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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满怀希望”

20世纪70年代初,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时,雷蒙·阿隆曾对两类历史学家作出过区分。一类是只谈历史专业,不谈哲学的历史学家。另一类则是在探讨历史认识问题时,充分关注哲学问题,并有强烈哲学意识的历史学家。研究思想史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史料的掌握与运用等历史学家的技艺,一样都不能少,还得外加上哲学家的头脑。专注于此项工作的梅尼克,显然属于阿隆所言的后者。

梅尼克深入思想先贤的著作,阐幽抉微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历史主义的兴起寻找线索。历史主义这个词,曾被用于表达两种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思。因着波普尔的著作,国人熟悉它用于表达历史决定论的意思。但更通常的却是梅尼克在此书中的用法:历史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更是包含着建基于个体观念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凭借着敏锐的思想触角,梅尼克以个体观念和发展观念为主线,将萌芽于沙夫茨伯里、莱布尼茨、维科、伏尔泰、孟德斯鸠、柏克、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等思想家,并催生了历史主义的一系列观念编织进他的鸿篇巨制。

行文中,梅尼克似乎牢牢抓住一点,那就是将历史主义与启蒙主义相比照。虽然古老的自然法思想,依旧是压在历史主义胚芽上的顽石,但那毕竟已是年代久远的残存物,而启蒙思想则是和历史主义同样的新生儿,在开创新的思维模式上彼此竞争。在梅尼克看来,大的思想方向上,历史主义与启蒙思想显得格格不入。启蒙思想对理性持有过度乐观的态度,并且依旧相信存在着普遍法则。历史主义注重的是个体的创造性力量,只有对个体化的观察才能贴近真实的事物。但历史主义显然不是简单的对启蒙的反叛,启蒙思想家们也没少为历史主义的兴起添砖加瓦,两者彼此交织,其间关系殊为难解。

就像浪漫主义既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叛,又是对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对历史主义,亦可作如是观。况且,浪漫主义同时为历史主义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历史主义的个体观念也十分接近审美层面。

梅尼克认为,新教是历史主义的另一重要思想资源,以至于在这部著作行将收尾时,写下这样坚定的句子:“历史主义受到了德国新教的内在化原理的滋养,新教为个体及其发展赋予了崭新的意义,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研究奠基于其上的东西奠定了基础。”

回到宗教改革来观察,毋需借助于神职人员,每个人都可以独自来到上帝面前,信徒皆祭司的观念,的确强化了个体的内在意识。

“我的良心是被上帝的道束缚的,我不能而且不愿撤销任何东西,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

路德在沃姆斯国会上的答辩为此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注脚。然而,新教的个体观念始终受到上帝的道和《圣经》的约束。并且新教从未高举自我,而是强调破碎自我。如同受敬虔主义影响的阿诺尔德所言:“弃绝你的自身和你的特性,这样,你虽在此世却又出世而自由。”

在脱离信仰背景之后,一个世俗化版本的个体观念,要么便如无根浮萍,要么就赋予某类超个体组织以个体性,冀望于在其中使个体生命得到表达。对此,梅尼克倒是保持着警觉,他意识到自己关注的伟大观念是一柄双刃剑,可能因着国家观念的个体化,导致政治权力的滥用被视为生命力的正常表达。

除去国家主义的风险,历史主义同样面临相对主义的指控。梅尼克对此有很强的意识,并未作任何回避,他甚至直言,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就是相互依赖的。出于对历史主义的捍卫,他进而替相对主义辩护,认为只要保持谦卑与敬畏,相对主义的世界观依旧是可取的,并且能够进入“最伟大的深度”。

《历史主义的兴起》出版在魏玛共和失败,希特勒上台之际。此时的德国,虽然已是危机重重,梅尼克依旧是德国文化的伟大捍卫者。在暗夜降临时,他宁愿做一名守夜人,为这场德国思想家主导的精神革命——历史主义的兴起——守护遗产。正如二战以后,在反思法西斯运动的著作里,他宁愿视法西斯为历史的偶然,而非滥觞于德国文化深层的痼疾。

梅尼克的文化自信,令人感佩。无论他的观点能否被人接受,其努力或许正切合了他对历史与精神运动的看法:“历史发展的深刻本质在于,它始终只有通过一个极端对立的过程,通过对立倾向之间永不停息的张力,才有发展的可能。伟大的精神运动甫一兴起,逐步建立和占据主导地位,通常会采取一种绝对的性格,至少在当下会战胜所有反对的力量。”

因着这样的观念,梅尼克在结束他最后一部著作时写道:“我们嘱咐你们要满怀希望。”

这个声音不是出于梅尼克,而是来自于更高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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