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朝华夕拾

浪漫派的敌人

九一九年,三十岁刚出头的卡尔•施米特出版了《政治的浪漫派》一书,这是他的第二本著作。此前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是对诗人多伯勒的长篇叙事诗《北极光》的评论,而他对浪漫派的关注其实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虽然多伯勒对现代社会技术精神的批判让施米特很受用,但他依旧对诗中“浪漫主义的意义冲动”感到不满。大概正是出于这种不满,施米特写出了《政治的浪漫派》,以此锁定了自己的敌人。

要谈论浪漫派当然得先弄清楚何为浪漫派,但要根据行为或立场给出浪漫派的定义却十分困难。浪漫派因其本身内在的精神结构,导致了混乱无序的生活与政治立场,由此造成其概念歧义丛生,对它的定义亦争讼不休,仿佛也陷入了它热衷的那类“永恒交谈”。施米特为了让人明白这类困难,先行展示了一系列针对浪漫派的观点,暗示读者暂时放弃对定义的渴求。面对这种复杂难解的境况,他将先以实例来表明政治浪漫派的特性,在他眼里缪勒是十足的政治浪漫派典范。缪勒作为德国晚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施米特或许察觉到政治浪漫派的特性在他身上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缪勒出版《对立论》时比施米特更年轻,才二十五岁。与施米特一样,他的第一部著作即标示出未来的思想方向。调和各种对立是这部书的中心论题,那种渗透一切的辩证法将一直笼罩着缪勒日后的思想领地,在其萦绕下是非对错将变得晦暗不明。这种晦暗导致缪勒本人的政治立场也同样模拟两可,暧昧模糊。用施米特的话来讲,缪勒那近似于骑墙的态度表明他“不过是任何权力制度热心的奴仆,随时打算抛弃自己思想中有碍发挥作用的成分,吸收另一些成分”。

施米特认为要理解浪漫派必须从笛卡尔着手,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导致了哲学上思想与存在的分裂,后来者为了弥合这种分裂,采取的折衷主义态度则为浪漫派的船帆鼓满了风。远在尼采高喊“上帝死了”之前,上帝就已经从神坛上跌落,那又是什么取代上帝成为最高的实在呢?韦勒克在其文学批评史中曾引述了缪勒的如下观点:我们不应由于一个诗人而忘却更伟大的诗人—人类,或由于一篇诗作而忘却更伟大的诗篇—历史。最终革命派将“人类”推上了最高实在的王座,保守派为“历史”戴上了最高实在的冠冕。事实上,即便剧院取代了教堂,晨报取代了晨祷,世俗化并不能避免人类对最高实在的渴求。在没有晨祷,也没有晨报的时候,取代它们位置的或许便是升旗仪式。当然,浪漫派并非甘心屈尊俯就于新的实在,他们将把两种新的实在浪漫化,使其成为具有浪漫主义用途的工具。浪漫派具有更高的渴求,他们要让自身成为世界的创造者。

无论是上帝或后来的两种新的实在,最终必定要归结到某种秩序与规范上去,而浪漫派则不会止步于此。虽然浪漫派觉察到人类总被某种不可把握的力量所左右,但他们不会把世界看作绝对精神展开的场所。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黑格尔不是浪漫派。施米特认为浪漫派所持的是一种“主体化了的机缘论”,为了调和对立,浪漫派求助于更高的第三者,但总是存有与其对立的实在,于是便转求于更高者,浪漫派成为身陷沼泽的巨兽,只能相信自我的创造力。浪漫派的创造力拒绝任何因果关系,拒绝任何规范,一切都取决于天才的自我。波德莱尔也在少不更事的二十五岁时写过一段话,“浪漫主义恰恰既不在题材的选择,也不在准确的真实,而在感受的方式。他们在外部寻找它,而它只有在内部才有可能找到……有多少种追求幸福的习惯方式,就有多少种美……正如有多少种理想,民族就有多少种理解道德、爱情、宗教等等的方式一样”。当马基雅维里和人文主义者们感叹命运的时候,他们或许还秉持着对某种规范或秩序的信念,浪漫派则使整个世界成为主体创造性的机缘。浪漫派的机缘意味着绝对的偶然性,摒弃任何因果关系,他们缺乏能动性,只是对世界作出感受性回应。一方面,他们持有消极的机缘论,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成为创造性的主体。这构成了浪漫派的核心问题,也是他们最基本的矛盾。他们拥有的是“既……又……”这样的语法结构,他们没有能力作出决断,而作出决断的能力是一切政治活力的来源,故而他们完全缺乏政治创造力,只能如孤魂野鬼般徘徊于审美领域,决难真正理解政治。

在伯林看来,浪漫派张扬自我的主观主义导致了一种韦伯所言的意图伦理,而非责任伦理。因此,伯林把浪漫主义革命看作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危机。“然而”—伯林话锋一转—“像自由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一样(而且我恐怕还必须加上民族主义者甚至法西斯主义者),我们也赞赏那些动机道德,我们赞赏那些无论他们行为可能的结果是什么,都仍然受我们及他们自身珍视的目标的驱使,不去考虑结果是什么的人。”如果把这样的观点推到极致,是不是说希特勒依旧值得我们崇敬?在施米特眼里,伯林肯定是浪漫病患者。他或许会毫不犹豫地视其为敌人,正如他在《政治的浪漫派》再版前言中强调的,他才不愿为浪漫派的“永恒交谈”提供佐料。值得回味的是,成为纳粹首席法学家的是施米特,伯林却被奉为捍卫自由的思想大师。为现代性祛毒的思想炼金术士们调配解药的技艺往往不够成熟,结果总是一次次加剧其毒性,比如施米特的前辈尼采。然而,炼金术士们的努力永远值得崇敬,他们总能够提供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于世界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话,施米特大概是不屑于听的,他会不会将之视作浪漫病发作的胡言乱语?■

(《政治的浪漫派》卡尔•施米特 著,冯克利 刘峰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

一键分享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