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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德格尔到敌友政治:读刘小枫的《海德格尔与中国》

一.“我为舍弟改文章”

有人夸自己文章天下第一,赋诗曰:“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我为舍弟改文章。”今读刘小枫解读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的大作《海德格尔与中国》,似乎也看到了这种情景。

在《海德格尔与中国》一书中,刘小枫一开始显得姿态谦卑,称自己的书只是解读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的“学习心得”,且是一再读之而得的,如其所言:“笔者十年前读到过韩潮教授研究海德格尔的出色著作,印象深刻。眼下,‘未来狂’与‘复辟狂’的思想分歧日趋尖锐,笔者把韩潮教授的书找来重读,随手记下学习心得和困惑,就教于业内方家。”(第2-3页)不仅如此,他称韩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迄今未见后来者”,为见其赞誉,不妨引其全文如下:“这部三百多页的著作虽然是博士论文‘重写’(为此作者在获得学位后又费了三年时间),却明显远远超逾了此前的探行者——参考文献没有提到任何一部国朝学界的海德格尔研究,完全有道理。作者并非留洋博士,却把留洋博士的学术水准抛在大洋彼岸或遥远的西欧:只有脚踏中国的土地,才可能写出有中国问题思考深度的西学研究。依笔者陋见,这部年轻论著所达到的思考深度,迄今未见后来者居上。”(第7页)

不得不佩服刘小枫行文老练,在赞扬韩潮的同时,不忘了带出他心心念念的“中西之争”,更没忘了把没有“脚踏中国土地”的西学研究及其研究者贬抑一番。然而,刘小枫却没有为他的扬抑提供多少理据,这令人怀疑他的扬抑是否是出于个人偏好或口味。当然,熟悉刘小枫的人都知道,理据对他来说向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修辞偏好和口味怪异的写作技巧,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秘传真理”或哲人心性。这些修辞成了他不讲道理或讲歪理的最好挡箭牌,你若不同意他的看法,就是心性不够或者被败坏了,至于何谓哲人心性,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你有,你就有,他说你没有,你就没有。至于“秘传真理”那就更是玄乎,虽然只是诺斯替主义的遗毒,却变成了刘小枫的至宝,成了他的“五毒梅花掌”。

当然,耍把戏也需要有几分功夫。不可否认,刘小枫对西学还是花了不少功夫的,至少他也是留洋博士,虽然不知道被韩潮“抛在大洋彼岸或遥远的西欧”的人中,是否也包括他这位曾经的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可能他现在已经“脚踏中国土地”,曾经的往事不值一提了,什么西学、什么基督教,都只是被用旧了的工具而已。现在是回到中国土地的时候了,毕竟“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基本翻身,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并理直气壮地质疑:中国思想的历史转机需要凭靠西方的‘形上之道’吗?”(第115页)依照刘小枫的这个逻辑,政治经济翻身了,就能证明“形上之道”正确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学问?这个他要证明的,恰恰是他书中通篇反对的,现代西方不能用他们政治经济的强大证明他们的“形上之道”是对的,那你刘大师怎么却用“政治经济翻身”来“理直气壮地质疑”西方的“形上之道”和证明中国的“形上之道”呢?

韩潮的《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之所以得到刘小枫的盛赞,主要是因为他有刘氏欣赏的中国气质,按照刘小枫自己的说法就是:“无论一级章节还是二级小节标题,这部论著看上去都像是在讨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我们的西学几乎难以避免的欧化语式。”(第7页)刘小枫非常欣赏韩潮书中的章节编排,对其结语题“将无同”更是赞赏有嘉:据他说,韩潮这样的书写编排是“借我国古人的这句话来澄清西方思想两千多年纠缠不清的枢纽问题之一。”(第8页)看来,西方思想两千多年来纠缠不清,其问题的枢纽却早被中国古人讲清楚了,西学之浅陋,似乎由此可知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刘小枫对韩潮借海德格尔思考中国传统的做法大概就不感冒了,他的这句话不知道是赞还是贬:“作者以这样的章题来铺展对海德格尔之思的思考,难道不是在尝试让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接榫?”(第8页)按照刘大师的逻辑,中国人不应该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倒是西方问题的答案早被中国古人说清楚了,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学习西方都错了。这样一来,韩潮从海德格尔到中国的道路当然也错了。正因如此,就需要“我为舍弟改文章”了。韩小弟虽然学问很好,问题意识不错,也“脚踏中国土地”,但还是有一点不足,就是没有看清西学不如中学,更没有看清海德格尔所代表的历史主义,所以,需要刘大师来改一改。就此而言,所谓的“学习心得”其实是“修改心得”。之所以说成“学习心得”当然一方面体现了大师的谦虚,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引导青年,当青年的导师,让人感觉自己有苏格拉底之风。

