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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老黄牛式的平庸办公室罪犯

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法庭上看到受审的艾希曼时,心里还是吃了一惊。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甚或可以说庸常之辈,是很难与杀人如麻的恶魔联系到一起的。他不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有一种邪恶的魔力,浑身散发着绝非凡人的气质。艾希曼太过于普通了,个子不高,话语不多,毫无魅力可言。

他与所有那样的官僚机构里的尽职官员一样,就像是一部庞大机器里的一个齿轮,恰到好处地被安置于所在位置上,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的指令,保持机器如常地运转。在听到艾希曼的辩词时,汉娜·阿伦特更是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她数次称其愚蠢。这也激发起她探究的好奇心:为何这样一个人会站在这里,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样的一个庸碌之徒,何以恶行累累,被作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代表,在这里接受审判?阿伦特在审判中对艾希曼进行长久的观察之后,得出了结论:正是他的“平庸性”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

汉娜·阿伦特是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前往耶路撒冷旁听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的。这个审判在当时轰动一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围绕着对艾希曼审判的合理性,以及耶路撒冷法庭的合理性,争议颇多。作为政治哲学家,本身亦是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自然对此审判兴致颇高。在审判期间,她总共发了五篇审判纪实,在《纽约客》中连续刊出。与对艾希曼的审判一样,阿伦特的文章在当时亦是引起轩然大波。围绕着她所提出的观点,其争论直到现在仍未停歇。这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即是阿伦特文章的辑录,书的副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即概括了阿伦特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当时石破天惊,到现在依然还充满争议性。正如书的导言所说,“这颗石子之所以能够激起千层浪,主要是因为阿伦特把艾希曼刻画成了一个老黄牛似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

确实,从哪方面来说,艾希曼都不像是个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或者说他的平庸相较恶贯满盈这个词来说,太不相称了。他自己宣称:“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做过。”他反复说,他并不仇恨犹太人,而且自己亲戚之中还有犹太裔,且他在执行任务之时,与犹太上层还在打交道,与他们愉快合作。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除了有时说大话之外,“天生谦逊内敛”。他还笃信康德的道德律,尤其按照康德的义务概念行事。“我对康德的理解是,我的意志原则必须时刻能上升到普遍法则的高度。”

艾希曼也并非一个嗜血之人,甚至可称得上胆小如鼠。当海德里希给他说希特勒希望对犹太人进行生理灭绝,且向其转述他在前线所见到的情形时,艾希曼说那些话让他“至死难忘”。“我不够坚强,不能听着这样的事情还能无动于衷。我至今仍然记得,在脑海里设想那些画面,然后我的身体也开始不舒服,就好像它也经历过如此的焦虑不安。”法庭也确认:他从没参与过集体枪杀行为,没有真的亲眼见过毒气杀人的过程,也没参与过挑选工人——每次运来的人里平均大约有四分之一首先被挑出来做苦工。

而且他还声称,他在维也纳期间曾经拯救过数十万名犹太人。这一广受质疑的说法,阿伦特在书中说,却得到了犹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认可:“整个纳粹专政期间最矛盾的一章就这样拉开序幕:即将以杀害犹太人民的主谋之一身份载入史册的人,同时也是拯救欧洲犹太人的积极分子。确实也有很多的史料来证明这一点,在法庭提供的材料中亦有这样的叙述。他希望为犹太人争取到一些领土,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热心于马达加斯加计划,即将犹太人送到马达加斯加去建国。

阿伦特还记述了这么一段:“艾希曼从来没有自作主张过,他总是极其小心地‘履行’命令,甚至不愿意主动提出建议,总是在等待‘指示’(所有与他合作过的人给出的证词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而现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做了违背命令的事:他没有把这些人运到苏联的里加或明斯克(到了那里他们就会立即被特别行动队枪决),而是运到了罗兹隔都,他知道那里的灭绝工作还没有筹备完毕。”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艾希曼其实并非一个杀人狂,也非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在审判他时,一位他做检查心理医生惊叹:“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那么这么一个深居办公室的人,何以被如此多的犹太人指控为纳粹屠夫?他的邪恶究竟表现在何处?这恰恰是吸引汉娜·阿伦特目光,也是阿伦特在此书中所竭力弄清楚的事。

说起来,把艾希曼称为平庸之人,应该不算太离谱。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一无长处。他在学校里表现很一般,并早早地辍学,让父母很是失望。他加入了纳粹党,基本上也是从最底层干起。对于纳粹的理解,也并非那么深切。“党纲不重要,你知道你加入了什么。”

