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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且行且思的朝圣之旅:卡尔•巴特的神学生存和思想道路(之四)

瞿旭彤,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求真学术与文化基金负责人。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基督教神学(Karl Barth)、古希腊哲学(Aristotle)、德国古典哲学(Martin Heidegger)。

1950年夏,《教会教义学》第三卷第三册(III/3)出版。该册主要从天意论角度出发探讨创造者上帝和受造者之间的关系。在特别值得一提的第50节,巴特探讨上帝与虚无之间的关系,分别批判莱布尼茨的神正论、施莱尔马赫的罪论、以及海德格尔和萨特关于虚无的看法。巴特认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恶与虚无,因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正确地认识到:恶即虚无,虚无即恶,它们虽然在现实中存在,但在实质上却是不可能的。

1951年,《教会教义学》第四卷第四册(III/4)因篇幅过大,分成两小册出版。这两小册从创造论角度阐述伦理学问题,巴特认为,“上帝的话语是真理和应许,而且也是诫命”。诫命首先是上帝作为创造者、向作为受造者的人提出的。而且,诫命也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言说的话语,并且是作为上帝恩典的供应。此即巴特所谓创造论伦理学的基本前提。在这样的伦理学中,巴特坚决反对关于创造秩序的学说,因为在他看来,在上帝的话语之外并没有可用“自然的”方式被认识的符合律法的状态。就具体的伦理学内容而言,巴特主要讨论的是人之为人的自由,即人在上帝之前的自由(节日、认信、祈祷),人在群体中的自由(婚姻、父母-孩子等),人向着生命的自由(自杀、死刑、战争、堕胎、工作),人在限制中的自由(职业,年龄,荣誉)。

从1953年开始,直到1967年,巴特在《教会教义学》第四卷(IV)中再一次以全新的方式重新言说同样的神学实事,并且重述且修订了他整个的神学。在巴特看来,此卷讨论的和解论是整个“基督教认识的中心”。在这一卷中,他结合初代教会的神人二性论(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和路德的十字架神学(耶稣基督的下降与擢升),以加尔文的三重职份说(祭司、君王和先知)为基础,分别从基督论、救赎论和圣灵论角度阐述耶稣基督的三重职份。在此阐述过程中,巴特的出发点不是如以往传统教义学强调的耶稣基督自己的、与其为我们所做事工无关的位格,也不是耶稣基督独立于其位格的、为我们所做的事工,而是将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事工结合起来,互为前提地进行讨论。在阐述耶稣基督的先知职分时,巴特特别强调神人二性和下降与擢升的统一。一方面,与传统形而上学的上帝观不同,巴特认为,耶稣基督是自我下降的、和解的上帝。在这位上帝之子最为深刻的顺服和下降中,即在十字架之死中,上帝间接地启示了他真实的上帝之存在。另一方面,与抽象的神性一位论不同,巴特认为,耶稣基督是被上帝擢升的、得以和解的人;在这位人子最终的擢升中,我们的人之存在得到了不可超越的称义和成圣。在这样从上至下、从下至上的双向运动中,和解得以实现。巴特认为,只有从这样的和解概念出发,我们才能得到自由和称义。以对耶稣基督的上述认识为基础,巴特还谈到对人的罪的认识(人的骄傲、懒惰和谎言)、对和解得以实现过程的认识(人的称义、成圣和呼召)、对圣灵事工的认识(召集、建造和差派教会)、以及对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的存在的认识(信、爱和望)。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强调,人的尊严源自上帝本身的奠基,而非来自任何经验的或历史的奠基。考虑到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历史背景,巴特强调的上帝并非审判的上帝,而是恩典的上帝。而且,正是在被钉十字架者的被上帝抛弃中,上帝作为“全然的他者”关注人、转向人、并且与人同在。对理解《教会教义学》第四卷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是,巴特在此展开了针对布尔特曼、敬虔派和天主教神学等多方面的批判性对话。在此,我们仅以布尔特曼为例进行说明。布尔特曼试图从生存哲学出发,开展对新约圣经的去神话化,以适合现代人生存的方式来解释基督教的信息。在巴特看来,布尔特曼这样的神学是一种从人学出发的神学,已陷入哲学人学或生存哲学的巴比伦之囚。因此,布尔特曼好像是在谈论上帝,其实是在以更高的声调谈论人。当然,巴特在此并不是反对哲学对神学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基督徒和神学家完全有自由让迥乎不同的思想方式经过自己的大脑。但是,神学对哲学的采纳和使用从来都不应是原则上的,而应只是有意识的、可识别的和有选择的,也就是说,服务于对神学自身实事的理解、见证和指向。此外,对于包括布尔特曼神学在内的护教学,巴特不仅感到陌生,而且有所怀疑。因为这种试图与时俱进的护教学,不仅偏离神学所应见证和指向的实事,而且以并非神学实事所规定的、而是来自外在规定的思想方法来进行神学的工作。

