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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举的一些细节

日参观了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学宫东侧的江南贡院,即中国科举博物馆,利用原来的贡院旧址改造为博物馆。此地始建于南宋,鼎盛于明末,曾是中国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贡院,但毁于太平天国。洪秀全作为落第秀才,占领南京后废除了四书五经的科举,但亦曾经于此地多次举办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考试内容为《新约》、《旧约》、《天王诏书》等。而且各王皆可举办,各自选拔。“天试”即天王的考试最多,一年数次,前后20多次,产生20多名状元。占领南京后,曾国藩在此基础上重建贡院,一度繁荣,但1905年科举被全面废除。周围的考棚多已被占作他用,好在明远楼、飞虹桥等重要建筑没有拆除,这些年经过努力,基本恢复了当年贡院的面貌。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非正常科举。如太平天国的科举(太平天国科举还可分成几个阶段,考《圣经》是占领南京以后的事。早在永安突围期间,洪秀全就组织了第一次科举,还是考四书五经,让冯云山中状元,名正言顺封为南王)。又如吴三桂本人是武举出身,但他在清初造反期间,定都湖南衡阳,也自己开设科举考试。

认识江南贡院,首先需要认识江南贡院的基本地形和建筑结构,这点非常重要,与考试制度以及防止作弊都有直接关系。贡院外有高墙,墙外为贡院街,平时严禁百姓违章搭建,考试时严禁百姓靠近。贡院四角有岗楼,主要监视贡院外的情况。贡院内有一池水,将贡院一分为二。这个水池一是为了防火(那么多人密集聚集在狭小空间里,防火极重要),二是为了隔开考生号舍与考官所处位置。

水池上有一座石桥,叫飞虹桥。飞虹桥是隔离考生与考官的核心设置,考官绝对不能走过飞虹桥。考生自然也不能走过。民间有俗语,“卷子过了飞虹桥,举人一半拿到手”。似乎是指,考卷经过红字誊抄后,由阅卷人初选后,选送一部分考卷送至飞虹桥那一端的主考、副主考那里阅卷,所以才是“举人一半拿到手”。

飞虹桥考官这一端还有一座重要建筑叫做明远楼,非常气派,建于嘉靖年间。官员在明远楼上可以看到每一个号舍的情形,所以主要起到监视作用(类似边沁设计的监狱瞭望塔)。同时,在考试开始结束时,也由明远楼发出指令。

科举博物馆部分恢复了这些地面建筑。现在恢复了206间考棚,而全盛时有2万6千间考棚,现在仅为百分之一。考棚的宽度大约一米二左右,三面是砖墙,只有一块木板用于写字搁手。一个字号的考棚大约六间,共享一条走廊。看林纾的回忆,考试时可以到走廊里活动手脚,也可以与同一号的考生交谈(如果别人愿意理你的话)。但不得走出这个字号。

为保持地面建筑,展示主要设置在地下,挖了四层,成为一个地下博物馆。里面搜集科举相关文物很多,也试图总体回顾中国历史上的“选举”制度。已有很多著作研究过这些制度(如宫崎市定大名鼎鼎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另外宫崎市定还有一本小书《科举》,一直未见译本,不知何故),科举博物馆的收藏并不能有效反映早期选举制度的变迁,这有点强人所难。另外一点,虽然科举制是隋代建立,但隋唐五代的科举与今日大众所熟悉的科举相差太远,一般寒士也完全没有机会靠读书翻身。宋代情况稍有好转,寒士的机会稍微多一点,但仍然不那么多,科举内容也在转型过程中,仍不是大家所熟悉的科举。元代只有后半期有科举,汉人南人左榜,蒙古人色目人右榜,也很扭曲。元代科举最大意义是确定了朱子学的核心地位,所以到明清,科举才定型为大家熟悉的内容和形式,而科举博物馆最有价值的收藏也正是这段时期科举的文物,可以体现出许多科举细节。

 

