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华夕拾

话多的女人——玛格丽特·杜拉斯

识杜拉斯的时候我18岁。与她相识是在学校的电影院里,梁家辉主演的《情人》。我觉得片子很闷,只盼望着快点结束好放下一部《大话西游》。

第二次见面是在龚古尔获奖作品的丛书里。因为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大力推荐,专门找了王道乾翻译的《情人》读。一两个小时翻完了,只记住开头和结尾。

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她,从图书馆搜罗她的书。还买了一套随我来到异国他乡。在最初和母语隔绝的日子,每日与她的文字相伴,于是我脑海里的中文也成了翻译后的杜拉斯体,断点的、强烈的、通感的……直到有一天,我的每篇小说里都有她的影子。

后来我不写了。也不再看她的书。然后一晃近十年过去了。我终于第一次正面写爱情。我觉得自己写得很糟,总禁不住的想杜拉斯会怎么写。想到却不敢看,怕看完彻底没法写了。我觉得杜拉斯是有很强大感性力量的作家,而我完全不是那个路子,我一点不想模仿她。可她对我的吸引力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一写完了自己的东西就把杜拉斯的书都翻出来了。这次我看得很慢,三天过去才看完五万多字的《情人》。哦,原来是这样。

1.故事

故事的大概是,法国女孩我,在越南与母亲、两位哥哥一起生活。由于母亲的错误投资和大哥的烂赌抽鸦片,一家人非常贫穷。我与一位中国大家庭的长子相遇并相爱。最后中国人给了我们钱,全家离开越南回到法国。

情人的故事杜拉斯不知道写过多少遍。最明显的有三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在很多的小说里也有影子,比方她的第一本书,《厚颜无耻的人》。同时,在《情人》里又有她其他小说人物的原型,比如《副领事》。我觉得很奇怪,杜拉斯一生经历丰富坎坷——革命,丈夫被抓,三人行,拍话剧电影等等,随便拿来都是极好的素材,她却总是在写遥远的殖民地故事。她不写现在的爱情。比如她年老后的年轻情人扬,在她的书中永远只是一个侧影,一个没有性格没有面孔的符号,偶尔闪现。她似乎只想写有距离感的往事。在“情人”这个题材范围内,她写的都来自于她的经历,她自身的痛。她如此迷恋这个故事,反复书写,让我想起她的话:迷恋是一种吞食。

杜拉斯是疯狂的。因此这个表面上并不疯狂的故事(每个人都做出理智选择,争取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却有种疯狂的意味。

2.结构

《情人》的结构给人随心所欲的感觉,完全把读者牵着鼻子走。不光打乱时空,而且人物之间的跳转也很多。唯一将这些牵连起来的,大约是情绪。
王小波是这么说《情人》的结构的——

“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她很喜欢《情人》那种自由的叙事风格。她以为《情人》是信笔写来的,是自由发挥的结果。我的看法则相反,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始,到结尾的一句“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事实上,《情人》也确实是这样改过,一直改到改不动,才交给出版社。《情人》这种现代经典与以往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需要更多的心血。”

现在再看王小波这段话,我有一点疑问。因为我似乎在某本传记里读到过杜拉斯说《情人》是她口述而来并未太多修改。她真的反复调整过结构吗?我更愿意相信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天然的。因为我觉得天然的作品有如神作,有接近于自然的力量,比人工的更精美、自然、超出想象。叶芝曾在诗里说“A line will take us hours maybe; Yet if it does not seem a moment’s thought, Our stitching and unstitching has been naught. (一行诗也许要我们几个钟头,若它读来不似瞬间的感发,我们斟字酌句也只是白搭。)”
《情人》的结构不管真是反复修改而成,还是口述得来未多加调整,我作为读者的感受都是一气呵成, “似瞬间的感发”。

3.语言

中学学过孙犁的文章《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对好的语言总结如下::(一)明确。(二)朴素。(三)简洁。(四)浮雕。(五)音乐性。(六)和现实生活有紧密联系。拿来参照杜拉斯的作品,不明确,不简洁(或说,有时候不简洁。),和现实生活有一点距离。至少三条不合格。尤其是第一条。受中学语文教育长大的我,从来没想过好的语言是可以不明确的。而我这次重读杜拉斯的收获是,原来语言不但可以是暧昧模糊的,甚至有时候必须这样。比如说,当作者也不知道主人公怎么想的(一个人的想法可以用语言完全表达吗?)。比如说眼前的风景让你想起了不止一种心情(那么我不如将风景比作一件事物,一件你可以自由填充自己心情的事物,而不是告诉你乌云让我忧伤,阳光让我豁然开朗……)。不确定性的丧失是科学界的老话题了,文学艺术上更是如此。模糊比明确有更复杂、多元的内涵,引诱读者完全沉浸在书中,放任读者自由想象,参与创作。这倒应和了杜拉斯的一句话,“阅读即写作”。

与模糊相关的语言特色是自相矛盾。我越来越发现,作家的聪明经常是言辞上的聪明,他们将人生中的故事加以修改、嫁接,总结一些道理,再引用(或运用)一些哲学,就能够呈现出醍醐灌顶般的效果。但有一些作家,还是每每让我高山仰止,杜拉斯算一个。她的聪明在于她对事情本质的理解。她不去总结泛泛而谈的东西,她不做简单的价值判断。她的世界是矛盾又统一的。

谈到两人关系时,杜拉斯写道“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

这里首先人称不太一致。“他对我说:因为‘我’有钱,‘你’才来”是直接引用,而“我说我想要‘他’”又是间接引用。内容也有点不清楚。包含的意思是,女孩喜欢他,也喜欢他的钱,到底是为了钱喜欢他呢,还是因为喜欢他而希望他有钱?没有钱又还会不会爱上他?再考虑故事的背景,女主人公只有15岁,两人地位悬殊,种族不同,对话的内涵就更丰富了。但作家绝对不会用,那时我“很傻很天真”来提醒读者。在物质和爱情之间,杜拉斯使两者和谐统一,却互相抵触。她的语言那么举重若轻,好像爱情和金钱天生平等,无论出于哪种选择女孩都清白无辜。