1953年初,《教会教义学》第四卷第一册(IV/1)出版,主要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事工,特别是耶稣基督作为真实的上帝这一方面。作为真实的上帝,圣子耶稣基督顺服圣父,自我降卑,本是神子和主宰的他成为人的弟兄和奴仆,本是审判者的他成为替我们受审的被审判者。在十字架上,圣子将自己献上,主要施行了祭司的事工。在复活时,圣子的事工得以证实和确定。由此,巴特将拯救理解为发生的历史,并且强调,圣子的降卑并没有削弱、晦暗或扬弃他的神性。

1953年9月,巴特在德国福音神学协会发表题为《自由的馈赠》(Das Geschenk der Freiheit)的报告。在巴特看来,自由不是自然权利,也不是自然地被给予的禀赋,而是奠基于上帝自身的自由,来自上帝恩典的馈赠。

1955年,《教会教义学》第四卷第二册(IV,2)出版,主要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事工,特别是耶稣基督作为真实的人这一方面。作为真实的人,人子耶稣基督是人得以擢升和成圣的独一的、完全的奠基、力量和保障。巴特认为,只有从复活节出发,才能理解和描述耶稣基督作为人的生命和历史,而且耶稣基督是有君尊的人。

1956年是莫扎特诞辰两周年,巴特写有多篇纪念文章,并且公开表示,当他一升上天堂,他就会首先去拜访莫扎特,然后才会去见见那些他极为尊重的神学英雄,比如,奥古斯丁、托马斯、路德、加尔文、以及施莱尔马赫。1月29日,巴特在巴塞尔的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莫扎特的自由》的专题报告。在巴特看来,莫扎特深知人的界限,也了解死亡和黑暗。他的音乐作品展示了“伟大的、自由的实事性”。巴特甚至进而认为,莫扎特的音乐虽然不是关于自由恩典的福音,却是在这福音中得以启示的上帝国的同比(Gleichniss)。这也就是巴特为什么要把莫扎特头像与加尔文头像并列贴在书房墙上的根本原因。

1956年5月10日是巴特七十周岁的生日。在次日举行的生日庆典上,巴特对在场者、特别是他的追随者说道,神学要求的是自由的人,他并不想看到,他生命的结果是一个新学派的建立。由此,他强调,自己并不是什么巴特派,因为他想要继续自由地学习。或者换一种说法,假若有什么巴特派,这也就意味着,巴特自己也可以、且必须从这位巴特派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在此,巴特特别指出,只有一位名字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独一的、真实的话语,并且是所有人的审判者和导师。

1956年9月25日,巴特发表题为《上帝的人性》(Die Menschlichkeit Gottes)的报告。在此报告中,巴特虽依然强调上帝的上帝性,但并非侧重讲上帝的全然他者性,而是讲上帝的人性。巴特认为,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理的话语,那么,尼采关于人是必须被克服者的说法就只是狂妄的谎言。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真理,关涉的恰恰就是上帝的人性、上帝的与人为友。

1958年,为纪念弟弟海因里希的七十周岁生日,巴特撰写专文,试图理解和解释“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对峙和同在”。在他看来,神学家和哲学家遭遇的是同一个独一的、完整的真理,但他们都没有能力,从上往下地言说这一真理。两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对象的不同,而在于两者认识努力之秩序和结果的不同。神学家试图从上往下、从神到人地思想,然后才是从下往上地思想。而哲学家的思想方向和道路正好相反。作为神学家,巴特勇于且乐于承认,耶稣基督是那独一的、完全的真理。在他看来,通过耶稣基督,神学的思想和言说道路受到同样严格的指引和规定,如同哲学的道路一般。

