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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且行且思的朝圣之旅:卡尔•巴特的神学生存和思想道路(之三)

瞿旭彤,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求真学术与文化基金负责人。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基督教神学(Karl Barth)、古希腊哲学(Aristotle)、德国古典哲学(Martin Heidegger)。

教会教义学时期(1931-1968)

1930年,巴特转往波恩大学,担任系统神学讲席教授,直至1935年被国家社会主义当局终止教学资格为止。

1931年,巴特开始重新阅读和思考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Anselm von Canterbury)的神学,并且重新思考神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门科学。由此,巴特出版《信仰寻求理解:安瑟伦在其神学规划关联中的上帝存在证明》(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 Anselms Beweis der Existenz Gottes im Zusammenhang seines theologischen Programms)一书。此书常被当作理解巴特思想发生转折的基础文本。在巴特看来,关于上帝的存在,安瑟伦给出的并非出于理性的证明和奠基,而是认信后的理性后思(nachdenken)和理解。由于这一思想方法和榜样的引导,巴特开始自觉地再一次从开始重新开始,试图剔除自己神学思想中最后残留的、来自生存哲学的奠基、支撑或辩护。从此开始,“信仰寻求理解”成为巴特神学思想进路和认识方法的基本模式。

1932年,受安瑟伦影响,巴特又一次从头开始,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同样的神学实事。由此,巴特放弃以往的《基督教教义学》写作计划,转而开始讲授和创作《教会教义学》(Kirchliche Dogmatik,1932-1967),并试图重新思考和言说一种关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神学,此即巴特神学思想道路中发生的“基督论专注”。藉着这一专注,巴特试图彻底摆脱哲学体系的束缚,同时批判地借鉴以往教会传统。巴特强调,教义学是一门与教会密切相关、关涉神学实事和真理问题的科学。这门科学以上帝的话语、以及上帝与人和人与上帝之间的关联历史为研究对象,试图考察教会关于上帝话语的言说和实践是否符合《圣经》对这一话语的言说。此即巴特《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上册《关于上帝话语的学说:教会教义学导论》(KD I/1, Die Lehre vom Wort Gottes: Prolegomena zur Kirchlichen Dogmatik, 1932)的出发点。此册堪称巴特《教会教义学》的简写本,并且是巴特神学最具特色和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尤为值得推荐。

按照既定写作计划,并且对应之前在1919年《社会中的基督徒》中初现端倪的基本结构,巴特接下来的《教会教义学》第一卷第二册(I/2)将继续进行关于上帝话语的导论,第二卷专注于上帝论,第三卷专注于创造论,第四卷专注于和解论,第五卷专注于拯救论(末世论)。在之后四十余年内,巴特致力于此计划的落实,最后完成共四卷13册、合计9185页的皇皇巨著,只剩下第五卷未能如愿开始。《教会教义学》堪称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最为宏大和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此书不仅奠定了巴特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基督教神学家之一的历史地位,而且也有可能会使得巴特的神学为基督教神学在接下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生长与发展做出奠基性的贡献。就哲学思想史而言,在深受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影响的路德宗系统神学家詹森(Robert Jenson)看来,巴特这部巨著是西方形而上学史自黑格尔以来第一个真正主要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一体系采取基督论进路,将特殊的耶稣基督事件(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当作存在和认识的根基,试图从此出发理解和解释一切的和普遍的实在。就《教会教义学》的具体写作方式而言,值得一提的至少有二点:其一,巴特在每一册小字部分加入大量关于圣经神学和神学历史的讨论,这一方面是为了非专业人士能够直接略过小字部分,专心阅读大字部分的教义学陈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更为细致和全面地引入对相关《圣经》经文或神学思想的讨论,这不仅有助于牧师预备讲道,而且也有助于读者了解对经文或思想的深入探讨。其二,全书分节写作,每节之前均单列出提纲挈领的主题句。这种有利于读者掌握每节要点的做法,巴特早年作牧师进行青少年神学教育时就已经常使用。

