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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契诃夫那样写作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一直都有一种似有若无的契诃夫情意结,它萦绕在我的意识中,也流注在我的文学血液中。

也许,一个文学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迷上几个天才般的巨匠,并奉为祖师吧?我也不例外,这大半生中,读过、喜欢过的作家不知凡几,可以数得出来的名字可以列出一大串,如高尔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梅里美、狄更斯、卡夫卡、安德森、福克纳、海明威、川端康成、马尔克斯、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老舍、沈从文、萧红、白先勇、黄春明……这个名单可以再开列下去,但已没有必要。可以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总会有几个不同的心仪对象,或仿效目标。只是现在一些原本被尊为导师的作家,已渐渐从我的情感中淡出。在这种情感变化中,契诃夫倒是个例外。从中学时代第一次读到契氏的小说《万卡》、《变色龙》、《一个官员的死》,到后来读《套中人》、《渴睡》、《草原》等等,我对他的欣赏与理解一直在延续、深化。说来,我对契诃夫的钟情并没有逹到迷恋的地步,只能说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敬意,他在我心目中的作家排行榜中一向不在前列,对我的影响、给我带来的文学震撼也不算是最大的。奇怪的是,他总是在我的心中顽固地占有一席之地,而这地位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失、年岁的增长而褪色,相反与日俱增。有时我会想,到底其人其作的魅力何在,可以在我的心中产生如此之深之久的情愫?现在,我终于可以承认,那是一种发乎性情的精神契合。近年来随着阅读的延续,对其人其作理解的也在加深,我对他的崇敬当然也就更加明显。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我已在自觉不自觉地将他视为文学的标竿与灯塔,将他的文学思想和方法当作一种价值尺度,运用于文学的实践中,无论是在研究、教学,还是在创作中,我都有意无意地以他为指引。他,已经无声无息地潜进我的骨子里。

在此,我想从三个方面说说我对契诃夫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其人其作给我带来的文学启示。

首先,我最服膺的是他的低姿态。为甚么我会如此看重这一点?在我看来这关乎一个作家的写作态度,关乎他是否能够真诚地写作。契诃夫之所以可敬,一大美德是他有纯正的文学品格。在这个浮泛的年代,这一点对一个文学人来说尤其重要。君不见当今文坛到处是张牙舞爪的“才子”,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不少人有傲气而无傲骨,有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派,却无独步文坛的能力;还有一些人嘴上没那么猖狂,骨子里却也“盛气”凌人,他们同样目中无人,好像整个文坛只有他自己一人,这些人写作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文学功名,很多时候是冲着奖项而去,为准备拿奖而来。因为奖项可以奠定他的地位,当然也为个人的形象贴上闪光的标签。我不否定奖项,因为有公信力的奖项无论如何总是代表了一定的文学成就,但我鄙视那种追逐奖项的人。这类人在我们的身边还真不少。反观被视为“小说圣手”的契诃夫,这样一个深谙小说创作之道的作家,却有不一样的表现,他在生前从未奢望自己的作品流传千古,反而口口声声说那些作品只是反映其所属的年代,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都受到时代的限制,十年八载就会被人遗忘,当然也从来不曾以大家自诩。时间是个超然的上帝,自有公正的评判,正是这样一个将自己看得很低的人,成了俄国文学古典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也成了开启小说创作新风的巨匠。在俄国革命之前,作家中甚至有一句口号∶契诃夫既出,写文章就不能马虎。由此,也可以印证契诃夫的一个可贵特质,那就是他的谦卑以及写作的虔诚与认真。

契诃夫曾经说过一句话,“医学是妻子,文学是情妇”(Medicine is my lawful wife, and literature is my mistress.﹚,事实上,确实如此。这位学医出身的作家,对文学的痴爱、迷恋是发乎天性的,文学之于他,不是一种生命的装饰,也不是一种换取功名的工具,而是一种抒发的本能,一种不可抑制的需要。纵使他在早期以写作幽默小品来赚钱,也从来没有沦为功利的俘虏。在他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听从了文坛名家的忠告,便改变了简单诙谐、引人发笑的写作取向,而将笔锋转向普遍的人性,把小说这种形式当作解剖社会、医治人心的利器,真诚地为俄罗斯诊断时代的病症,剖析人性的痼疾。最终他完全弃医从文,也正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做时代的记录者、见证人。这是其创作不同凡响也别具价值的因由之一。他的文学追求是纯正的,不带功利目的的,正是这种自觉的使命意识让他乐此不疲、沤心沥血,真诚地书写他观察到的人和事,展示种种人等的生命情态与命运。这固然可以说是一个作家的良心,但契诃夫并不像我们今天的作家那样唱高调,只是张口闭口“良知”却未见有一分真正的体现,契诃夫不一样,他的每一篇作品都体现出对人的关切,对生命的理解。