首先是籍贯问题。明代洪武年间就出现了“南北问题”。南北文学文化水平差异太大,为了平衡,朱元璋设计了“南北榜”,后来实际为“南北中榜”,各有比例限额(南55%,北35%,中10%)。即在最后会试取进士时,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取。在殿试评定状元什么的时候,基本还是南人。到了康熙年间,规定分省录取,这个问题基本解决。当然这是会试层面的平衡,会试的激烈程度本就弱于乡试,江南等地乡试的惨烈程度仍然是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

现在大家热衷于讨论科举中的“夹带作弊”,但进考场前一般要层层搜身,并不容易。更严重的是“冒籍”,即高考移民。顺天府(北京)是大家最喜欢乡试冒籍的地方,因为基础教育水平并不高,竞争并不激烈,但乡试名额尤其多(有国子监,必须照顾)。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客家人。广东、福建、江西一直抵制客家人乡试,占用名额。客家人长期斗争,一直到雍正三年允许客家人参与考试。科举博物馆收了一份清代客家人在江西参加乡试的试卷,试卷上注明客籍,表明是单独名额。客家人为乡试权利苦苦斗争,也成为客家人自我认同和标榜文化传统(区别于粤人和潮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晚清,客家人洪秀全、冯云山参加科举已完全不成问题。

对付冒籍的基本办法,第一是要有人作保(比如前辈优秀的秀才禀生),甚至多人作保,一旦查出冒籍,全部牵连查处。第二是要写清楚宗族谱系,祖先三代,甚至要带好谱牒类似今天户口簿。第三是用文字描绘相貌。第四是康熙以后在童试阶段就推出“审乡音”制度,即面试方言。审乡音挺狠,外地移民替考就很难了。所以冒籍替考,一般也是找同乡。比如鲁迅被逼考秀才,参加过府试以后不愿去考了,他母亲不想浪费名额就让他叔叔去代考了,虽然也没考上。

到了清末,冒籍变得时紧时松。比如康有为多次冒籍到北京去考乡试,但仍然没有考上,最后还是回到广东考上的。又比如张謇,年轻时考秀才没有人担保,他老师想出冒籍的办法,让他改名作为如皋一个秀才的儿子去考试。张謇考取秀才后,多年来一直被这个假冒父亲敲诈勒索(因为此人陷于赌博不能自拔),否则就要揭发他冒籍。为此他压抑了很长时间,后经地方官员介入、礼部批准,张謇终于回归原籍,四十多岁才中了进士。冒籍行为在当时颇为常见,比如清代弹词《珍珠塔》里方卿中举用的就是冒籍方法。

在科举博物馆里看了两本《登科录》。现在已有多种版本的各个时期的登科录,可以从中整理出历代的进士名录。《登科录》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同年”的重要性。登科录都是每届做一本,从宋代至今,非常完整。每一批的进士,经历了会试、殿试,又可能同入翰林院做庶吉士,关系都极密切。后来在上博看张元济文献展,看到一本张元济的册子,相当于今天的同学通讯录,谁谁谁住北京哪个胡同,谁住南京,谁住广东,都标注清楚。张元济有事找同年唐文治时,非常自然。而蔡元培与张元济同年又同乡,以后在上海时住在张元济家里更是顺理成章。又比如,清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乃武最初就是靠一同考上举人的同年朋友帮助,才找到胡雪岩的关系,进一步找到夏同善的关系,最终一步步翻案。

除了文化考试外,清代科举考试还有一个环节,必须考《圣谕广训》,类似今天的政治考试。难度不高,但必须过关。这种制度外国人都知道,中国人却不太重视。

展品中有一份清代的“膏火清单”,即给禀生每月发放的油盐柴米菜钱。近日读了伍跃的《中国的纳捐制度与社会》,意识到禀生(以及增生、附生)的比例都极低,属个别现象,而且要排队,多有秀才二、三十年仍得不到入禀的机会。到真正入禀的秀才,是可以获得这样一些油盐菜钱的。过去对于禀生、增生、附生这些公费秀才的研究还很不足。

 

