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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神话”的精神遗产

零一八年三月五日,是前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去世六十五年忌日。他死后仅三年,就在政治上受到苏共改革派彻底否定,其遗体更于一九六一年被迁出水晶棺,遭到焚尸扬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俄罗斯,除较少人仍在怀念斯大林之外,大部分民众已视他为不光彩的历史陈迹。但斯大林仍受到历史的尊重,他的雕像至今跻身“先贤祠”一般的红场墓园,因为他领导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为战时领袖,斯大林当年也确实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其特有的坚毅与刚强,让苏联避开了一场险些亡国灭种的浩劫。斯大林藉此掀起个人崇拜狂潮,把自己送上了神坛,死后又从神一般的位置上跌落,摔得粉身碎骨。认真说来,斯大林现象、斯大林教训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遗产。

跟前苏联一样,斯大林“神话”即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的错误思潮在中国也曾传播甚广,理由是列宁与斯大林坚定地捍卫、纯洁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革命思想。毛泽东赞誉他们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把刀子。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毛泽东痛心疾首称,斯大林这把刀子被丢掉了。其实,列宁和斯大林并不迷信马克思及恩格斯,曾勇敢发表不同想法,这是他们未能够传扬的“长处”。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家持有“俄罗斯高明而独特”的民族偏执,在“主义”问题上,他们向来离马克思主义不是更近,而是更远。

比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就批评了恩格斯,并修改了恩格斯的某些原理。斯大林更表示,马克思的某些理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共产党宣言》也已过时;相比之下,《联共(布)党史》更正确,这是中央审定、中央批准的统一教科书、统一指南;“是中央编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编的”。那么,“中央”是谁?出于“伟大谦虚”,斯大林没有宣布“中央”就是自己。说及恩格斯,斯大林还干脆表示,我们对他已有大不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这一点,当时别说苏联和中国的普通民众,就是两国体制内的许多专家与学者也都一头雾水。

列宁的著作已经开始“造神”

列宁究竟为什么批评恩格斯?斯大林到底为什么声称对恩格斯大不敬?文革中的中国青年意外找到答案。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号召二百多位中央委员读懂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免上政治骗子的当”。当时,认真听领袖话、努力读马恩著作的,不是体力不足、眼力不济的老干部,也不是孤陋寡闻、无心向学的新干部,而是工厂农村中的一批“理论骨干”。他们是知青,精力充沛,“心比天高”。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中国知青发现,过去不经意间耳闻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警句,原来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石破天惊的是,享有马克思同等崇高地位的恩格斯,紧接著指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恩格斯继续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变成不现实,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平心而论,在中国知青们看来,恩格斯这段话并不新鲜,似曾相识的是毛泽东著作《矛盾论》。

恩格斯这篇《终结》在中国知青和读者中造成的震撼非常大。当时,一些醉心“理论”的知青及文化人见面,几乎都要交流这方面的读书心得。恰逢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大讲须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领域实行专政,他“气势如虹”地提点,“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知青私下挖苦说,恩格斯也说了四个“一切”和全部,你张春桥怎么一字不提呢?

曾给中国知青造成震撼的恩格斯著作

可喜的是文革后,随著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知青“理论骨干”大多茁壮成长起来,有些还进入了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他们对恩格斯思想开始更加深入的钻研和探索。尤其目睹前苏联国运日渐衰败,最终彻底解体崩溃,中国年轻学者更清晰感到恩格斯论述的精辟,目睹“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前苏联,其精致的专制制度、警察国家、王室司法和书报检查制度,终于迎来“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的一天;顺应黑格尔的辩证法,十月革命转化为了自己的反面;红色帝国也应验了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随著民主俄罗斯大量历史文献的解秘,中俄两国知识人对斯大林之谜也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其实,无论什么阶级背景、何种文化程度的领袖人物,几乎都有“迷恋权力”的内心冲动,要后人世世代代地将他铭记在心。只是领袖们的这种念头有所不同,有人是稍纵即逝,而有人却“耿耿于怀”。而斯大林对于身后留名,不仅敏感异常,更早有准备。比如,关于自己早年曾参加抢银行的行动,斯大林忆旧时就很忌讳,“强盗”一词令他很有受辱感。有一次外国记者专访,斯大林被提及生平中所谓“强盗性”事件,对方及时转换话题,仅问对俄国历史上“有思想的”强盗斯切潘・拉辛有什么看法?斯大林表示,我们布尔什维克对斯切潘・拉辛和普加乔夫等类似历史人物向来感兴趣。斯大林等于在冷冰冰地拒绝回答。

沙皇年代革命者抢银行的行动,多由党组织决定和指挥,俄共党史从不避讳,革命成功后还被一些红色编导豪情万丈地搬上银幕,只是主人公不是斯大林。但换成其他人,谁又会在意呢?须知十月革命原本就是无法无天的造反行为,革命者都自诩是“偷上帝胡须、掠沙皇宝座”的盗贼,抢银行何足挂齿?中国民众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年代,藉《我了解他》等红色电影也了解俄共抢银行的业绩。但如此“光辉”旧事为何成为斯大林挥之不去的心病?

苏联电影《我了解他》:有抢银行的描述

这涉及领袖斯大林个人感觉上的“好恶”,在专家看来,是心理学常规,是关乎领袖及一般人的性格常识。而越是深究斯大林内心,人们对他越会从人性上产生“同情”。作为领袖人物,天资不足的斯大林登场俄罗斯革命舞台,最后受到人性规律的无情戏弄,大有几分“无辜”。斯大林是粗鲁、贫穷的高加索鞋匠之子,厨娘母亲含辛茹苦,领袖心中全是母亲惨遭家暴的童年回忆,她尽全力才将儿子送进初级神学院受教育;何况斯大林还有备受歧视的少数民族背景。试跟英国政治家丘吉尔作比较,或者就跟列宁、托洛茨基及布哈林等俄共领导人比照,斯大林与这些文化人政治家的差距有多大、自卑感有多深,任何人都不难想见。这也是斯大林早年在流放地喜读有关法国大革命著作的原因,书中倡导人人平等,他读得如痴如醉,把书翻得破烂不堪。

有多少自卑,就有多少狂傲,这也是人性的奥秘与规律。不难理解,在党内斗争中,为何斯大林身上总是充满强烈的竞争意识,奇葩战术层出不穷,也无往而不胜。政坛争斗从来是弱肉强食的生存较量,而在知识水平和文化教养上,许多党内同志都远超斯大林;但在顽强斗志、精湛谋略方面,他们又远逊斯大林。就这样,斯大林登上了领袖地位。他追求的是精神平等,赢取的是“至高无上”,牺牲的是不计其数的无辜同志。

剥离“神话”,还原斯大林早年的真实经历

但是,斯大林最终仍输在了知识与理性的缺失上。老一辈俄国革命家普列汉诺夫早前说过,历史就是摆放众多人物肖像的画廊,每人都有恰如其分的位置,而根据就是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列宁更说过,政治活动家离世只是肉体上死去,而在政治上却不会死去。所以,可以说,斯大林今天在政治上仍活著,并在目睹莫斯科博物园内的情景,那里堪称另类历史画廊,摆满了各时期被废弃的政治领袖雕像,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鼻子和下巴都被人民砸掉的斯大林。

即使寂寂无名也比遗臭万年幸运和幸福,可惜这寻常道理斯大林生前一点儿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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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专家,前后求学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东京大学。曾任亚洲周刊策划编辑多年,目前定居于美国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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