1959年初,《教会教义学》第四卷第三册(IV/3)出版。此册主要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事工,特别是其降卑和擢升的如何统一的问题。巴特在此特别强调见证的问题。在他看来,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独一的话语和真实的见证,见证的问题决定了基督徒是否是基督的门徒,基督教会是否是基督的教会。

1961-62年冬季学期,年事已高的巴特在巴塞尔举行最后一次讲演课:《福音神学导论》(Einführung in Evangelische Theologie, 1962)。巴特将这次讲演课自称为“天鹅绝唱”。在这此讲演课中,巴特总结了他一生的神学道路与思想方法。在我看来,此书是理解巴特神学精髓的最好入门。其中并未涉及太多的神学主题,主要关涉的其实是巴特神学的方法论、主要关切和基本特色。

1962年5月,在正式退休后,巴特前往美国,开始为期七周的巡回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福音神学导论》前五讲。在这一次巡回演讲举行前,“神学家卡尔·巴特”成为1962年4月20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这表明,巴特神学思想在当时已影响到美国主流的宗教文化,比如,时任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神学家Jaroslav Pelikan教授主持了两场以巴特为主角的晚间讨论会,每场听众都有两千到三千之众。

从大学退休后,巴特在住家附近举办私人性质的研讨班,与学生一同讨论博士生论文报告,共同研读或经典或新出的神学作品。其中,多次研讨班内容都涉及天主教,特别是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大公会议。1966年9月底,巴特受邀专访梵蒂冈六天,与时任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会晤,而且与多位天主教神学进行交流。在小册子《教宗不是敌基督》(Ad Limina Apostolorum, 1967)中,巴特记录了自己的相关经历和反思。

在继续开设研讨班的同时,退休后的巴特不再热衷四处演讲,而是经常接受学术界、教会界和文化界等的访谈和问答。他不仅积极回应各种各样的神学问题和与现实相关的问题,而且还热情回顾自己的神学生存和思想道路。想要进一步生动且活泼地了解巴特一生实事求是、且思且行的朝圣之旅,这些仍在不断整理和出版的访谈录是相当宝贵的资料来源。

1967年,《教会教义学》第四卷第四册出版,这是一部尚未完成、但相对完整的残篇,即《基督徒的生命(残篇):洗礼作为基督徒生命的奠基》(Das Christliche Leben [Fragment]: Die Taufe als Begründung des christlichen Lebens)。在巴特看来,洗礼一方面是上帝自身的事工,是为灵洗;另一方面则是人在敬拜时的事工,是为水洗。在儿子、新约专家马库斯的影响下,巴特放弃以前对婴儿受洗的支持态度,转而表示反对。此册是巴特最后一部较大规模的公开发表作品。由于年近80,巴特不得不放弃《教会教义学》的继续写作,不再撰写第四卷关于圣餐的阐述,也不再有可能开始第五卷的写作。至此,巴特未能终结的鸿篇巨制《教会教义学》就此打住,如同中世纪未能建成的大教堂一般,逐渐成为基督教思想史的经典著作,成为了解、解释和继续发展巴特神学的最根本文本。巴特本人也深知,他的《教会教义学》始终只是对基督福音和神学实事的见证和指向,仅仅是相对的、暂时的和可朽的。而且,这样的思想创作绝不是什么单纯的思想游戏,而是尽可能细致和谨慎的思想努力。

1968年夏,巴特开设关于施莱尔马赫《论宗教》的研讨班,并且为一部施莱尔马赫选集撰写后记。在这篇后记中,巴特回顾了他自己长期以来与这位伟大神学家的复杂关系。此篇后记是了解巴特神学生存和思想道路的又一重要短篇文本。

