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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和东方不败的故事

位年长的学者谈论过去,他说当年,他们是真心相信粮食产量大跃进(尽管不是那种天文数字),也用科学思考进行论证过。他们中学时晚上打数盏探照灯试图让植物进行更多的光合作用……他现在觉得,“那时好像生活在虚幻中一般。”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众多善用理性,独立的人是如何被裹挟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呢?在沃格林《希特勒与德国人》中对于小说《堂吉诃德》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解释的视角。

沃格林论堂吉诃德

“第一实在”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次级实在”则可以说是现代意识形态的前兆。沃格林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运动关系,试图解释纳粹德国的思想起源问题。他指出第一波“第一实在”和“次级实在”之间的运动关系出现在封建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旧的道德秩序不能够再反应人类真实的现实,从而退化为一种“次级实在”,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英格兰地区则出现了新的道德秩序的设想,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指出传统道德秩序的衰败。

“第一实在”是如何被“次级实在”所代替的呢,沃格林关注到17世纪初一个最有趣的现象,就是塞万提斯所写的《堂吉诃德》,塞万提斯是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这点在中文译文中翻译错误),《堂吉诃德》第一卷于1605年出版,第二卷在十年之后的1615年才出版。第一卷中讲述了两次堂吉诃德的冒险经历,而第二卷所描绘的是他第三次冒险记。

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本身是一位愚人,在第一次冒险中,他是独自一人胡闹,人们也因为他是一位丑角而愿意卷入这场娱乐(Divertissement)的闹剧中。但是在第二次冒险中,出现了另一个人物桑丘,他生活在“第一实在”,并没有受到堂吉诃德的“次级实在”的影响。因此,堂吉诃德眼中的巨人,在桑丘的眼中是现实世界的风车。这两个世界中必须有一个转化者,否则两个世界是无法彼此对话的。因此这个转化者就是想象出来的巫师,巫师将真实世界的“第一实在”转化进入到堂吉诃德所构造的“次级实在”中。当桑丘在“第一实在”,也就是在真实世界中看到风车,其原因就变成为是巫师把巨人变成了风车,而堂吉诃德自己则认为是看到了巫师把巨人变成了风车来掩盖巨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一旦桑丘接受了巫师的存在时,他就迅速滑入到“次级存在”中,成为了继续构造次级世界的仆人和愚人。在第三次冒险开始时,塞万提斯设定了一个背景,就是前两次的冒险让堂吉诃德变得家喻户晓,无聊的贵族们开始对堂吉诃德这个愚人、丑角进行招待,把他当成一种“娱乐”。沃格林认为来源于帕斯卡思想中的“娱乐”这个词涉及到特定的社会阶级,就是在道德衰落到一定程度时,这个特定的社会阶级已经厌恶了真实的“第一实在”,而加入到这种滑稽的思想游戏中,甘愿堕入到“次级实在”中。于是,在第三次冒险中,贵族们参与其中,设计幻境让桑丘认为自己是总督来断案,以此进行娱乐大众,给堂吉诃德和桑丘蒙上双眼骑木马制造闹剧说他们升到了天上让他们讲述所见所闻。所有人都这样进入到了一个“次级实在”中,正如堂吉诃德因为幻想病症关在木笼子里被教士护送回家时对自己的一个辩护,关于他的书,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读,这些都是得到皇室许可和批准印刷的,怎么可能不是真实的呢?对此,沃格林在总结次级实在时说,“首先,如果愚蠢的举动变得普遍,那么它就会成为社会的主导;并且如果它被权威所粉饰时,就更被视为是社会的主导和正确的。从而,你已经具有了一个全权(totalitarian)政体的条件——那里决定性的意识形态被制定,并且宣传说要服从国家,它都是对的。”这也被沃格林称之为巴特摩斯勒(Buttermelcher)综合症,也就是如果这是权威人士说的,那么它就一定是对的。(第244页)

埃里克·沃格林《希特勒与德国人》

伴随着“次级实在”的产生,也会扭曲人使用的语言,语言也逐渐会丧失作为人的思考和真实的实在两者间媒介,而不再和现实有关,成为次级实在的一部分,也就退化为了意识形态的框架。因此,在“次级实在”取代了“第一实在”真实的现实存在时,这个社会将以各种“娱乐”的形式去将人拉入到虚幻中,更加会爆发巫术幻觉,而语言的真实性也被扭曲。在这个社会中尽管依旧在表面上展现着人类社会的形式,但事实上已经背离了人性。而那些依旧活在真实实在中,没有异化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对它彻底地背叛。

幻象的可能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传播和解读,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最初林纾翻译为《魔侠传》,是和当时本土的武侠小说一道出现。到1950-60年代,杨绛的翻译,年代的背景就会让人浮想联翩。然而,在中文世界中我们也能够找到相类似的描述,金庸所写的《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以及他/她生活的周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笑傲江湖》写作的时间是1967-69年,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旧的秩序和道德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和语言继续被人所确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超脱于具体的时代,尽管一些推断可能将其放置在明代,然而故事的核心和表达却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因为它涉及到了关于欲望和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这种张力首先就表现在了东方不败的身上,并且进行了自我的分裂。