1932-1933年,巴特讲授十九世纪神学史及其史前史,其讲稿直至1947年才出版面世(《十九世纪的新教神学:史前史和历史》[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Ihre Vorgeschichte und ihre Geschichte])。巴特特别着重评述十九世纪神学的史前史,即十八世纪的思想史。此书是巴特最为全面的神学断代史著作,也是了解巴特与启蒙现代性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复杂关系的最基础文本。其中对人的自主自律的批判反映了巴特对现代性、人道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虚无主义的基本理解。

在这次讲演课仍在进行时,1933年1月30日,国家主义者希特勒上台,执掌德国大权。在这样急剧变化的历史处境中,巴特认为,自己作为神学家的义务在于,帮助教会在面对占统治地位的新意识形态时保持对《圣经》福音的忠诚和持守。在国家社会主义开始掌控德国不久,巴特先后两次发表题为《作为神学公理的第一诫》(Das erste Gebote als theoogisches Axiom)的演讲,反对以上帝的创造、人类的生存、自然的秩序、国家和民族等名义取代上帝的启示作为神学的唯一根据。他向基督教界发出呼吁,不要用别神代替上帝,而要单单依靠那在《圣经》里被见证的、在耶稣基督里自我启示的上帝。关于巴特的这一鲜明立场,另可参他在1933年6月一夜之间写成的小册子《今日的神学生存!》(Theologosche Existenz heute!)。藉着这一小册子,巴特强调对上帝话语的持守,反对与时俱进的德意志基督徒想要将教会和国家一体化的主张和举措。7月1日,巴特还特地将一份副本寄给国家领袖希特勒,并且告知他,这份小册子想提醒德国的新教牧师要好好思想自己的特殊位置和特有工作,要单单地以上帝的话语为导向。

1934年5月31日,德国认信教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由巴特负责撰写的会议宣言,此即德国、乃至世界教会史上著名的《巴门神学宣言》(Barmer Theologie Erklärung)。这是德国新教教会第一次以类似信经的形式,公开抵抗德意志基督徒以国家凌驾教会、进而将教会和国家一体化的企图。值得注意的是,《巴门神学宣言》并没有直接地明确反对当时的国家社会主义当局及其意识形态,它明确针对的只是在教会内部迎合当局意识形态的德意志基督徒和相关教会领导机构。但是,通过在教会实践和神学言说上对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独一话语的聚焦和强调,这份宣言明确在教会内部批判和弃绝以其他话语代替耶稣基督作为教会宣讲前提的任何神学可能性,特别是强调血液、种族、土地、国家等自然秩序的、试图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缝对接的自然神学言说(在这方面,这样的自然神学又很容易与尼采、乃至海德格尔强调自然秩序和强力意志的生命哲学达成同盟或共谋关系。这也可部分说明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可以且的确利用了尼采的主张、以及为什么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所认同)。就此而言,《巴门神学宣言》不是一项反对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行动,而是一项在教会内部开展的教会政治行动。当时,希特勒正处于声誉巅峰,还在扮演着在冲突各方之间调停斡旋的角色,实际上受到批评的往往只是具体宗教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和执行者。

正是基于上述对自然神学的不满、质疑和批判,巴特在1934年秋发表著名的小册子《不!》(Nein!),以此反对昔日辩证神学运动盟友布鲁讷(Emil Brunner)。布鲁讷在题为《自然与恩典》(Gnade und Natur,1934)的小册子中主张,他们这一代神学家的任务在于,重新找回合适的自然神学。也就是说,神学家必须在人那里找到与上帝启示相关的“关联点”,并且以之为神学言说和教会宣讲的前提。对此,巴特表示强烈反对。巴特认为,在人那里并不存在这样的关联点,这样的关联点单单仰赖上帝的恩典,来自圣灵本身的设立。

1934年11月,巴特作为神学院教授和德国国家公务员,拒绝宣誓效忠“元首”希特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在把希特勒当作道成肉身的上帝,从而严重违背十诫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由于此事,巴特被迫终止教职,停止一切教学活动,最后被勒令退休。