1968年11月,巴特接受一家电台关于音乐分享的访谈。在播放和聆听莫扎特音乐的同时,巴特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神学生存和思想道路,并以如下话语总结其中精髓:“作为神学家,也作为政治家,我最后想说的话语,不是比如‘恩典’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名字:耶稣基督。他是恩典,而且,他是最后者,在世界、教会、以及神学的彼岸”。

1968年12月10日,妻子如常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唱片。以往熟悉的天籁之声并没有把巴特唤醒。他已在睡梦中告别人世,神态安详,双手舒展,犹如仍在晚祷一般。巴特生前最后一通电话的通话对象是他青壮年时期的挚友图奈尔森。他们谈及世界所面临的黑暗处境。巴特充满信心和喜悦对这位老友说道,“一切都在掌握之中!”(es wird regiert!)。这句话来自图奈尔森早年向巴特大力引荐的布鲁姆哈特。正是借着先知般的布鲁姆哈特,巴特发现了《圣经》中的新世界,那就是来自上帝国的希望。◼

附录一:巴特研究的基本书目

巴特堪称20世纪最为多产的思想家和神学家之一。巴特研究的最大困难首先就在于他思想作品的数量巨大,难以全部通读。他的鸿篇巨制《教会教义学》更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座大山。就巴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对巴特文本(特别是德文原著)的阅读不够系统和充分,很可能是巴特常常遭到误解、歪解、甚至谩骂的主要原因。

有鉴于此,为了方便中文读者的进一步阅读和研究,我们接下来首先分享一些巴特研究的基本书目,然后简要介绍一些主要的代表人物、研究流派和解释进路。

关于巴特研究的基本书目,首先必须提及的是Eberhard Busch的《巴特传》(Karl Barths Lebenslauf nach seinen Briefen und autobiographischen Texten)。此书是了解巴特神学生存与思想道路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作品。这本传记以史学家的方式,借助巴特书信、作品和回忆录等基本史料,勾勒出一幅关于巴特生命轨迹和思想作品的全景画。

关于巴特《教会教义学》的基本书目,主要有如下三本。其一是《巴特的教会教义学:一个导引性的报告》(Karl Barths Kirchliche Dogmatik: Ein Einführender Bericht, 1984)。这本书如同一幅地图,想要给读者提供一份导引性的帮助,但并不试图取代对《教会教义学》的阅读本身。

其二是《巴特神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1979),作者是巴特《教会教义学》和其他作品的主要英译者之一Geoffrey W. Bromiley(1915-2009)。此导论旨在于提供一份关于《教会教义学》的简要总结。

其三,巴特研究新秀R. Michael. Allen编有《巴特的教会教义学:导论和读本》(Karl Barth’s Church Dogmatics: An Introduction and Reader, 2012)。除第一章导论外,此选本在每章文选前均提供简要介绍和重要研究书目,非常适合教学使用。

此外,关于巴特研究的基本文献还有如下一些:Eberhard Jüngel的专文《巴特生平和著作导论》(Einführung in Leben und Werk Karl Barths, 1982);Christofer Frey的《巴特神学导论》(Die Theologie Karl Barths: Eine Einführung, 1988);Eberhard Busch的《巴特神学管窥》(Karl Barth: Einblicke in seine Theologie, 2008);John Webster撰写的《巴特》(Barth, 2004)和主编的《剑桥巴特指南》(The Cambrige Campanion to Karl Barth, 2000);Michael Beitnker主编的《巴特手册》(Barth-Handbuch, 2016)。

附录二:巴特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研究流派和解释进路

接下来,我将简要介绍巴特研究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研究流派和解释进路。巴特研究文献浩如烟海,此介绍不求全面涵盖。

首先,在我看来,路德宗神学家Eberhard Jüngel是巴特神学思想的最好继承者和进一步阐发者之一。他诠释巴特上帝论的专著《存在即成为:对巴特上帝存在论的负责任言说》(Gottes Sein ist im Werden : verantwortliche Rede vom Sein Gottes bei Karl Barth, 1986)和论文集《巴特研究》(Barth Studien, 1982)堪称非常有代表性的必读书目。

