有《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城邦变形记》、《弗洛伊德传》、《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有关思想史的著作，关注观念由概念向社会流布，在人心产生动力，动力演变成行动，甚至变作社会事件的肌理。当然，观念与社会现实也有互动关系。

《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这一本关于和海德格尔对话的书，让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尤其以道家哲学，切入到世界哲学的舞台上，展开具有张力与原创性的对话，不是简单的比较研究。

欧洲各国文化，都从埃及希腊文化传来的，而美国文化，没有哪一点不是从英国传来的，为什么他们不说美国抄袭英国，欧洲人抄袭希腊埃及？中国人老是说日本文化是抄袭中国的，自以为荣，那荣在哪里？

“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再是历史行动者赖以改变世界的工具，而是构成了某种类似于古典悲剧中“命运”一样的存在。行动者即使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与聪明才智，也难逃命运——也即历史发展规律——的裁决。

在现代社会，一个宗教徒有很多身份。地域、职业、血缘、教育背景、个人爱好都可能构成人认同的来源，而宗教认同会与这认同相交织。在不少时候，宗教身份是最重要的身份，但很多时候也不是。

今日的中国基督教对美国的理解，已经被美国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的单一政治视角所深深塑造。在对现实的失望面前，将一种基督教改造社会的理想投到大洋彼岸，这种错位和移情，恐怕是川普在中国基督徒中被热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回顾了法国1830年7月革命的阶级状况，论述了1848年2月革命爆发的原因，主要是金融贵族的反动统治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1847年的农业歉收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这次革命到来的促进因素。

我在二手书店里寻觅的、令我爱不释手的也正是英国插画书黄金时代的出版物。这类插画书虽年代久远，但不古板；插画书的装帧设计精美别致，却不高高在上。另外，这类插画书的售价大都在几十英镑至几百英镑，并非天文数字。

他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时代症结的答案，并与自己所欣赏的人物达成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共鸣。他确实十分努力，并期许把梁启超的传记视作“转型之作”。只是转型总需要一些阵痛，在阅读《青年变革者》这本书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模糊的梁启超形象，和一个在写作中挣扎的许知远。

对事实的讲述和认定或许会有争议，但那也是现在先了解、核对事实的基础上，并且是用学术的、严肃的方式加以指出和纠正，而不是一上来胡说乱说，还要披上“推理分析”的外衣。

尽管德国已迈入“超高龄社会”，但德国老人生活现状与香港高龄人群画像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与香港不同的是，德国早在20年多前就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老龄化的问题。

这本书所引发的公共讨论，也是一场针对女性发声的公共事件，我想要用我的行动来说明这一点，当女性在遭遇到不公正、暴力和侵犯时，尽管我们会面对更多的阻力、压力和黑暗，压制我们的声音，让我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是，这才是我们努力要坚定无所畏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动力。我不想说是由我个人来代表谁发出声音，相反，我认为，在当下，每一位女性都要勇敢坚定地发出声音，维护自己的尊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点应当不分种族、地位、信仰、阶级等等，而我只是她们中的一位。

但契诃夫不一样，他把舞台拆了，用一种絮叨的，枕边人似的，低低的语调讲诉他们的苦恼，既不浓烈，也不寡淡，有一种天赋的分寸感。

耐着性子看“牛天赐”，没几分钟就感觉，“老舍又回来了”，或者说“这才是老舍”。老舍一写市井人物，顿时笔下生风，犹如神助。那么顺畅，那么流利，那么俏皮。每个人物都那么玲珑有致，似乎随时会从扁平的书页里蹦出来。

某台机器，或者某个“天网”，究竟在哪个时刻可以获得自由意志，我们无法预测，或者也许现在它们已经获得了我们也并不知道。但是现在一个难以被人类消灭，并且已经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建立一种秩序的机器网络，已经出现了。

本书细致研究了中国未登记基督教教会（家庭教会）的复杂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西关系、魅力型领袖、快速城市化等现象的观察分析，让这本书成为一本呈现近期中国历史的社会、宗教、政治、经济和外交现实的宝库。

年谱之兴，始于宋代，但年谱长编体裁之采用，当不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1932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刊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征求党内外人士签注异议，补充遗漏，收集后用油印印存会中，此为年谱长编体裁之发端。

当年麦哲伦船队登陆菲律宾，终于确认了环球的成功。菲律宾是实践层面证明地球是个“球”的第一站，正像这个故事的隐喻一样，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也像是我们这个地球全球化的一个特殊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