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剩余价值”

年二零一八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五月四日,北京隆重举行纪念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并发表关于马克思的万余字讲话,“向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感受科学真理穿越时空的光芒”。更瞩目的是,央视推出六集电视片《马克思是对的》,向广大观众普及马克思的生平与基本观点,制片方与导演还让各地名牌大学的学生出镜,由他们来讲述马克思的部分故事。意图再明显不过,这是要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的薪火将由中国的年青一代来传递。

屏幕下观众对电视片兴趣尤浓的,却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中老年一代,而博他们眼球的,正是片名《马克思是对的》。他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及上山下乡,整个青春年代都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度过。数千年来,农民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弱势群体,“受苦人”是他们的集体名字。在中国,早前对农民、今日对进城民工最具人道情怀、最有“命运共同体”认知的,就是这批去过农村和边疆的知青。

那么,马克思早年对德国农民的强烈同情,又是怎样叩动中国知青心弦的呢?青年马克思走上社会,最早在《莱茵报》编辑部打工,曾撰文为贫苦农民拾捡私人领地枯枝的权利而伸张正义。马克思熟悉罗马法关于私权的阐述,认为农民拾捡枯枝之为是中世纪以来一切体制中所能看到的私权与公权的结合。在最贫苦阶级的习惯权利中,有一种本能的权利感,“其根源是实在的,合法的”。百多年后的中国知青胸怀青年马克思的启示,面对农民同胞几近一贫如洗的经济困境,自然不可能熟视无睹。

其实,马克思先于为农民权利辩护的,是对言论及出版自由的声张。他认为,写作是绝对的个人行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他人的工具;写作自由之可贵甚于生存权。马克思说,接受官方审查的媒体最根本的缺陷是伪善,而伪善又产生其他诸多缺点,其中包括毫无美感、令人厌恶的压抑情绪。对于坚持自由的报刊,他称颂是“人民的敏锐眼睛”,但也不能排除遭遇官方审查的危险。除了官方审查,马克思对作者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认为不能在生活压力下为金钱而写作,这种写作态度也是对言论及出版自由的伤害。

近年,“命运共同体”之说在中国不胫而走,且为广大民众耳熟能详。刚开始反倒是一些研习思想史的学者对该说感到迷惑,想不到源头竟是马克思早年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构想: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们利益相融、互为依赖,“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如何进入未来世界,毛泽东另有想法,“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根据这一研判,毛制定推进世界革命、准备打仗的战略,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今天,中国知青回忆自己的青葱年代也不禁大为羞愧。曾几何时,他们自诩为“任重道远的光荣一代”,将亲手埋葬“帝修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及各国反动派)”;脑海终日回响着毛语录等豪言壮语。可喜且可贵的是,二零一三年三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知青出身的中国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追寻和平和谐、天下大治的理念,即今日大行其道的“命运共同体”之说。

对于革命成功后,劳动人民如何保卫胜利成果,马克思也提出十分宝贵的忠告:牢记巴黎公社原则。具体说,作为国家主人的劳动者要实现“人民管理制”,取消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吏高薪,成立“廉价政府”,行政机关不可具有压迫性;官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须由人民选出,又受人民监督,一切特权都须废除;绝不能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式压榨”,不得靠农民劳动以自肥,要免除对农民的一切血税,将重大益处直接予以他们。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三项措施是:一,普选产生公务员;二,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熟练工人;三,经人民群众监督,公职人员可随时罢免。恩格斯指出,这些措施能够可靠地“防止国家官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以及可靠地“防止有人藉升官而发财”。

关注最大多数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保障思想、言论及出版自由;打造“命运共同体”,构筑和平和谐的国际环境;建立劳动者所期盼的清廉正直的政府。如果就此来总结及评价马克思的价值,人们的回答自然将呼应央视纪录片的题目——《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的这四条也算是明白无误的治国理念,能引领人民走向“和谐、幸福及共同富裕”,无可争辩地值得赞扬与肯定。

可是,马克思可否受到批评?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方法,可以批评。习近平在近日的长篇报告中更表示,“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并转述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在曾席卷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与地区,推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该主义的真理性已大打折扣。认真严肃的民众今天都承认,马克思最重要作品《资本论》虽仍不失为有价值的学术着作,但书中有的论述却显见错误。实践证明,剩余价值只是助推贫富分化的一种经济现象,马克思想要通过消灭分配不公,建立平均分配的公有制,从而消除贫富差距分明是不可能的任务。私有制被铲除非但不能促使社会财富积累,反而消除了令社会前进的激励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出垷的混乱、无序及周期性危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环境中同样会出现。更尴尬的是,报酬无差别的繁重工作、完美计画的意外破局与不受处罚,形成了人类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无效劳动。可“均贫”却不能“均富”,更有数以千万计的合法公民被无辜夺去生命,百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壮丽诗篇”,变奏为一出任何人都笑不出的闹剧。而最辛酸的是,由马克思论述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在客观上警醒现代资本主义克服弊端及转圜危机,令经济、科技和社会获得高速发展的动力。正如有人笑称,《资本论》救了资本主义,而马克思的僵化教条却断送社会主义。对此,马克思难道不必负任何责任吗?

世界各国及俄罗斯今天都极其羡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胜利。其实,早在七十年代末,当前苏联还挟着“发达社会主义”的薰天霸气入侵阿富汗之时,中国改革派领袖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就以“马克思主义是工具、是方法”的思路,挥别了强推计划经济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教条,同时又不忘高唱“搞社会主义一百年不动摇”,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既不像社会主义、又不像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不归路。这种性格特征恰如俄罗斯“小说之父”果戈理所形容,“既不像鱼,也不像肉”。可惜在主义问题上,才华卓越、性格刚烈的前苏联却勇撞南墙不回头,迎来灰飞烟灭、彻底崩盘的结局。

国家命运何尝不是人的命运?电视片《马克思是对的》中,许多当下大学生出镜成了马克思故事的撰述员。这让人联想当年,多少老三届知青的下乡行囊中都有过一本厚厚的《马克思传》(梅林所著)中译本,该书文革前已出版,文革中再版。《马克思传》在中国知青中掀起“读书热”及“理论热”,也点燃了他们议政论政的激情。今天,人们惯于颂扬当年中国思想界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而实现“华丽转身”,殊不知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却是何等地“惊天地、泣鬼神”。当时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绝不遥远,彷佛就在昨日,广场呼唤也好像仍在人们心间回响:“欲悲闻鬼叫,我哭犲狼笑。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这难道不是中国年青一代对马克思主义真理部分的追随?是文革及上山下乡令他们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

一键分享

About

俄罗斯文学专家,前后求学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东京大学。曾任亚洲周刊策划编辑多年,目前定居于美国西海岸。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