再来看江南贡院的具体用途即明清乡试的具体过程。首先是考试入场。乡试一共要考三场,第一场四书五经,第二场策问,第三场诗赋,每场都要考三天。考试内容在变,明清以后,第一场是四书,第二场是五经,第三场是策问。以后考生如果进京会试,仍然考三场,每场各考三天。最后如果通过会试,那么通过殿试决定名次,那只考一场,考策问。乡试都在秋天,又叫秋闱,八月中旬考试,九月份挑选吉日发榜。北京会试都在春天,所以叫春闱。如果顺利通过乡试、会试,就能成为进士,由于发过两次榜,所以又叫“两榜进士”。

乡试三场的正日是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但需要提早一天入场,后面一天出场,每一场在考棚里要关三天。再看具体时间,八月初八寅时(清晨三到五点)入场点名、搜检,确认没有夹带,然后入闱。但入闱后考卷还没有下来,一直要到八月初九子时(就是第一天的半夜)才发放考题。考试时间是一天半,到八月初十午时(中午)可以交卷,陆续领牌出场。初十晚上要清场。到第二天,八月十一的寅时,考生又要重新入场,安检什么再来一遍,八月十二的子时发放考题,八月十三午后交卷离场。八月十四寅时再来一遍,八月十五答题,八月十六午时离场,乡试结束。大家一般会待在南京,等待九月份发榜。所以,考试一共考九天,相当辛苦。当然三场考试的分量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第一场和第二场。第一场写三道题,第二场写五道题。到了晚清时,策问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但距离科举被废除也不远了。

由于三场考试,都是半夜入场,多有不便,考生数量众多,也容易引起混乱。所以在贡院附近都会悬挂灯和旗,方便考生认路。每个考生被指定进场的“批次”,然后考生都按照籍贯县别在不同区域等候。入场时有两个门,会放炮一声,更换“批次”的旗,让该批次的考生入场(当时没有钟表)。半个时辰放炮一声,下一批次考生入场。这样就能保证考生安全有序地入场。

之所以要让考生进棚关一天,到半夜才发放试题,是因为当时试题都还没印出来。主考官想好题目,必须等所有考生都进入考棚,贡院大门关闭,主考官才能告诉待命的刻字工匠题目,动手刻考卷题目的版,然后用这个版印刷考卷。这样一轮折腾下来,就要到当天晚上才能发考卷了。

考试作弊,已有很多文章讨论过。在衣服里夹带,在笔套里夹带等等。我见到一些作弊的纸条,文字极细微,如果不用放大镜几乎没法看清,不知当年的人如何用其作弊。而官方对于作弊最有力的对付手段是糊名易书。糊名的手法现在还在用,但听说还有裁下糊名的名,与优秀考卷对换糊名的作弊手法,非常厉害。

易书是一个更有效的手段,从宋代就已开始。就是让抄字工匠用朱砂笔把试卷都抄一遍,这样字体全都相同,不存在通过书法字体作弊的可能。而且抄字工匠必须十分谨慎,原始考卷上哪里有一个墨团,工匠在抄的试卷上最后需要注明有多少涂改,抄完之后会有专人“对读”即校对,对读完盖章,防止在易书过程中作弊。

当然也许有更高明的作弊。比如在文字中表露某些观点,比如在文字中设下一些陷阱,这些游戏在清代玩到登峰造极。比如康有为参加会试时,主考官徐桐事先就知道,他对新党深恶痛绝。在检查考卷时,他发现一份考卷观点荒谬,认为一定是康有为的,因此废弃不用。不料这份考卷其实是梁启超的,而康有为的考卷混过审查,成功中了进士。又比如翁同龢非常赏识张謇,好几次会试希望能挑出张謇考卷帮他中进士,结果翁同龢看错好几次,总是错把别人考卷当作张謇。好在终于有一次翁同龢没有看错,成功帮助张謇变成状元。

等抄写工匠把考卷都抄完,由一般的阅卷官员初审,选出一批高质量考卷送给正、副主考官(副主考又叫同考官),当中要经过贡院的飞虹桥,所以说“卷子过了飞虹桥,举人一半拿到手”。正、副主考官会分别阅卷,副主考看得上的考卷会写一个“取”字,正主考看得上的考卷会写一个“中”字,考卷上必须又有“取”又有“中”,才能最终中举。当然正副主考官也会协商讨论,总能达成一致意见。

