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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坚持实在论史学

们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确定性的丧失,包括“事实”的确定性和“价值”的确定性。我们不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不得不就某个遥远、与自己没有直接联系的事件发表“站队”的意见,哪怕并不愿意,一旦发言,就被抛入一场混战。我们如何确定所知的事实是“真的”,又如何知道哪一种立场是“正确的”?

这个困境也是历史学始终要面对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建立的确定性传统发动了攻击。一方面,史家引以为傲的“客观性”在多重攻击下摇摇欲坠;另一方面,史家“做出来”的历史被不断证明饱含政治立场。如此,我们还能相信历史吗?我们读到的历史著作,与用来证明某种政治事业的历史教科书有多少区别?历史与故事有什么区别?与政治宣传呢?史家应该“摆脱立场”还是“坚持立场”,或者有没有可能“反思立场”?

克里斯·洛伦茨 《跨界》

荷兰哲学家克里斯·洛伦茨(Chris Lorenz)坚定地作出了回应。论文集《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收录了他在二十年间思考、研究的成果。作者首要的问题意识是回应后现代史学理论,尤其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安克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对话。一方面坦率地承认近代以来的“客观性”、“重建事实”的史学路径不可靠;另一方面反对将历史变作叙事、取消历史与故事的区别这类后现代相对主义。洛伦茨借助科学哲学学者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内在实在论”,尝试在抛弃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以降的“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坚持历史具有实在性。历史不是故事,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历史真实表现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并存,而这些解释必须要提出论证。

后现代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
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

首先,洛伦茨分辨了兰克史学被忽视的理念论维度。他指出,兰克的“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ilich gewesen)真正含义并不是经验主义:“它不是事实性,而是强调必须要让记述成为历史的(historical)。”兰克认为决定历史学本质的并不是批判方法,而是理念论。理念论就是他的唯心主义历史理论,形成了他的解释框架或者说观察框架。兰克把历史视为“理念”的展开,只有事实并不构成历史,而必须将事实与内在理念联系,创造有意义的整体,才是“科学”历史学。

强调“历史客观性”的史学大师兰克

如此,我们就看出,现代史学之后的发展,事实上只抓住了兰克的一端,强调“客观性”和“重建史实”,逐渐放弃了对理论的重视。同时,强调“价值中立”,令史家主动退出对评价性的理论的寻求,也就失去了对历史解释背后的理论作批判反思的动力。这种取向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对史家“做出”的历史,其背后的政治、法律和伦理立场缺乏认识。没有意识到史学研究所确定的事实,到底是服务于一种解释理论的。

正是在现代史学的这个弱处,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出了批评。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天然联结,一切只是都是权力的构建,如此史学也不能例外。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纷纷走向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强调历史是叙事,模糊了历史与故事乃至神话之间的区分。借助语言学理论,他们指出叙事因语言本身的特性而充满了隐喻,因此真相就不可认识。

针对后现代主义的攻击,洛伦茨先对现代史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他指出,实证主义对观念有一种深深的二分法:“客观”的经验观察与“主观”的解释,源自古希腊的“知识”(episteme)与“意见”(doxa)之分。对“客观性”的追求是一种“基础主义”的表现,表示存在一种确定无疑、作为基础的“真相”客体。洛伦茨认为,后现代史学的观点,虽然貌似强烈反对实证主义,但事实上与实证主义共享了更深层次的哲学前提。后现代主义同样预设了主客观的二分,而只是把实证主义“倒置”。当他们谈论叙事的“虚构性”、认为叙事不可信时,暗中存在的前设乃是与一种“可信的经验”相比较,事实上并没有跳出基础主义的框架。

进一步,洛伦茨表示,他认同后现代史学的提醒,即对历史撰述所隐含政治伦理立场的反思,实证主义史学在这一点上缺乏意识。但是,他在总体上强烈反对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实在性、模糊历史与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失去规则约束的主观主义,认为后现代史学在哲学层面上是不恰当的。

洛伦茨引入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作为主要的回应。内在实在论原本属于科学哲学领域。在考察了科学史之后,普特南认为科学的发展本身具有不连续性和不透明性,对“真”的描述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同时存在多个描述。这是对实证主义二分法(事实—价值;知识—意见)的超越。将“内在实在论”应用于历史哲学,可以认识到,历史是实在的,不是虚构。但是,并不存在一种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分,此二者都需要在一个叙事框架中作评估。史家从不同视角(预设解释框架)出发,可能就同一历史对象得出不同的叙事,这些不同的叙事都是真实的表达。但是,这些历史叙事都需要提出论证,并接受评估。这是一种多元主义,但并不是相对主义,并且在本质上反对相对主义。

今日世界,人们日益表现出“意见的分裂”,尤其是互相指出对方乃是为某种政治立场辩护,由此区分敌我、拒绝对话,久之,变得几乎无法对话,也不承认有“真相/真理”,每个人都只是在讲一套自己的故事。而当人们拒绝承认可以并且应该追求对“真相/真理”的认识时,原本用于反抗“权力的隐秘统治”的后现代霰弹枪,就可能变作权力统治的另一个隐秘的组件。说到底,唯有真理才能使人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一种好的、诚实而坚定地求真的史学,亦是治疗意识形态病的良药。

在国内学界,“史学理论”专业多少处于一个有点尴尬的位置,洛伦茨则出色地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哲学的研究可以如何与现实的重大问题相联系,并提供一种深入且富有教益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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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自由的缔造者:无地王约翰、反叛贵族与大宪章的诞生》,译有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 《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学导论》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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