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直击

野夫:自由写作者的十年

文/张晓雨  图/白净 苏一峰

距离2008年汶川大地震已经十年了,灾区重建的校舍和城镇拔地而起。与灾区肉眼可以感知的变化相比,这十年野夫从在灾区做乡村实验的践行者逐渐转变为社会的见证者,其中的酸甜苦辣,野夫在2018年7月18日的香港书展上向读者分享。

当天是野夫的五十六岁生日,他感慨道,十年前四十六岁的他还鲜少被人知道,虽然他在八十年代曾作为诗人出名,拥有武大作家班的文凭,但到2008年还是没有出过一本书,也没有家庭、没有脍炙人口的作品,有的是犯罪记录。

野夫称自己为“自由写作者”,在这十年里,他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不依附于政治经济团体,只是为自己写作,同时在写作中也没有任何戒律,没有想过是否发表、是否出版,自由尽兴地写心里所想,想着好的东西可以藏著名山,带去来世。这十年间,他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乡关何处》一时洛阳纸贵,作为编辑与书商,《父亲的战争》的播出也让他在电影电视剧领域取得不大不小的成功。在总结这十年时,野夫认为他有了从社会实践者到见证者的转变。

图一:突然得知今天是野夫生日,主办方送去生日蛋糕

走向乡村,走向社会最底层

自由写作者命运的转变是从汶川大地震开始的。汶川地震前十天,野夫去汶川地震重灾区汉旺镇进行社会调查。突然的灾难到来后,他有了留下来帮助灾后重建的意愿,野夫说:“我愿意以自由写作者的身份参与灾后重建的工作,希望这是有意义的,并且能够使社会变得更好。”

野夫的第一个社会实践是乡村戏剧实验。在重建过程中,野夫发现灾区救灾物资的分发上出现了问题,当救灾物资分发到各个村,再往下就很难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而分配不公时,村民之间会出现纠纷,有时是吵架,严重者会动手打架。“这种粗蛮的行为方式深刻暴露了村民、国民的劣根性”,野夫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维持乡村道德的是羞耻感、善恶观念,要减轻、消灭这种“劣根性”,就要用民间的方式来使现状变得更好。

图二:讲座上的野夫

民间传统艺人给了野夫启发,他培训农民写独幕剧,自己写自己编,用方言讲生活中的离奇的事情,自己剪自己编,在县电视台播放,演员都是农民自己演,有时剧本里出现了县领导,县长、书记也会参加,自己演自己。鲜活的故事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关注,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教育促使村民内心深处的某些观念发生了改变,对于这项乡村文化实践的报道也获得了国际传媒大会的特等奖。可以说,野夫的乡土化改良方式在提升村民素质上取得了极大成功,

做中国的见证者

近几年野夫不太做社会实践了,年龄大了,他缩回书斋,根据实践经历发表的书在最终发表时备受阻挠,没有人“愿意承担风险”。目前他自认为是一个社会的见证者,有着“黄鹤楼上看帆船”的旁观心态,希望像梁漱溟一样,记录中国的社会变革。

在大时代面前,人力微不足道,“历史是靠势所转变的,非一时人力来改变天数”。在冷眼观世界、写文章时,作为温和的改良派,野夫强调彼此传递真话、说真相的重要性,认为这样一点一滴做,会让社会越来越好。野夫去年出版了《活着为了见证》,在这本书中,他笔下的李亚伟、杨渡兴都展现着“人性的重量”,野夫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记录民间的中国、文化的中国。

图三:签售会上的野夫

讲座互动环节,有听众提问时认为,在和平年代很少有人能像野夫这样有着宏大的家国情怀。当谈及青年如何能在社会实践中成长、如何能够达到“见证者”的高度时,作为过来人,野夫说“任何的实践都是有意义的,有的可能时间很短,但即使改变不了乡村,也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有对国家更为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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