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书评

技术社会的梦魇

日人类社会的首要环境,已经不再是自然,而成了“技术”。人类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呈现出技术性特点,如大气污染、化学泄露、飞机失事、行政制度等问题。技术将今日世界的政治、社会、科学、教育和经济活动都支配在了一起,任何一位政客、经济学家、教育者、科学家都无法不借助于技术来作决策和行动。我们已经长期生活在一个技术社会,如同金鱼不太在意鱼缸里的水一样,尽管这水对它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力。不管在东方或西方,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担忧看待日趋成为现实的“技术极权主义”。从人类身份和空间融为一体,甚至被“折叠”,人们自然会问技术究竟解放了我们,还是在奴役我们?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法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曾说,“在现代世界,一种最危险的决定论是技术现象。问题不在于怎样除掉它,而是靠一种自由的行动来超越它。”在他的代表作《技术社会》开篇,他给出一个定义说,“‘技术’(technique)就是人们理性得出的方法之总和,而且已经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都发挥出绝对效率。”机械、科技和为达到某目的的方法,都受“技术”驱动,但“技术”又不完全等同于这些。

技术往往与权力同构

不管中国或美国,看一看大学课程所教的内容,不外乎都是方法、材料和程序,为的是培养出更会理性计划、更有工作效率的人。对此埃吕尓不无讽刺地说:“今天对一个人的最高美德的要求,就是他(她)要会适应这个社会。”(To Will and To Do, 192.) 而适应技术的社会化常态,就是适应社会的一部分。

现代人普遍成为了那些对技术盲目乐观的人。很多人期待下一阶段的技术进步,就是人工智能。自动化让技术性活动成为“自我指导性”的。到那时,人会成为一个测试和记录的角色,而不再需要进行复杂的决策。 如此,技术就会实现一种自我扩张。人因此会被解放出来。无可置疑的是,技术进步为人类生存拓展了极大的可能性,也是不可逆转的。

技术的一个特点是,它极容易与权力形成“同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技术的确有一种“伦理中立”的假象。但当权力隐藏在技术背后时,技术就显出獠牙来。当意识形态控制和技术极权结合在一起时,会制造出一种类似电影《完美风暴》程度的“完美极权主义”。埃吕尓在他另外一部经典著作《宣传》中对意识形态控制进行了更细致的论述。这里更需要注意地是,他对国家与技术联姻的分析,写成为《政治的幻象》一书。最近,很多人开始用“魔幻”一词来形容公共事务发展的不可思议。人们也许诧异于民主国家和集权国家的政治,居然可以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因缺乏对技术极权特点的反思,当代政治舞台的很多作为,都只是为自己制造出一些幻象。一切问题都最终成为政治问题,因为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官僚机器,由类似的技术元素支配。这正是韦伯曾经描绘出的无处不在,无法逃离的现代的“理性铁笼”。

埃吕尔思想中最精彩的,是他对技术之“内在特性”的论述,即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十八世纪之前,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本地化的,不同地域之间存在技术上的多样差异,如此也就更多限定了人在技术过程中的决策。但到了全球信息时代,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力和牵制力已经越来越大了。他说到,“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而且可以像实物那样被传播开来。因此,它带来一种文明的合一,不管它运作的环境或国家是怎样的。”(同上,78)然而,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的是,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它的整体性,因它将在不同地区的应用一致化。例如,警察检测技术在各处都可以是一样的,用趋同的技术和设备(电子眼、脸部识别)来实现。但是,当技术全面嵌入到一些社会制度(国家、军队、学校、工厂等)中,同时也会产生出潜在的危险,埃吕尓称之为“技术监狱”,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被严密监控着。无形的监控者和被监控者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权力支配的不对等:监控者可以使用技术信息,选择性侵犯被监控者权益;或者当技术信息本应作为客观证据时,可以被监控者销毁。这就很容易发生权力滥用、缺失公正。

即便在一个有自由、民主的国家,技术也让国家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制度,可以将其公民的生活完全吸纳进去。

技术常常被人们视为中性、客观的产品,可以由发达国家作为技术援助输送给欠发达地区,因此就具有一种“普世性”。的确,技术的脐带仿佛把整个地球村都连为一体。但是,这点就会让人误以为一个技术机构要遵循的规则,不再是公义或不公义的规则,而只是纯技术层面的“规律”。 在输出技术、产业、融资帮助的过程中,国家利益和政治目的会掺杂进去,破坏接受国或地区的经济公平。这会催生一种新的技术殖民主义。

埃吕尔的兴趣广泛,涉及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和神学。他著述之多,到今天仍被人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在社会学领域,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技术社会》、《宣传》、《城市的意义》等。在法学领域,他著有《法的神学基础》等。他还写了很多圣经注释书。他的作品庞杂,学科跨度非常大,以至于有人说,若不了解他的写作风格,简直很难想象这些书都是同一个人写出来的。对于那些期待可以借阅读来强化自己本来就有的观点的读者,他们就不太适合读埃吕尔的书。对于那些更具有批判性的读者来说,埃吕尔会很对他们的胃口。

埃吕尔对一些主题的兴趣是先知性的。当“技术”和“革命”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是大家谈论的问题时,他就写出让半个世纪之后的人看了仍拍案叫绝的著作。我相信他的著作虽然很晚被学界知道,但却是不过时的,原因在于,他善于紧扣伦理原则来分析社会现象,对当代人的处境富有一种理解性的同情,但又一针见血不妥协。

埃吕尓并不是一位想要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式的批判家。有人认为他对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过度悲观的预测,让他更像是一位看到末世光景的先知。埃吕尓的悲观不是来自于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他对人性的洞察——人在挣脱物质匮乏的限定,以为获得史无前例的自由时,往往已经陷入史无前例的捆绑中。作为神学家的埃吕尔认为,自己“是一个未来之人,不是一种暂时的、逻辑性的未来,而是指向终末(eschaton),是一个与当下这个世界决裂的未来。……我们相信这一真理比环绕我们的现实更真、更实在。”(Presence, 50-51)

埃吕尔的深刻祛魅感,让他能既批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批判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主义危机的一致性,是他著作的一个常见主题。例如,《宣传》一书剖析了大众传播带来的社会性意识形态灾难,不只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现代宣传的目标,不再是为了转化人的观点,而是激发一种积极、神秘性的信念。” 科学和艺术没有起到平衡的作用,反而助长了这一趋势。正因此,埃吕尔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定义为“绝对拒绝暴力”的意思),他和妻子甚至用退隐深山的小组交谈团契的方式,实践一种去权力架构的社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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