契诃夫的写作,体现了一个医者的仁心,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仁心仁术,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仁医的赞誉之辞,用在契诃夫身上也完全贴切。其创作的一大特点,即以仁慈之心面对苍生,颇有点我们的诗圣杜甫“沉郁顿挫”、“温良敦厚”的况味。契诃夫本人为人谦和,有一种“发乎中、形于外”的温良气质,他讽刺挖苦社会的畸人、平庸的凡夫俗子,但对常人、凡人又抱持宽厚的态度,有宽大为怀之心。他理解人性的弱点,所以他的嘲讽往往带着悲悯和同情,幽默而温暖。当然,他也有择善固执的一面,对于有悖于人性的事物,则表现得毫不妥协,他憎恶说谎和暴力,讨厌假仁假义,对愚蠢、专制或藉宗教的美名亵渎圣灵的恶行,都深恶痛绝,所以,他无情地鞭挞丑陋的现实,揭露抗议专制的制度。他的创作像他的医者本色一样,志在“诊病”,只不过诊治的不是身体的病,而是精神之病、社会之病、时代之病。要知道,契诃夫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病态的时代,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一样,都是病态的社会与扭曲的人心。他之所以成功,无负世人的钦佩,就在于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地观察、审视,并用那锐利的笔加以深刻揭示。

契诃夫素来被视为“社会凡庸主义”作家,他关注社会上小人物的凡庸、空虚、麻木,并把这些现象称为“人类之敌”,加以讽刺。他是在做唤醒国民灵魂、让麻木不仁的人们惊醒的工作,所以,才会有超乎寻常的创作热情,作品也才会有那种超越时代的穿透力。这一点,在《套中人》中有突出的表现。小说中的古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无论何时都把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平时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穿上大衣时则把领子竖起,加上围巾,耳朵里塞上棉花,仿如把自己也装进了套里。这个与世隔绝的畸人,总是生活得忧心忡忡,怕生出甚么事来,所以口中常挂着一句话“可别闹出甚么乱子来”。他因循守旧,对一切新事物都怕得要命,就连看到年轻人骑自行车上街,都觉得不成体统。正是这样一个死灵魂似的人物,在做着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喜欢告密,令整个学校、整个城镇都变得死气沉沉。这个形象无疑是沙皇专制时代,社会个体尤其是知识界人物的典型写照,其言行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契诃夫通过维妙维肖的漫画化手法,入木三分的刻画,对专制制度的衞道士作出了有力的讽刺,也带出一个有正面意义的警示——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的幽默没有流于浅薄的逗笑,而是让读者通过自己的领悟由心地发出笑声,让人们看到世事的荒诞,看清社会的病态本质,进而感悟其荒谬,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有许许多多像别里科夫那样的“套中人”,但是我们能看到多少作家刻画摹写出这个时代的“别里科夫”?有多少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呼唤,像契诃夫那样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的痼疾,作出精准的解剖,做一个诊治人心的“仁医”?我想,契诃夫之于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正在于这个“圣手”具有横扫鬼魅魍魉的法力。

契诃夫说过∶“大作家有足以号召我们跟着走的方向;他们有一个目标……凡是不要甚么,不希望甚么而且不怕甚么的人,是不能成为艺术家的”。他又说∶“有些人的目标比较近,比方说,废除农奴制度、解放他们的国家、政治、美,或者只是伏特加酒。其他人则目标较为辽远——诸如上帝、来生、人类的幸福等等。其中最杰出的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描述生活的真相,可是除了生活真相以外,他觉得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一点完全抓住了你。他在给诗人普列希耶夫的信中更表逹了自己的价值观,他说∶“我认为世上最神圣的是∶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和绝对的自由——那种不受暴力和虚伪影响的自由,不管暴力和虚伪用何种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这就是我矢志奉行的原则和纲领。由此可以看到,契诃夫有明确的文学理想和目标,他忠实地刻画人生,同时又向人们揭示出现实人生和理想人生的真实距离。他揭示凡庸并非仅仅停留于肤浅的调笑取乐,而是有更深的用意,志在让人们自我醒悟,知自身之苍白、空虚、荒诞,从而作出自我矫正。