1935年2月,巴特其时已在德国被禁止公开发言,他受邀前往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开课,讲授如下课程:《我信:以使徒信经为基础讲述的教义学主要问题》(Credo: Die Hauptprobleme der Dogmatik dargestellt im Anschluß an das Apostolische Glaubensbekenntnis,1935)。在这一讲演课中,巴特从教会的斗争处境出发进行言说,试图表明,当今教会的斗争处境与之前产生伟大教义的时代处境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在他看来,当时的教会和神学之所以面临巨大灾难,正是因为没有理解“我信”的三重含义,没有把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当作理解信仰和信经的前提和源泉。

1935年6月,瑞士巴塞尔当局邀请巴特担任巴塞尔大学的编外讲席教授。7月,巴特举家欣然回到故乡。10月7日,巴特回到德国巴门小镇,发表题为《福音与律法》(Evangelium und Gesetz)的报告。这篇报告后来被视为巴特向德国基督徒所作的告别之言,而且是理解巴特神学、特别是伦理学和政治神学的基础文本之一。藉着这篇报告,巴特试图与德意志基督徒、及其关于“民族规范”(Volksnomos)的学说彻底划清界限,并且试图修订与上述学说紧密相关的、关于律法与福音的路德宗理解。巴特认为,不是先有律法,才有福音,而是先有福音,才有律法。因为上帝恩典的行动和福音在先,其次才是上帝的律法或诫命。有意思的是,由于巴特当时在德国已被禁止公开发言,报告由他人代读,会场受到警察监控。会议结束后,巴特旋即被警察押送上开往德瑞边境的火车。

1935年10月,巴特正式开始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直至战争结束的十年内,他都无法再次踏入德国土地。然而,他依然十分关注德国认信教会运动、及其开展的教会斗争,并且越发清楚认识到,对第一诫的认信不再仅仅是一项神学的和教会政治的行动,而且在实际上也是一项抵抗纳粹德国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巴特通过书信和文章,鼓励德国和欧洲的基督徒,为他们提供神学方面的思考与论证,帮助他们在政治上抵抗纳粹德国和国家社会主义、从而做出在政治上服侍上帝的见证。比如,1938年12月5日,在德国发生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迫害事件三周后,巴特发表题为《教会和今日的政治问题》(Die Kirche und die politische Frage von heute)的报告,明确主张,谁在原则上是犹太人的敌人,他在原则上就承认自己是耶稣基督的敌人。在战争期间中,巴特撰写和发表多篇类似文章和书信,后在1945年被收集成书,即《一种瑞士的声音》(Eine Schweizer Stimme 1938-1945)。此书是巴特在战争期间作为一名基督徒和神学家如何进行神学反思、承担时代责任和履行政治任务的见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强调基督徒应该履行政治任务的同时,巴特坚持认为,基督教会的独一任务始终是宣讲上帝的福音。而且,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的神学道路的核心指向。

1937年夏,巴特完成《教会教义学》第一卷下册(I/2)。他接续上册关于三一论和上帝作为启示主体(圣父/主)的讨论,在下册中重点讨论启示分别在客观方面(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和主观方面(圣灵的浇灌)的实现、以及对启示的见证(圣经的见证和教会的宣讲)。在这一册中,最为著名的是巴特在讨论启示的主观现实性时对宗教的辩证探讨。巴特将上帝启示理解为对宗教的扬弃。不少读者片面地认为,巴特在此单纯地将宗教当作不信之人试图把握上帝的努力、而加以否定或弃绝。在我看来,这样的读者对巴特的宗教批判缺乏辩证的理解,而且没有认识到巴特的如下看法:一方面,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他能够自上而下地在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中启示或不启示自己,若想认识到上帝这样的启示,必须借助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发生的启示的光照;另一方面,基督教并不是在本质上就是真正的宗教,而是要不断仰赖上帝的恩典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宗教,成为上帝启示的见证者和其他宗教的榜样。此外,就当时的具体处境而言,巴特这样的宗教批判也是在隐晦、但有力地批判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元首崇拜。