他唯一的才干就是组织与协商能力。也正是一点,让其在纳粹党内得以快速升迁,也正是他的组织能力,让数百万犹太人被送上了不归路。他在匈牙利时,与犹太上层积极协商,最后的结果是让数千人“非法”离境转送到巴勒斯坦,条件就是把集中营里数十万犹太人“安静地”输送到奥斯威辛。艾希曼最为自豪的是,让他回味已久的,是他作为纳粹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在维也纳的那一年多。他认为是自己纳粹生涯十二年中最愉快最光辉的岁月。那一年多时间里,他想象出“一条流水线,从第一份文件开始,接下来是相关文书,直到护照作为终端产品”。以此清除了十五万犹太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他最为自豪的是,这些人都是“合法”离境。

艾希曼在纳粹这套系统之中,全力以赴地发挥着他唯一的才干,并且以其勤奋与坚韧不拔,让屠杀的机器精密而无差错地运转,他的性格他的敬业甚至他的平庸,也与这套系统高度地契合,他由此也成为纳粹德国官员中唯一的“犹太事务专家”,他本人亦甘之如饴。他满脑子都是想的升迁之事,只想着如何更好地将自己工作做好,让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人生更加成功。他对成功之人仰慕之极,直到战后,他仍认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是伟人,因为他能够从一个小小的下士,一跃成为纳粹德国的领袖。确实,他手上并未沾上任何一个人的鲜血,但亦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他将上百万犹太人送上了黄泉路。法庭也证明,艾希曼的部门在整个“最终解决”方案中充当了传令员的角色。

“无论做什么,在他看来都是一个守法公民所为”。“他是在履行他的责任;他不仅服从命令,而且还遵守法律。”其实,艾希曼非常清楚,他所合法运送的这些犹太人最终的去向,也知道集中营里所有悲惨之事,但却佯做不知,依然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严丝合缝地执行命令,完美地完成他的工作。他在法庭上说他周围缺乏良知的声音,就像许多纳粹在纽伦堡所声称的一样,认为自己只是以“秉公之心”实施了这些罪行。艾希曼真的没有良知指引吗?他将犹太人送到罗兹隔都一事,就显示出了一丝良善。但正如阿伦特所讥讽的,这些良知只不过维持了四个星期而已。

“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因此,他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在做拯救犹太人的好事。在法庭上,他对指控他造成上百万犹太人死亡脸色平静,而对有证人指控他将一个犹太小孩殴打致死时则暴跳如雷。这也是艾希曼的良知。在他看来,亲手杀死一个人无法忍受,而造成百万人死亡却只是工作而已。像艾希曼这样的人,非常擅长于将所有罪恶之事以合法的手段来进行,且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的成果。当纳粹准备实施“最终解决”方案时,艾希曼竟然感叹到:“一个用法律、条令、规定来对待犹太人个体的朝代结束了”。

他在撒哈拉指控当权者滥用了他的“服从”。他称,“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这句话相当有代表性,直到如今还有很多罪行的执行者以此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但正如耶路撒冷法庭对艾希曼的辩解所回应的:“我们暂且认定,您之所以变成大屠杀组织里一枚任人摆布的工具,纯粹是时运不济;不过,您执行了,从而也支持了一个大屠杀的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艾希曼作为一个个人,在纳粹整体道德冷漠的气氛之下,失去了或者说根本不在意道德判断,对于一切都当成了任务来完成,不经自己头脑的去思考,哪怕杀人之事也惟命令是从,而不以任何良心的挣扎,事后也无任何的不安之心。

但艾希曼所说,亦有一定的合理性。像他那样的人,也许在自由的社会里,在正常的制度下,只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职员。但在自由的空气中,这些小职员也会有自己的思考,也会有自己良知。不过,这样的人一旦处于如纳粹德国那样的体制之中,则就会酿出惊天大祸。而像艾希曼这样不思考的平庸之人,也恰恰是纳粹这样的极权制度所需要的。汉娜·阿伦特说:“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其实,一切极权的制度皆是如是。让所有的人失去思考,让整个社会只有一种思想,才能维持极权制度的存在。

汉娜·阿伦特认为,这种平庸并非只是在如艾希曼这样小人物的特征,其实如希特勒及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人格上虽有着一种邪恶的魅力,但其整体而看也是平庸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平庸。这种道德上的平庸,让他们漠视甚至蔑视人的尊严与生命,没有丝毫的良善之心。而艾希曼这类小人物,不光道德上平庸,人格上也是平庸的。这种人格的平庸,恰恰是独裁者们所欣赏并且利用的。

