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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的限度

于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遭际和言论,相信大部分中国读者是从《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一书中获取印象的。我喜欢《见证》,虽然此书的真实性大有争议,但我认为其中一些论述平实、深刻。不过,我读伏尔科夫写的引言,见其将肖斯塔科维奇视为俄国文化中以装疯卖傻,狂言反语讽世的“颠僧”(又作“圣愚”)角色,并称“既然踏上了颠僧的道路,肖斯塔科维奇也就对他自己所说的一切卸脱了责任:任何语言都已失去它表面上的意义,即使是最高的颂辞、最美的辞藻。关于人所熟悉的真理的宣讲却原来是嘲弄:嘲弄往往反而包含着可悲的真理”(花城版中译本,第9页)时,我是深不以为然的。如此说,是不是太方便,太无辜了?事情,真就是如此简单吗?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以肖斯塔科维奇为主人公的小说《时间的噪音》,则时时提醒读者:事情即便一目了然,也不是简单的。如果,事情是简单的,那么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人物,还会闪现触目的火花,引人深思吗?

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时间的噪音》并不作一个传记式的看上去较完整的描绘,而只截取他一生中三个重要的“时刻”:1936年,斯大林观看肖氏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时中途离场,《真理报》之后发表谴责肖氏等人的评论《混乱取代了音乐》。次年,肖氏被当局找去谈话后,连续十个晚上等在电梯旁,等待被逮捕;1949年,肖氏受斯大林指派,前往纽约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发表当局给定的演讲稿,攻击斯特拉文斯基等人;1960年,肖氏加入苏共。小说以此三个“时刻”为中心,辅以“闪回”手段,截取肖斯塔科维奇生命中另一些具意味的画面作补缀。有意思的是,《见证》中,对这三个“时刻”,撇除相关背景之外,几乎全未触及。《见证》中,肖斯塔科维奇说,这是关于他人的回忆录,而非关于自己的。这自然是不太能当真的。关于谈什么,不谈什么,《见证》中的肖斯塔科维奇有自己的拣择。避免谈论什么事情,也是有意味的事情。

巴恩斯在《时间的噪音》中拣择的三个“时刻”,有相当大的空间,供小说家深入挖掘肖斯塔科维奇复杂、矛盾、左冲右突的心绪。《见证》中,肖斯塔科维奇的话语之间,有一种超然;《时间的噪音》中,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人物颇为暧昧,在不确定中游走。虽然,肖斯塔科维奇自己,或其称颂者,能为他的处世之道找到一种“合法性”:险恶时代,保存生命乃第一要义。那么,说些违心话,干点违心事,便是必要的生存策略。而且,这些违心话、违心事,客观上来说,也未造成什么显明的大的伤害。与此同时,说这些违心话,做这些违心事时,肖氏还表现出了一种显明的抵触的姿态,让人很容易就看出那是“违心”的。如此,这些话语、行为就成了反讽——这正是伏尔科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为表明肖斯塔科维奇的清白所强调的手段——更重要的,还有艺术作品这一更高级别的“补救”手段:那是一片净地,艺术家无需装模作样。

肖斯塔科维奇可以这样申明“合法性”;他的支持者也可以如此证明他的清白;作为某种意义上与肖斯塔科维奇隔得很远的、没有受到哪怕十分之一压在他身上的强力因而并无太多发言权的局外人,我们觉得,肖斯塔科维奇的作为,亦是可理解的。可是,尽管如此,《时间的噪音》中的肖斯塔科维奇,却时时表现出自我怀疑,“无法心安理得”(第195页),自认是神经病、懦夫。

为何如此?朱利安·巴恩斯给出的答案是:作为那种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保持清白的“反讽”手段,合法性不足。

在我看来,反讽,是《时间的噪音》这部小说最重要的话题。与这个话题相比,什么懦夫,什么英雄,都是皮相之谈。小说里,有大段大段的关于反讽的直白探讨,读来使我震动。《时间的噪音》承认反讽的作用,但这种承认,更多的是赋予它一种上解剖台的资格。它有多大的作用?取得了怎样的效果?有何副作用?在《时间的噪音》这个解剖台上,是显明、刺目的。比如反讽的效果,巴恩斯就认为是深可怀疑的: “但是,他(引者注:指肖斯塔科维奇)不再那么肯定了。那可能是装模作样的反讽,就像会有自鸣得意的抗议。一个农家孩子把一颗苹果核扔向一辆路过的汽车。一个喝醉的乞丐脱下裤子,朝那些可敬的人们露出光光的屁股。一个著名的苏联作曲家往一首交响乐或弦乐四重奏里塞进了微妙的嘲讽。无论动机,还是效果,这里面有差别吗?”(第218页-第219页)

反讽这种东西,亦有一种“自返性”:你以为在讽刺别人,事实上往往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了。有一种关于反讽的反讽。有多少人体察出了此种情境?恐怕是不多的罢。这一点,可参看《时间的噪音》中译本第106页,那段“权力与公民第二单簧管”对话,是肖斯塔科维奇与对他作品有意见而要求作出修改的指挥家之间对话的戏仿,权力和肖斯塔科维奇用一种相似的轻松方式打发了后两者。读过《见证》的人,对这个段落,会有更微妙的体会。此处足见朱利安·巴恩斯的敏锐。

关于反讽,《时间的噪音》中还有其他不容忽视的探讨。朱利安·巴恩斯提出:“讽刺是有限度的:你不能一边在信上签字,一边捂住鼻子,或背着手,相信别人会认为你并不当真。”(第208页)对于此种困境,《时间的噪音》里有一种强大的悲观的声音,认为在强权的压迫之下,人们的神经已被碾碎,无法想换琴弦似的更换神经线:人生进入一个逼仄之境,就只能待在那个逼仄之境了。在我看来,巴恩斯这里不仅触及了反讽的限度,也触及了艺术的限度,甚至语言本身的限度。这一切,都要求人们在反讽等等之外,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声音听上去乐观了些,但很可能会被指为蠢笨的、不切实际的。

朱利安·巴恩斯是清醒的,有些人可能会责他是太过清醒的,撕裂不少东西,让人难以直视。但是,对于无限度的反讽的清醒认识,有其深广的意义。虽然,《时间的噪音》描摹的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但是,刻下,无视反讽的限度的状况亦是普遍的,犬儒主义亦是普遍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时间的噪音》所描摹的反讽展现出来的荒芜,在当下也是普遍的。■

《时间的噪音》,朱利安·巴恩斯著,严蓓雯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1月版,定价:38.00元。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定价: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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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小说家、书评人,现居杭州。曾在《收获》、《江南》、《山花》、《上海文学》、《西湖》、《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发表小说、评论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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