Hans Urs von Balthasar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之一,自20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就已开始关注巴特神学思想,并在1951年出版《巴特:对其神学的陈述和解释》(Karl Barth: Darstellung und Deutung seiner Theologie, 1976)一书。Balthasar发现,巴特神学自从《罗马书注释》开始,就始终遵循着“基督中心的原则”,并且强调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向世界所做出的行动。这一点其实也是Balthasar的批判关键所在,即,巴特神学是“基督论的狭隘化”的产物。与此同时,Balthasar认为,巴特神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从早期辩证神学时期的“辩证思考”到教会教义学时期的“类比思考”的方法论转向。

针对巴尔塔萨的上述解释,美国改革宗神学家Bruce L. McCormack认为,巴特神学从未放弃过他对辩证神学的持守,他成熟时期的神学是一种“批判的、实在论的辩证神学”。此一观点见于McCormack已成巴特研究经典作品的《巴特批判的、实在论的辩证神学:发生与发展1909-1936》(Karl Barth’s Critically 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1997)。这是第一部试图从历史生成角度研究巴特神学思想道路的学术专著。在McCormack看来,早在1915年,巴特神学的基本特质就已定调,因而,既没有发生过Balthasar所谓的从“辩证思考”到“类比思考的”方法论转向,也没有在1931年发生过朝向“新正统”神学形式的转向。

McCormack所批判的“新正统”解释进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苏格兰改革宗神学家Thomas F. Torrance。Torrance早年师从巴特,是巴特神学在英语学界最为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推介者之一,特别强调巴特神学思想中主张的客观性、及其与现代科学的关联。其主要代表作品有:《巴特:圣经和福音神学家》(Karl Barth, Biblical and Evangelical Theologian, 1999)和《巴特:早期神学导论1910-1931》(Karl Barth : An introduction to his Early Theology 1910-1931, 2004)。

1972年,Friedrich Wilhelm Marquardt出版“柏林学派”的奠基性作品:《神学与社会主义:以巴特为例》(Theologie und Sozialismus: Das Beispiel Karl Barths)。此书认为,巴特终其一生都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实践是理解巴特神学工作的关键钥匙。受此社会主义解释进路影响的学者主要有George Hunsinger、Andreas Pangritz、Timothy J. Gorringe和Paul S. Chung。

除了强调社会主义这一现代思潮对巴特影响的柏林学派之外,还有强调巴特神学受现代性、特别是现代性主体理论影响的“慕尼黑学派”。这一学派代表人物首先是大名鼎鼎的路德宗神学家Wolfhart Pannenberg,除了多篇相关文章外,其主要相关观点可参见已由李秋零译成中文的《近代德国新教神学问题史》讲稿。其他代表性人物主要有Trutz Rendtorff、Friedrich Wilhelm Graf、Georg Pfleidere。

除上述主要代表人物、研究流派和解释进路外,还有一些深受巴特影响的神学家值得一提,比如,强调叙事神学的Hans Frei及其所创立的耶鲁学派;强调末世论和希望神学的Robert Jenson和Juergen Moltmann;从巴特神学回到路德神学的Oswald Bayer;在继承巴特创造论和三一论基础上有所深入阐发的Colin Gunton;强调巴特神学见证特质、并阐发其中自然神学内涵的Stanley Hauerwas;在圣灵论方面颇有创新的、自觉继承巴特十字架神学传统的Michael Welker。

最后,由于巴特思想的集大成性和深远影响,还有大量研究专门探讨巴特神学的某个主题(比如,神学观、圣经观、启示论、上帝论、三一论、创造论、基督论、人论、罪论、犹太观、救赎论、拣选论、伦理学、政治神学等)、巴特与历代著名神学家(比如,奥古斯丁、托马斯、安瑟伦、路德、加尔文、克尔凯郭尔、施莱尔马赫、布鲁姆哈特、哈纳克、布伯、布尔特曼、蒂利希、朋霍费尔、尼布尔等)、以及巴特与历代著名思想家(比如,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布伯、列维纳斯、卡尔·施密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麦金泰尔、王阳明等)之间的思想关联或比较,此处就不再加以介绍。

(此次连载文章缩写自作者正在撰写的《巴特思想评传》。若有进一步增补和修订意见,敬请直接联系作者:quxutong@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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