本书的导言里,作者感叹说:“罪恶的实施者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恶魔提出邪恶的想法,凡庸者则身体力行地自觉实施。他们不去思考,也缺乏道德的考量,还没有同情同理之心,他们享受着被人驱策时的快乐,并在此中有着一种成就感。他们甘愿将自己当成一颗螺丝钉,毫不犹豫地服从于命令,并且将此作为一种美德。当邪恶者叫嚣着大屠杀时,他们就坚决地让大地血流成河。其实,这就是一种愚蠢。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在其《狱中书简》中亦说,愚蠢比邪恶更危险。“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艾希曼身上所体现的,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阿伦特给艾希曼画的第一幅肖像。但艾希曼身上的平庸,还不止于此。

她认为阿道夫·艾希曼“性格中更为致命的缺陷是,他几乎完全无法换位思考”。而且艾希曼也无法自己组织语言来论事,即使是纳粹倒台十多年之后,当他站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之上时,仍然是满口的纳粹官话套话,仍然是满嘴的口号。因此,阿伦特讽刺他是纳粹“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

纳粹有着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其著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纳粹这个标举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正党,对于语言有着近乎迷信式的偏爱。他们发明了许多词汇,也构建了一套说话的方式,充满了大话空话,有着一种狂热的理想与热情,满是自吹与自炫,力图将人纳入其所倡导的迷梦之中。其目的,就是欲以这么一套新话来重构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掌控人们的思想。其实不仅是纳粹,历史上所有的极权主义皆是如此。语言是头脑用以思考的工具,失去语言能力也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极权主义者们以其独特的语言体系,并将这套语言一遍一遍地灌输给你,在你的头脑中烙下深深的印痕,让你自然而然地跟着他们的思路走。

艾希曼浸淫于这个邪恶的制度中越久,他越是失去了基本的说话能力,越来越接受纳粹的新词,并且自觉地以这套新词去思维,整个头脑也就越来越程式化。这就如同他的工作一样,进入了一种自动化的程序之中,一丝不苟地刻板得惊人,就像是一架机器一般,精确而快速地执行命令并且完成任务。他还擅长于喊口号,将官话运用到纯熟。他在受审时曾经道歉说:“官方用语是我唯一的语言。”阿伦特讽刺地说,他根本没有能力说出一句不是套话的完整句。她进一步指出:“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真相。”

最为有趣也最令人为他感到悲哀的是,在他被判处死刑将要执行绞刑时,他人生中最后几分钟仍离开不了那套官方“语言规则”,他的临终留言,也仍是陈腐的官方味道。大段的感慨与说教,将自己当作是一个大义凛然的牺牲者。仍然没有露出一点真性情,充满着陈词滥调。因此,汉娜·阿伦特一针见血地说:“在那最后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

其实,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这样的人,是怀有一些同情的。如果纯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艾希曼很难称得上是罪大恶极,作为大屠杀的实施者,他实在是没有谋杀的动机与意图,也很难说他在屠杀中得益。作为一个小人物,稀里糊涂地被历史推到了那样一个位置上,愚愚蠢蠢地涉入滔天罪恶之中,最后也懵懵懂懂走上了绞刑架,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正义祭品。“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阿伦特认定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缺乏想象力。但她并不认为他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

“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甚至正常得可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绳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等来的。”希特勒憎恨犹太人,但艾希曼并没有,但他却忠实地替希特勒发泄着仇恨。他把屠杀这样残酷之事,只是当成一件工作来做。这才是可怕的,也是汉娜·阿伦特最为担忧的。

让汉娜·阿伦特担心的,并非只是艾希曼一个人,甚至也不仅只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她说,“种族屠杀并非史无前例,它在古代就是家常便饭。”这样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中时时发生,而人们却已习以为常。阿伦特对于耶路撒冷审判有微词,也是引起争论的地方在于,她认为纳粹并非只是对犹太人屠杀,而是在对人类犯罪,而仅将这种罪定义为对犹太人犯罪,其实反而缩小了其罪责。她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对犹太人的犯罪也是一宗对全人类的犯罪”,“因此裁判权只能交付一个代表全人类的法庭”。在这里,作为犹太人的她,将思考扩展到全人类。这一点,她彻底得罪了犹太人。在战后,德国的犹太人纷纷地指摘德国人站在了纳粹一边,让犹太人流离失所。她问到,“难道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扪心自问,假如条件允许,他们中间又会有多少人作出同样的选择?”确实震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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