那么,契诃夫又是怎样做到“把脉”、“诊病”之效的呢,他的功力是如何得来又如何表现出来的呢?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契诃夫的创作功力和笔法。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医生,契诃夫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他要求作家像化学家那样客观。他的写实功力一方面表现在精心的观察和资料收集阶段,另方面又表现在刻画描摹能力上。他不像那些天马行空的作家,靠荒诞不经的想像、曲折离奇的故事吸引人,而是下苦功夫收集资料,观察社会,他会在札记本上记录有趣的人、事、物,乃至古怪的字眼、名称等,然后作出选择、揣度、组合。从他的作品中,体现这种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实例,比比皆是,如《脖子上的安娜》,描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便展现出不平凡的观察力,“这是一名中等身材的文官,相当胖,大腹便便,保养得极好,脸上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嘴上却不留唇髭。他那个刮得干干净净、轮廓分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倒像脚后跟。他脸上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唇髭,这块新刮过的不毛之地,渐渐地与旁边两个胖乎乎、颤悠悠、像果冻一样的腮帮子联成一片。他举止庄重,动作徐缓,态度温和。”这是一个来自生活的人物,而作者潦潦几笔就勾画出来,活灵活现,神形俱备。

契诃夫的一大创作特色是善于从平凡细微处入手,在看似不经意的勾勒中见出端倪,揭示出深邃的立意、深刻的主题。着名的俄罗斯文学权威马克・史朗林(Marc Slonim﹚在《契诃夫的写作艺术和风格》一文中,曾指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整个结构也是建立在少数寓意深邃的细节上,这些微妙、精心经营的细节暗示并表现出人物的内心生活,特别是藏在若干外表特征背后的情绪。他不敍述事件、情势,也不把一个角色完全刻划出来,他只道出几桩事件,并致力写出一种氛围以及他笔下那些人物内心变幻的感觉。确实,契诃夫的写意笔法,正在于从平凡而普通的人和事身上,透视出一种不平凡的意义,就好像在《万卡》中,小万卡满怀委屈诉说自己的辛酸,并发出卑微的乞求,但他的求援信却注定无法交到爷爷手上,他也注定是得不到解救,结尾那闲淡的一笔可谓四两拨千钧,奇峰突起,形成极大的情感张力,令人不胜唏嘘,实在非一般的手笔可为。

契诃夫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但言近旨远,于平淡之中蕴含幽渺的魅力,靠的是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和领悟,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并通过细腻而精确的细节描写,传递出深远的意旨,这就是他的本事。大文豪托尔斯泰对他曾有这样的评说∶“到了契诃夫一般近代作家的身上,写实的笔法有了极不寻常的发展,在契诃夫笔下,每一样事物都真实到恍若虚幻的地步,他的小说给人一种『立体镜』(Stereoscopes﹚的印象。契诃夫好像漫不经心,随手把文字弄来弄去,可是就像印象派画家似的,他的涂抺是那么奇妙,看来简直浑然天成。”他又惊叹到,“契诃夫是一位怪异、奇妙的作家,他彷佛胡乱地把字丢来丢去,可是他的作品里样样东西都是鲜明、活生生的。这是何等神奇的理解力!契诃夫从来没有写过多余的一节,每一节都是不可或缺的,有生命力的。同行看门道,都是深得其中三昧的人,自然最了解同道的功力和道行。在美国作家中,安德森、海明威、雷蒙德・卡佛,也都是深得其艺术真传的圣手,后者更被誉为美国的契诃夫。他们代表了一种写作的风格和路数。

这一路的小说不是靠情节取胜,也不是靠动人心魄的场面吸引读者,所以,对于习惯于追求惊险刺激故事的读者来说,恐怕难以享受到多少阅读的趣味。他们的小说在大众读者群中便未必是最受欢迎的,这也是他们在中国不是那么“火”的原因吧?这让我产生了一些思索,为甚么契诃夫在他的祖国以及德国、美国等国家享有崇高的声誉,有众多的追随者,而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却未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其实也是跟读者的层次有着直接的关系。看看我们今天的文学,有很多作品的品位不高,停留于市井趣味、低级的感官娱乐,这固然与作家艺术家的修为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读者的层次有莫大的关系。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作家、艺术家普遍缺少一种价值理想和信仰,陷入一种自我迷失的状态,他们连自我反省、自救的能力都没有,遑论匡时救世?同样,有甚么样的读者市场自然就会有甚么样的出品,这应该也同我们的文学艺术水准低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吧?契诃夫面对的是一个喜欢阅读的民族,面对的是一些有鉴赏力的读者,所以,他不乏有理解力的读者,更不乏知音。在这一点上,他是幸运的。

当然,契诃夫在今天仍为人们所喜爱,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的天性和超凡的技艺。他以精准的手笔解剖着沙俄时代的国民灵魂,诊治人心,但又不是仅仅停留于生活的表层,而是深入到人性的层面,自然有跨越国别与时代的穿透力,他的文字不仅触动了那个时代俄罗斯人的心灵,也触动一代又一代世人的心弦。他仁慈的心性,以及高超的洞察力、理解力和表现力,正是我们的作家所欠缺也最渴求的,所以,我想说的一句话十分简单∶像契诃夫那样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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