还有小说中很多次写到两人的爱情。她爱他,爱得要死。她爱他的钱。她从未爱过他。她爱她的家人,甚至最爱她的家人,她爱海伦(中学女同学)……这些表白有时矛盾,有时太过绝对,有时感觉混乱,超出我的经验,但是在整本书里,又完全能够自圆其说,反而比我们习惯的单一明确的叙述方式(比如我爱他,需要钱,我深爱的家人也需要钱,我对女同学有欲望,想把她作为一个礼物献给爱人)更余味无穷。

杜拉斯说:“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一个深爱过的人,一个爱过无数次的人说自己不曾爱过,一个成名作家说自己从不曾写过,在这自相矛盾的话里,你体会到了什么?我恰恰觉得,她完美的诠释了爱情的虚无、虚幻与不确定性。这和写作一样,和生活一样,和宗教一样,和宇宙一样。这样的模糊,有电光火石间揭示真相的效果。

与模糊一样明显的杜拉斯的语言特色是尖锐。那种感觉有点像看电影,一段黑乎乎的场景,不确定发生了什么,突然几句对话,或者光线射进来,真相的猛然涌现像一把匕首划破黑暗,让人顿悟的同时又感觉到痛。

杜拉斯借女孩的眼光描写父权压制下的中国情人:“他这个人又总是胆小害怕,他大概用多和女人做爱的办法来制服恐惧。”

写到女孩厚颜无耻连亲兄弟也不断打骂的哥哥:“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到底作者在用战争比喻人,还是借写这个人控诉战争?这个比喻远比毒蝎心肠之类含义丰富、生动尖刻。

4.感性之美

我有时候想,一些作家是可以不痛的,有些作家却是以血泪写书。两者并没有高下。就像有人用间接知识了解世界,有人用直接知识了解世界;有人通过思考,有人通过行走;有人通过逻辑思辨,有人通过经历实验。杜拉斯倾向于后者,大多数女作家都倾向于后者。后一种模式的作家,有两个陷阱,一是虚荣不诚实,二是感情用事,没有头脑。杜拉斯或许有她的毛病,但正好没有这两个。她惊人的坦率诚实,也许源于她对所谓世俗价值观的不屑;她提到自己年轻时的美丽,也不是如今小资间流行的“宽大的校服也遮掩不住蜂腰鹤腿,短发上别一支红发夹就艳光照人”这样的自恋。她的美丽夹杂着早熟、自信和欲望,是种触手可及、有内容可品味的性感。她更不因为感性就让情感牵着鼻子走,事实上,她对政治、社会都有惊人的犀利眼光,并不是不懂得分析,恰恰相反,她说出的话经常一语中的。

在《北方情人》里她这样提到种族差别:(富有的中国情人因为睡了女孩请这家一贫如洗的法国人吃饭)“两个哥哥不与他说话。当着家人我也不应与他说话。原则上我不该爱他。在一起是为了钱”……“因为他是中国人。”

法国殖民者,可以为金钱低下高贵的头,却不能因为爱情。多么的讽刺!

母亲这样向中国人解释她无原则的包庇、溺爱无能且邪恶的儿子:“先生,即使是爱一条狗,这种爱也是不可侵犯。而且不用向任何人解释。”这种对母爱的解释是不是深刻得近于残酷了?但难道不是和甘甜的乳汁一样真实?

其实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现实的关怀,就像她自己说的:

“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所涉及的问题的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了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之外,其他我并没有思考什么。”

这句话和它真实的意思似乎有些偏差——杜拉斯的话常常不能严格地按字面解释,只能凭直觉,或说一种被颠覆过的逻辑。我的理解是:社会不公正才是她文章真正的主题,而这一点,并没有外露地反映出来。

杜拉斯是很入世的作家。《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平原上一批批吃青芒果死去的孩子,妇女们年年鼓起的肚皮,以及那辆轮胎里塞满芭蕉叶的雪铁龙,和绑在油箱上加水的哑巴下士……当然还有那个疯狂的偏执的甚至恶毒的母亲;所有这些构成一幅极真实的殖民地生活画卷。整篇小说就浸泡在那样逼得人想哭喊的贫穷之中。比之文学史上的其他现实主义的大师们,杜拉斯在这方面的笔力毫不逊色。她绝不是像一些人误解的那样,从事私人写作;她的入世首先被表现为绝望的力量——毁灭吧,她说。毁灭的绝望之下,一切叙述都感性、强烈又冲动。这正是杜拉斯文字感染力所在,建立在清醒之上的疯狂。

我曾经有种倾向,以为理性比感性好,理性的人比感性的人聪明,甚至推而广之,认为现实强过浪漫,思辨胜于感怀等等。后来发现我错了。这无关智力,也没有优劣。杜拉斯的在小说极端的感性,却照样有很多对人心、社会、世界充满思考的句子,不是长篇大论辩证式的,而是像闪电划过天际,瞬间的光芒,继而沉寂。我读她的书,时常像在迷宫之中,依靠那急促的光明辨识方向。

2002年,我从图书馆借的最后一本和杜拉斯有关的书叫做:In Language and in Love Marguerite Duras: The Unspeakable(语言与爱之间,玛格丽特·杜拉斯:无法言说)。
语言是拿来误会的,爱情是无法传达的。关于杜拉斯,关于她的作品,关于我读她的感想,这都是无法言说的。

为什么还要表达呢?

因为我们是话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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