二.“引狼入室”

按照刘小枫的对海德格尔及其弟子们的解读,中国学界对海学及其旁支的引入可算得上是“引狼入室”。因为这些看似与中国思想具有亲缘关系的哲学,其实正是败坏中国思想和将其引入歧途的东西,其实质是“历史主义”和“激进民主”的基石。据刘小枫说,这种错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就犯下了,当年洪谦先生编的关于西方文明教材《理想的冲突》就是例证。依刘小枫介绍,洪先生的书讲述20世纪道德思潮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开始,以分析哲学的“元伦理学与道德判断”结束,中间涉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本主义、人的和宗教的存在主义。按照刘小枫微言大义式解读,洪先生的目的是想用分析哲学解决20世纪“价值相对主义”。这种方式被刘小枫指责为陷入了分析哲学的“智识技艺”,“学会这种智识技艺的人多半成了出色的‘辨士’”(第4页),只会让人误入岐途。当然,中国人从来就讨厌“辨士”,所以没有被这种“智识技艺”所欺骗,但却不能识别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最后落脚到了他那儿。在《海德格尔与中国》一书中,刘小枫还特别提到他对熊伟先生的拜访,暗指熊伟已误入歧途,后来的海学研究者就更不用说了。中国三十多年的海学研究,除了韩潮找到了一点走出洞穴的门径之外,其他人都沉迷于洞穴之中,只有刘小枫除外。

与其他心性不够的人相比,刘小枫可谓先知先觉者。虽然他自己也承认早年被海德格尔哲学所迷惑,但他一早就感觉到了问题。从他拜访熊伟那天起,他就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问题,以至于他能够比别人更早醒悟。在遇到施特劳斯之后,更是豁然开朗,坚定了他反对海德格尔所代表的历史主义以至整个西方现代哲学乃至现代文明的决心,因为这种哲学和文明都是处于历史主义的偶然,并没有必然性,不仅败坏了人的心性,更破坏了“宇宙自然秩序”,成了文明的敌人。

按照刘小枫的施特劳斯式解读,从马基雅维利到海德格尔所代表的都是历史主义,他们的哲学都是历史哲学,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是他们思想的核心。这种历史主义把哲学解读为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让历史朝向特定的时刻,即所谓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或海德格尔时刻。这些时刻都指向的是哲学的问题的解决,或哲学的终结,是想用历史解决哲学问题,是用历史哲学取代哲学。按照刘小枫的解读,这些历史时刻指向的是激进民主,最终是美国式民主。在刘小枫的解读中,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就是受了海德格尔弟子们的影响。在《海德格尔与中国》中,刘小枫把美国的民权运动称为美国的“文革”,把马尔库塞和阿伦特等海德格尔的弟子说成是这场运动的导师。由此,刘小枫把美国的“文革”归罪于海德格尔。

当然,海德格尔之所以引发了“文革”,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承接的是历史主义,他的生存真理不是真正的真理,只是西方生存斗争的体现,是“宗教战争”的历史化。因为按照刘小枫的解读,西方至今都没有走出“宗教战争”,各种战争都只是“宗教战争”的变种,西方的生存真理就是“战争”,历史只是这种“宗教战争”的延续。就此而言,海德格尔所代表的从马基雅维利和维科、到霍布斯、黑格尔,一直到尼采、海德格尔,再到马尔库塞、阿伦特和剑桥学派,甚至沃格林,都是这种历史主义的体现。因此,海德格尔对历史的反思只会导致历史主义的扩张,他解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只是将他们历史主义化,不仅歪曲了他们,还扭曲了哲人心性。唯有像施特劳斯那样回到古典哲学,重回哲人心性,才能抵挡这种历史主义。