 

乡试的考官主要是翰林院的官员,所以对于进士而言,没有做地方官员的机会,那么去地方做乡试官员也是不错机会。尤其是偏远地区的考官,非常实惠,一路上高级招待,一来一回就一两年过去了。到了考试当地,招待更是不得了。科举博物馆保留一份云南地区招待乡试考官的清单,都要吃鱼翅燕窝,耗费巨大。会试的考官则主要由礼部推荐、皇帝决定,由内阁大学士兼任。

正副主考官在看完考卷后,还经常会去粗粗浏览没有被初审官员送上来的试卷,发掘其中高质量的试卷,这又叫“搜落卷”。搜落卷很重要,很多名人都是搜落卷搜出来的,好像林则徐等都是,所以后来林则徐做主考官时也特别重视搜落卷。

阅卷完毕后,按照规定在合适日子出榜公布名单,试卷存档。乡试放榜次日,主考官和新科举人同赴巡抚衙门赴“鹿鸣宴”,便于举人与主考官师生相识。中举已六十年的老举人也可以重赴鹿鸣宴。科举考试有四大宴席,两文两武。中举人赴鹿鸣宴,中进士赴琼林宴。

中举以后,举人等一般都会刊印自己的考试文章,作为范文,让以后的考生学习,自己也从中收一笔稿费。这似乎是各地惯例了,也是优秀考生重要的谋生手段。以后会试、殿试的优秀范文也会刊行,对考生来说,更直接更重要的还是乡试参考作文。当然一些作文优秀、但没有考中的考生,有时也有能力刊印自己的范文。例如薛福成的父亲薛湘,特别擅长八股文写作,范文广为流传,人称“薛调”。曾国藩、李鸿章等考中进士,都是读了薛湘的范文。所以后来薛福成去找曾国藩,曾国藩知道他父亲,两人一见如故。

另外一个与之有关的问题是,中举之后,地方举人进京赶考的路费问题。进京赶考,各个地方都会有一定的路费(包括粮米)支持。有些地方有专门的接送举人去考试的马车,插一面“奉旨赴试”的黄旗,称为公车。康有为等所谓的“公车上书”即是此意。但公车后来基本沦为形式。南方考生进京,一般都会车船轮换,能通航的地方尽量坐船,坐船也会免收关费(这又涉及漕运经济史)。不同地区对举人路费的支持程度不同,江南支持程度最高,西南地区虽然经济支持程度不高,但会借给考生马匹。

清末还开设翻译科,专为八旗子弟所设,分为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这个翻译科主要是为自己人提供上升渠道,并非真正重视翻译。所以严复等有留学经验之人,不可能通过这个翻译科考上。

至于殿试,可说的不多。让我感触最深的问题是考试书法即馆阁体。由于殿试都在皇帝面前写,没有人再誊抄试卷了,所以书法极为重要。现在看一些殿试一甲的试卷,字体都是清一色馆阁体,可以说是那时候的“衡水一中印刷体”了。如果不是馆阁体,那会非常突兀,惹人嫌,名次排前的可能性非常小。在博物馆里看了多份殿试的卷子,没有一份不是标准馆阁体。如末代状元刘春霖的字就非常好,点状元也非完全偶然。当时还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的说法。相比之下,张謇的字真不算好,但观点比较新派,再有翁同龢的支持才得了状元。

在清代,殿试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书写。如果刮风下雨就移到室内。殿试之后,也不是皇帝直接阅卷,而是由若干位(比如八位)阅卷大臣评阅,然后做上各自的记号。每份试卷必须由每一位阅卷大臣都读一遍,称为转桌。由于殿试策论很难评价,书法会变成评阅的重要依据。所有阅卷大臣评完后献给皇帝,皇帝(慈禧太后)仍然有可能作出一些调整,刘春霖也是因此侥幸得了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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