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南亚知识界

殖民主义的两种立场

九世纪中期,莫卧尔帝国灭亡,英国正式取得了印度的统治权。多年来往来中介于英国和印度之间的东印度公司很快也被彻底废除,英国开始直接管理整个次大陆的政治与经济。英国在印度输入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印度本土引发了各种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印度经济在20世纪初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不少产业逐渐建立起来,成为印度现代经济的基础。与此同时,印度追求民族自治的思想也在暗中萌芽。

通过几代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努力,英语在印度精英群体中终于开始变得普及,很多印度精英都已熟悉英国的主流思想。19世纪正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飞速发展的年代,各种应用性的经济学小册子层出不穷,这些著作很快就传到印度。可以说,当时最新的经济学思想不仅是在印度的英国官员的指导思想,也直接影响了印度本土的知识分子。从斯密到李嘉图,英国主流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放任,这也是英属印度官员一直以来秉持的观念。他们到了印度,就要把这些经济观念应用于印度。

但是,印度知识分子都认为自身的立场和英国殖民者有所不同。从利益角度出发,他们倒也愿意学习经济理论,但会更多考虑本国情况,更愿意援引那些对印度抱有同情经济学家的观点。密尔(J.S.Mill)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英国学者。他的父亲老密尔是伦敦著名知识分子,写过最早一部《印度史》,随后就被东印度公司高薪聘去工作。密尔长大后子承父业进了东印度公司,此外,他还有两个兄弟也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几十年来,这个家庭两代人都为东印度公司工作,感情可谓极深。密尔在经济学上承前启后,继承了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被视作一代名家。他在经济发展政策上却有自己的看法。

密尔认同李嘉图的自由主义和比较优势理论,主张不同国家之间应当开展贸易而非保护。但国家并非一个原子,与谁贸易、贸易什么,这些技术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密尔更深入地研究了各国产业发展模式后认为,为了发展自由贸易,一个国家应该保护弱小的私有企业,反对国家对产业的垄断,这才真正符合李嘉图比较优势。等这些私有企业的生产能力达至一定水平,就能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创造财富。在这个问题上,密尔的思想深入下去就与李嘉图拉开了距离,反倒与德国国家主义经济学家李斯特有几分相似之处,因而大受印度本土学者的欢迎。

在印度经济学家不断坚持下,1920年代,英国主导的印度财政委员会终于明确提出自己的产业保护政策。财政委员会认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国家才应该保护这些幼稚民族产业:第一,这些产业自身拥有天然优势,如充足原材料、较低劳动力成本等;第二,如果不加以保护,这些产业就无法自然壮大;第三,这些产业的产品可以面向广大的国际市场。这三条原则,在很长时间段里都成为印度的基本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之外,印度的教育政策也在逐渐发生变动。早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本土就发生过一场大争论,关于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教育应采取的立场。当时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被称作“东方学派”,认为英国应当鼓励印度复兴本土的传统文学和语言,在尊重印度文化的前提下,渐进地推动西式教育。印度自身文化自有价值,在印度教育中应有一席之地;另一派被称作“英语学派”,认为印度自身文化并无价值,英国应该积极推行英语和英国文化,西方课程应该成为印度学生的唯一课程。密尔支持东方学派,而著名史学家麦考莱等支持英语学派,两派各不相让,来往笔战,但最终后者取得了胜利。英语学派暂时获得了胜利,却也为后来印度的政治独立埋下伏笔。

其实不管东方学派还是英语学派,双方都认为英国应该影响印度上层精英,通过他们再逐渐把影响扩散到整个印度。密尔认为这个过程不应过于激进,应该促进西方文明与本地传统的融合,需要双方容忍调和。但绝大多数印度的英国官员缺乏这个耐心,只是希望更快速地将印度西方化。英国全面接管印度之后,印度西方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但也随之出现反弹。孟加拉是最早被英国殖民的地区,英语非常普及,大量英语著作最初都从这里流入印度。但这里也最早出现反弹,印度民族主义已从孟加拉的精英团体中开始萌芽。

而在印度西部,著名社会运动家、国大党创始人之一的拉纳德(M.G. Ranade)一直在推动社会改革,使得马哈拉施特拉邦成为印度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基地。拉纳德是李斯特的信徒,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从基层入手,从印度普遍的贫困入手,同时采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拉纳德去世后,戈克雷(G.K. Gokhale)被许多印度人视作拉纳德的继承者。他作为国大党的领袖,高度重视印度的民族自治问题。他认为,印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印度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英国统治者对大众教育没什么兴趣,只想对印度精英进行西式教育,然后让他们再去教育印度民众。而在戈克雷看来,教育政策应该自下而上,先推行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对社会更重要,经济回报也更高。

戈克雷是个富有经验的、温和的社会运动家。他参考了英国、爱尔兰、美国的不同国家的教育法律和制度,认为在印度普及基础教育虽然需要一定投入,但回报远比投入大得多。英属印度多年来一直在军费上投入大量财政支出,而戈克雷一直呼吁把这些财政支出转移到教育以及卫生、医疗等与印度百姓直接相关的领域。戈克雷已经预见到,人力资本将是印度最为宝贵的资源。这个看法与几十年后无数教育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结果完全相符。

除了产业政策、教育政策,印度经济学家另一个关注重点是印度的金融货币政策。当时,经济学中的金融货币理论尚不完善,存在诸多争议。而生活中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迫使欧洲的经济学家们把金融货币问题置于经济学的核心。凯恩斯曾感叹,在研究印度货币的时候,经常能发现一些特殊现象,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他也确实为这个题目写了不少文章。但对凯恩斯而言,印度货币终究只是个有趣的学术问题;对印度而言,这些却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经济的关键问题。

19世纪末期是金本位的黄金阶段,英国坚定采用金本位,币值极为稳定。印度则和中国一样,一直采用银本位制度,独立于世界主流之外。随着一战的爆发,大量黄金流入美国,全球黄金储备失衡,英国不得不施行不可兑换的货币制度。而到了大战结束,经济稳定下来,英国国内出现了重返金本位制度的强烈呼吁。1925年,财政大臣丘吉尔宣布英国重返金本位制。而让英属印度尽快由银本位制进入金本位制的问题,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

印度转而采用金本位,核心问题就是印度卢比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在历史上很少有可参照的依据。如果这个汇率定得过高,就有可能损害印度的出口贸易。但当时印度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汇率定得太低,会使得印度产品的价格更低,损害大量生产者的利益,进而导致经济萎缩。对于汇率问题,站在国家总体立场上的判断,又与站在小农、手工业者立场上的判断出现分歧。最终,英国人还是把印度卢比定在了1先令6便士的水平上。

从金融角度探讨,这个汇率水平还算温和,并没有大的错误。但重要的是,印度民众认为卢比汇率的制定过程中缺乏政治参与,存在政治风险,因而对此表示不满。转向金本位后,印度经济就与英国经济更紧密联系在一起,英国有能力通过金融手段向输出本国的问题。所以金本位的风险并非来自货币本身,而是来自英国。果不其然,几年之后,美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迅速蔓延到全世界。1931年,英国果断放弃恢复了没几年的金本位,但却不允许印度也放弃金本位,从而能向印度输出衰退。

通过对货币本位制度的操纵,英国经济在30年代逐渐恢复,印度则又陷入衰退,这也进一步加速了印度人民追求自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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