显然,施特劳斯的古典哲学唤醒了刘小枫的哲人心性,让他看到历史主义的危险,看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危险,看到中国学人推崇海德格尔的危险。不仅如此,施特劳斯对柏拉图的回归,也让他看到了回归孔子、老子的必要性。老子的“道法自然”才是真正“宇宙真理”。可是那些被历史主义迷惑了的中国“未来狂”和“复辟狂”们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要么借海德格尔推崇“未来”,要么借海德格尔主张“复辟”,他们以为海德格尔思想能和中国思想接榫,其实是大错特错,这种做法看似是移花接木,实则是引狼入室。因为这种思想已经破坏了西方,导致了“文革”,如果中国人也学习它,引入激进民主,那不是要搞“文革”吗?从“红卫兵”到“白卫兵”只有一步之遥。

三.“化友为敌”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洞若观火”的革命领袖早就看出了问题。不仅看出了问题,还审时度势地出兵朝鲜,筑起了文明的长城。恰如刘小枫所言,“凭借种种偶然的历史机缘,无数中国文明的热血子孙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才为古老的文明中国重新筑起长城。凭靠这座长城,如今的我们才通过国际贸易与世界各民族建立起国际关系,以至于有了某种‘文明自信’”(第140页)。

建立在西方现代“形上之道”之上的坚船利炮让中国失去了“文明自信”,以至于要学习他们的“形上之道”。但他们的“形上之道”建立在历史主义之上,导致的是激进的民主,有带来“文革”的危险。因此,在“凭借历史的机缘”建立起文明的长城之后,革命领袖需要彻底清理这种历史主义的“形上之道”,所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当然,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美国的“文革”,前者是要清理导致美国“文革”的“形上之道”,重回中国自己的“形上之道”,重建“文明自信”。因此,他是“洞若观火”的,是“国父”,是清楚敌友政治的战略家。

可是,那些不懂“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敌友之别”和“夏夷之分”的西学或中学研究者却不分真伪、引狼入室。幸好有慧眼独具的刘小枫,他凭着先天的哲人心性找到了施特劳斯、施密特当老师,最终认识到了革命领袖的伟大。不然,那些没有哲人心性的学者还沉迷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阿伦特及剑桥学派,被历史主义所迷惑,追求美国式的激进民主,让中国文明陷入危机之中。显然,这帮学者都是糊涂虫,被人灌了迷魂药还不知道,他们认敌为友,引狼入室,愚蠢之极。

显而易见,刘小枫的海德格尔解读不是为了解读而解读,而是为了现实而解读,他反对所谓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或海德格尔时刻,却总是不断地冒出了刘小枫时刻。他虽然极力把自己隐藏在施特劳斯或柏拉图、苏格拉底背后,可是又总忍不住冒出来“历史时刻”一下。他对朝鲜战争的伸张、对革命领袖“洞若观火”的赞赏、对“第二经济体”的骄傲、对“文明自信”的宣扬都让自己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看到这些被所谓学术包裹的真相,难道不会让人想到刘大师实在体贴圣意?当然,大师毕竟是大师,不像带鱼那么让人一眼看穿,不像五毛那么地低陋。因为他知道,包装很重要,会包装的是大师,不会包装的是瘪三,虽然他们兜售的东西都一样。

当然,我们的刘大师没能当帝王师,所以帝王师所做的,他没法去做。但是却也知道,他能做的,帝王师却做不到。因为帝王师不能从“形上之道”论证敌友政治或化友为敌,虽然他们正在这么做,他们也不能从“形上之变”上论证“文明自信”,这些唯有刘大师能做到。就此而言,刘大师可以被称为帝师之师,因为前者是形而下的,而他则是形而上的。

当今中国大力提倡“一带一路”,又和美国打“贸易战”,这些都说明了“文明自信”和“化友为敌”,也标志着“形上之道”的转变:中国不再被西方现代“形上之道”所束缚,终于自己可以做自己一套了。这样下去,中国当然就可以脱离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辨明敌友政治,避免走上美国式激进民主,避免美国的“文革”。可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文革”虽是被避免了,可中国式“文革”却又临近了。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刘大师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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