金庸也许没有意识到“东方不败”称呼本身就是一种幻象。在书中,东方不败被誉为无论武功和才智都是无与伦比,即便是再最后的决斗中,当世的三大高手同时出全力攻击也被东方不败压制的毫无招架之力。然而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异化的,因为只有绝对的自由作为普遍、完整的实体才能够实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其抗衡的情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绝对的自由必须完成普遍意志与个体意志之间的对立,精神在自我异化后,否定自我,从而过度到一种自觉的精神上。但人不是绝对的精神,无法逾越绝对的深渊,是无法不依赖他者。在东方不败的身上,则是通过《葵花宝典》这种近乎巫术的设置,完成了东方不败主体性的分裂。一方面,他是日月神教的教主,让人即便听见名字都不寒而栗;另一方面,她成为了深居闺房绣花的女子。在书中,金庸是这样写到令狐冲和任盈盈进入到东方不败内室时,“一进门,便闻到一阵浓烈花香。见房中挂着一幅仕女图,图中绘着三个美女,椅子铺了绣花棉垫…房内花团锦簇,脂粉浓香扑鼻,东首一张梳妆台畔坐着一人,身穿粉红衣衫,左手拿着一个绣花绷架,右手持着一枚绣花针,抬起头来,脸有诧异之色…众人都认得这人明明便是夺取了日月神教教主之位、十余年来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东方不败。可是此刻他剃光了胡须,脸上竟染施了脂粉,身上那件衣衫式样男不男、女不女,颜色之妖,便穿在盈盈身上,也显得太娇艳、太刺眼了些。”(第1101-02页)

笑傲江湖

东方不败的异化,是通过权力的欲望和以巫术存在的《葵花宝典》所共同完成的。在自我分裂中,他的绝对自由的虚幻,在于他/她两者的对立并不能够在自身中统一起来,东方不败仍旧需要依存一个他者。这种转化非常有趣,就是他曾经幻想成为神和至高主权的欲望无法在自我中和解,而被投影为了一位依靠顺从于男人杨莲亭的女子的幻象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不败与杨莲亭如同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对应,他们共同构造出了一个次级的实在,在本能中欲望仍旧隐藏在暴力杀戮和大清洗之中,在主体中他却试图分裂为一个柔软,仁慈的女性,他以母性的身份出现,将暴力和支配再生产链接并隐藏了起来。对此,东方不败说,“我初当教主,那可意气风发,说什么文成武德,中兴圣教,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螺。直到后来修习《葵花宝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其后勤修内功,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然而,东方不败实际上却仍旧在自我所创造出的“次级实在”中,杨莲亭用语言和恐惧统治维持了一个外在的“次级实在”,也就是东方不败和后来任我行所听见的文成武德,各种溢美之词。但是东方不败接着深化了这个虚幻,有进一步创造了一个内在的虚幻,只有生活在真实中的人才看出了问题,“众人听他尖着嗓子说这番话,渐渐的手心出汗,这人说话有条有理,脑子十分清楚,但是这副不男不女的妖异模样,令人越看越是心中发毛。”(第1106页)

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中,次级实在的存在,并不因为创造者的消亡而消亡。东方不败死后,他仍旧将人们拖入在这种虚幻的意识形态中,权力作为巫术的角色转换了任我行进入到次级实在中。在复仇夺位之前,任我行看到这种阿谀奉承的言辞,暗自打算废掉这些,然而一旦他坐在教主之位发号施令时,听见下属称他为“文成武德,仁义英明圣教主。教主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时,渐渐他也欣然接受了这就是真实的世界。旧的世界依旧没有被革命所颠覆,革命的洪流浩浩汤汤,吞噬着自己的儿女,成为了一种循环,一种伪装成崇高的献祭。金庸在这里,将令狐冲拉出了次级的存在,让他活在“第一存在”的真实中,令狐冲眼里所看到的是,“灯光又暗,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经颇为朦胧,心里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什么分别?’”当语言和外在环境彻底被巫术和权力虚幻的时候,当人面对“次级存在”的时候,一旦我们通过参与和娱乐就会迅速被卷进到这个世界中,然而却可以用厌恶来提心我们的良心,这是一个虚假的存在。当教众都在表忠心时,“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地,口吐颂词。他心中说不出的厌恶……”

《笑傲江湖》和《堂吉诃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缺失了娱乐和愚蠢在构建“次级实在”中的作用。只有到1969-1972年这些重要的年代中,在连载的《鹿鼎记》中,金庸通过韦小宝作为娱乐和貌似荒诞的角色,加深了神龙教的“次级实在”的情况,药物和权力支配,大力提拔年轻一代,并通过激进年轻人清洗老部下的过程中,洪教主却被韦小宝拖进了“次级存在”的更深处,以为自己是太阳和不朽的……

活在真实中

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

人应当如何活着是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却在今日被娱乐化,通过技术屏蔽了真实,我们甚至无法获知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正发生的大事,什么是具有价值的事情,满屏幕的娱乐和荒诞的文字和更大的权力意志构造着一个荒诞的“次级实在”,从今日语言看似变化实际却苍白无力的状况就可以窥见。如果我们无力对抗,那么哪怕仅仅是对它的厌恶,不用已经败坏的语言,也足以让我们有力去脱离这种虚幻之境,活在真实中。在《沃格林革命》中,政治学者桑多兹也指出了这点,“每个精神上敏感的人,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保罗,或是致命的极权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的意见氛围之当代的受害者,在他们的生活中要朝向真理敞开而为生存重新定向,必不可少的首要行动,就是坚决抵抗非真理。而抵抗运动,加入它并不只是敢于对恶的要求公然说不,或不只是在不同于教条性争吵的杂音中添加点自己的声音,那么,抵抗就能在一个人求索大问题的真理的意识中,形成反应性象征符号——见诸于神话、哲学、启示、文学和艺术。”(该书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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