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采访

重新发掘马丁·路德的政治思想

文/崇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看了一些关于宗教改革特别是其政治维度的书。Luther and Calvin on Secular authority (ed. Harro Höpfl. Canbridge 1991)一书收录了路德“论世俗权威”一文和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关于公民政府的论述。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路德在“论世俗权威一文”中对于信仰自由的辩护。路德强调,信仰是个人面对上帝的事情,是不能被强迫的。和加尔文不同,路德认为政府不仅不能干涉信仰,也不能用强力镇压异端,因为异端本质上也是属灵之事,用暴力镇压是无济于事的;那样不仅不能扑灭异端,反而会予以强化。在路德看来,只有用上帝的话语才能战胜异端;对付异端不是世俗政府的职责,而应该是由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进行的工作。同样,如果世俗政府试图干涉灵魂拯救的事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信徒就不当顺服,用《新约》中彼得的话说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当然,路德反对暴力反抗,提出的是某种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或者非暴力不合作。譬如当时反对路德的天主教会和君主要求臣民上缴路德翻译的《新约》德文本,路德认为信徒一个字都不能上缴,但也不能暴力对抗政府,宁可因此被抄家或关入监狱。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通常被引用来教导服从的《新约·罗马书》13章,路德将其阐释为对权力和服从的限制。使徒保罗在这里指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路德指出,鉴于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有权力辖制灵魂,因此保罗这里教导的绝不是说尘世权威能够统治信仰,他所谈及的仅仅是在外在的事物上顺服世俗统治者。保罗接下来指出“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路德将这句话解释为,保罗把权力和服从的限制于“税收、荣誉、畏惧这些外在的事物”。路德认为,当保罗指出“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这是“对权力设定了限制:它所要掌控的不是信仰和上帝的话语,而是恶行”。在路德看来,基督对属凯撒的和属上帝的区分明确表明了上帝的权力乃是世俗权力的边界。在路德这篇文章里,《圣经》特别是《新约》具有明确的宪政含义,尽管路德并没有就此提出一套宪政理论。

学术界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纳粹统治时期,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屈从态度可以追根溯源到路德对服从国家的教导。从《论世俗权威》这篇小文章来看,这一看法是似是而非的。路德固然教导民众应该服从国家,但是在信仰和精神事物上明确限制了国家的权威。我看的另一部文集Luther and the Modern State in Germany,(ed. James D. Tracy)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路德和路德宗与德国现代国家的关系。根据该书中Eric W. Gritsch的文章“Luther and the State: Post-Reformation Ramifications”,我们看到,路德虽然赞同国家和教会合作来建立和维护政治和宗教秩序,但他反对国家对教会的控制,特别是到晚年的时候。1543年当萨克森公爵领地试图建立政府对教会的完全的控制时,路德称这一做法来自魔鬼。不过路德本人无力阻止路德宗领土中政治的和宗教的绝对主义的发展。1555年奥古斯堡和约教随国定的原则的确立事实上建立了路德宗地区国家对教会的控制。所以虽然背离路德本意,但路德宗却形成了教会顺服国家的政教关系传统,正是这一传统解释了何以在希特勒当政时,纳粹政府并没有遇到多少来自路德宗教会的抵抗。也正是由于路德宗教会主流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支持,巴特和朋霍费尔均对路德提出了批评。朋霍费尔认为路德在政教关系上只是加强了混淆教会和国家的君士坦丁主义。可能巴特和朋霍费尔对路德的批评是导致他被视为希特勒的精神之父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巴特和朋霍费尔之前,就有不少德国知识分子指控路德和路德宗应该为德国政治文化中的国家主义和专制色彩负责,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韦伯和特洛尔奇。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特洛尔奇在受到韦伯影响下进行的基督教社会思想和新教与现代性关系的研究,都表现出对路德和路德宗的批评,并且都在路德宗之外的新教派别的神学和实践中探究现代性的起源。前者发现了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后者则认为宗教改革的激进派如再洗礼派、清教主义为启蒙运动和现代民主国家奠定了基础。

在韦伯、特洛尔奇、朋霍费尔对路德和路德宗的批评那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德国知识分子面本民族的政治幼稚和堕落时的强烈挫败感,可能出于某种恨铁不成钢和恨屋及乌的心态,他们把他们的矛头或明或暗的指向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国父——路德。他们可能并没有对路德本人散乱在其庞大作品各处的政治学说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时过境迁,今天的学术界应该能够更为客观地对待路德的政治思想,可以像斯金纳强调的那样,把思想家从他的影响史中拯救出来。事实上,路德的政治神学固然与自由主义宪政相去甚远,但也足以成为任何政治崇拜的解毒剂。在路德看来,人在运用权力的任何地方,都会受到诱惑来自我神化。这一诱惑非常强大,在政治中尤为如此。结果,在政治中人们往往看到很多政客不过是“傻瓜”和“恶棍”。当然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路德轻视政治和政治人物。恰恰相反,他认为国家是上帝设立的防止混乱、维护正义的工具,治国者应该是民众的“园丁和照料者”。但是,在路德看来,在政治中,人们也时时要牢记十诫的第一条“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把国家和尘世权威偶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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