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书评

对#Metoo运动“同路人”的同情与反思

文/李二(自由撰稿人)

到《四季书评》约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把在各处零散的言论整理成系统的阐述。但编辑说,你结合几本书写写,《四季书评》毕竟是个书评平台。我顿时有点懵,因为我毕竟不是社会学系或传播学出身,让我从运动或传播的角度提供同行评议级别的意见实在是强人所难。而性别的本质主义以及以性别视角出发对社会基本结构进行批判,不是我的阅读和思考取向。我知道和了解什么?革命和斗争。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经济、社会的革命,但同时也是文化革命。不同于正统派强调阶级斗争的经济倾向,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着力于探讨革命前印刷材料和思想传播对革命议程的塑造。其经中典著作就是奥祖夫的《革命节日》与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但是把发生在18世纪法国的革命套用到21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的nascent社会运动,无疑有在路灯下找钥匙,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的嫌疑。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法国的旧制度有一定可比拟之处,否则《旧制度与大革命》也不会经久不衰。#Metoo 的倡导者所秉持的观念,也有着清晰的启蒙运动的源头。比如时评人莫之许的《不要假装自己不是一块砖》就将基于性别视角的运动,和争取一般的自由、权利的主张有意融贯到一起。

不过,该文令我产生最大既视感的是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所提到的“无产阶级的神话”。阿隆这本论战性册子集中批判了1950年代法国左翼尤其是同路人中的种种言行举止。目前 #Metoo 的一些同路人的心态、作为和阿隆所描述的萨特与梅洛-庞蒂们实在有太多相似。阿隆指出,所谓无产阶级的神话,具有以下几个成分,首先 1)描述工业时代的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工人。正确地指出工人们所遭受的不人道的惨状。并从中抽象出一个无产阶级的“类本质”。然后 2)将工人所遭受的不幸抬高为耶稣基督那种替罪羔羊式的、承受此世全部之恶的大受难者。最终 3)也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牺牲和救赎,结束人类社会的史前史,迈入真正历史的千年王国。接受了这套历史辩证法和政治神学的逻辑的法国左派,得出的结论就是所有非无产阶级的人都因此承受了无产阶级受害的宝血,任何人都必须投入到“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作为赎罪。而那些被民族主义、工团主义、资产阶级福利国家所俘虏的发达国家工人,由于参与进了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沦为整个资本主义压迫体系的一部分。所以支持发达国家的民主工运与社会改革不如支持支持各国的左翼党派及其苏联后台。

雷蒙·阿隆:批判同时代的左翼“同路人”

我们不难看出在对当下的 #Metoo 甚至更广泛来说女权运动的某些诠释中也存在着以几乎完全相同的修辞结构。这种声称 首先1)描述在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群体:女性。正确地指出在法治或观念不够进步的社会中这一群体所普遍遭遇的巨大的不幸。与此同时抽象出一个女性的“类本质”。然后 2)将这一本质的女性不幸抬高为承受人类全部邪恶的最终受难者。3)并以这一受难者的身份自行获得了推动人类社会进一步进步的解放者的角色。

接受这套性别本质主义的人,自然也同样得出结论,所有非女性的人都因女性的受迫害而获益(男性特权-原罪说),所以除了对女性受害者基于普遍道德义务的帮扶,男性还具有参与女权运动声援的特殊义务。而对于有人指出许多女性也在凭借自己的性别特种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得到优待,他们的回应就是这些女性也是男权的受害者,是自己的女性本质被异化的结果,沦为男权压迫体系的一部分。

以上这种“论证”结构,在莫之许的文章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读者可自行对比原文。另一篇将性别本质主义与选民论表现地更加露骨的是作者“削美丽”所写的《我们还能够信任男性公益人吗?》在该文中,作者明确认为“我们不能”,并且认为必须成立女性为主导的NGO。她特别指出这个主张不是指该成立女性主导的“女权NGO”,而是应该在公益领域全面取代“男性主导”,从而实现公益圈的道德上、事业上的更生与进步。这种大胆命题离开女性的“受害者-拯救者”的资格论是无法理解的。毕竟从来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保证,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女性,有着压倒一切分类的类本质一样的抽象的阶级-性别利益。官二代女性、明星女性所处的权力结构,几乎不可能让她们可以和底层农村女性分享一种基于性别本质的遭遇和同理心。正如发达国家工会会员不可能和第三世界饱受国有企业压迫的工人共享什么相似的本质和命运。甚至更无法保证的是,“最悲惨的”受害者是否自动地拥有改善自身和人类命运的独特优势、道德义务、道德权威。改善工人境况的是生产力进步、自由主义改良家的活动立法、财政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建立、工会的发达。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女性地位改善贡献最大的恐怕是口服避孕药、城市化、传统工业相对于脑力劳动产业的衰落。这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无产阶级”或者“女性”的抗争、“社会文化的改变”。(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认为工人的命运改善,取决于阶级社会对工人之文化上蔑视的改变)哪怕这些抗争是把社会-技术变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权益改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这类文本所主张和描述的不是关于女性具体困境以及可能改善路径的经验性的申说,而是一种具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宣言,它们试图把 #Metoo 整合到政治性的、社会根本进步的宏大叙述中,或者甚至以#Metoo、女权去反过来统摄总体的政治性议程。这种阐释不但和主要是社运式的、改良式的、以司法体制为最终依托的美国 #Metoo 产生了巨大差距,也和当下参与、声援 #Metoo 的许多行动者的理解与实践有着微妙的龃龉。但这种理解也绝非“空穴来风”。许多以《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直男癌》或者《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何不支持女权运动》为题目的文章有意无意地将是否支持具体的、个案的、局部的、经验的女性权益改善混同于是否认同这种打包起来的政治神学。并将对后者的保留意见视作对前者的冷漠和直男癌。上世纪50年代许多本来倾向激进共和的知识分子由于维希法国的道德破产以及第四共和国的政治破产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宣判,成为“同路人”。类似的是,由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政治权威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带来的道德暧昧,外加最近十年自由主义话语、议程的全面溃败。许多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新生代知识分子也发生了类似的“重心转移”,更加亲近、附和一种总体化的女权主义纲领。将总的进步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纲领上。所以总体上比上一辈知识分子更加容易认可“女性”——“女权主义者”——“女权NGO”在总体的政治事业上和道德纯洁上的先锋队地位。这从刘瑜一篇有很大缺陷但却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的文章在发表后沿着世代分界线收获截然不同的反对与赞扬就可见一斑。

刘瑜:她的文章在发表后沿着世代分界线收获截然不同的反对与赞扬

这不是在暗示这些“女权同路人”也必然会遭遇上世纪法国左派的滑稽戏式的表演与失败。在历史尤其是思想史中,类比具有固有的危险性。因为从来不会有两段历史完全相同。在思想历史的类比中更容易夹杂进难以察觉的滑动,使得话语讨论脱落本来指向的目标。我希望我在本文的写作中已经尽量避免了类似错误,并对作为一项道德运动的、“社会”自我反思与清理的 #Metoo 报之以最大的支持与同情。然而人类知识传承中固有的思维模式与原型不断在不同时代和场景下以不同的面目复现也是事实。对模式的察觉与分析本来就是思想史比较的应有之义。比起所有“资产阶级”相对无产阶级的原罪,或者所有男性相对女性的原罪,知识分子的确有仔细审视自身纲领的特殊义务。毕竟对理论、话语的垄断以及滥用,实在是知识分子所背负的最大特权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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