1938年,巴特发表题为《称义与权利》(Rechtfertigung und Recht)的报告。此文反对和批判路德宗的两个国度论,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并且是教会在政治方面陷入被动服从局面的根源。巴特主张,国家和教会并非两个国度,而是同处于基督的王权之下。教会不应将自己与国家混为一谈,也不应被动地服从国家,而是应主动承担责任,通过对上帝福音的宣讲,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从而有助于人的权利的建立和保持。

1939年,巴特完成《教会教义学》第二卷上册(II/1)。这一册关注上帝论,包括对上帝的认识和上帝的现实性。在其中,我们可读到巴特关于上帝的最基本理解:上帝即那在自由中的爱者。由此,我们可以说,对巴特来说,上帝既是在自由中的爱,又是在爱中的自由。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对三一上帝向内(内在三一)和向外关系(外在三一)的最好说明。此外,我们还想试探性地指出,巴特这样对上帝的理解,可能并非源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强调上帝首先是理性的实在论传统(知道上帝的本质,才能知道上帝的属性和作为),而是出自包括路德和康德在内的、强调上帝首先是意志的唯名论传统。就此而言(知道上帝的作为,才能知道上帝的本质),所谓自由,并不是最终极、最根本的概念,它要么来自理性的根据和规定,此即理性的自由;要么需要意志的奠基和引导,此即意志的自由。

1942年,时隔《教会教义学》(I,1)完成已有十年之久,《教会教义学》(II/2)出版。这一册的主要内容是上帝的恩典拣选和上帝的诫命,前者涉及教义学,后者涉及伦理学。此册关于上帝恩典拣选的第33节,被不少学者称誉为巴特整部《教会教义学》的真正核心。不同于以往加尔文部分人得救、部分人得罚的双重预定论,同样身为改革宗神学家的巴特认为,预定确实是双重的,而且发生在三一上帝在永恒之中的恩典拣选中。凡是上帝的意志和决定,均不开耶稣基督的意志和决定。在这一拣选事件中,在上帝的“源初决定”(KD II/2, 110)中,耶稣基督既是拣选的上帝,又是被拣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与人为友的上帝把拣选、祝福和生命给了人,而把弃绝、诅咒和死亡给了自己。巴特将这样的恩典拣选称为“福音的总结”和“上帝一切道路和事工的开端”。在他看来,上帝的恩典拣选既不是如路德所说的“隐匿的上帝”在启示背后无法言说的奥秘,也不是如加尔文所说的上帝的“绝对命令”,而是上帝在启示之中开启和实现的“具体命令”。巴特这样的恩典拣选论堪称他为整个基督教会和信仰所做出的最卓越的思想贡献,因而也是在全部《教会教义学》中最值得关注和阅读的。此外,关于这一册的内容,还有至少三点值得特别一提:其一,关于巴特的恩典拣选论,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主张所有人都终将得救的普救论。就巴特本人而言,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宣扬普救论,他更愿意强调这是上帝的主权和福音的大能,人所能做的更应该是积极宣讲上帝恩典的福音,而不是纠结于得救的具体人数。其二,与其对现代主体性的批判相对应,巴特认为,在上帝的恩典拣选中,在耶稣基督里首先被拣选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分别以以色列和教会为代表的群体。考虑到当时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各种相关意识形态和政策对犹太人的敌对和迫害,巴特这样的思想可以说是给当时的合一运动做出的重要贡献。其三,紧接着恩典的拣选论后,巴特处理的是伦理学,即关于上帝诫命的学说。在巴特看来,神学伦理学必须是恩典的伦理学,否则就不是神学的伦理学。一方面,上帝若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中没有对人说话(Zuspruch),人就不可能听到关于上帝恩典拣选的福音。另一方面,对人提出要求(Anspruch)的诫命并非抽象的律法,而是恩典的上帝的具体诫命。

在作为导论的第一卷和阐述上帝论的第二卷后,巴特试图分别从创造论(第三卷)、和解论(第四卷,未完成)和拯救论(第五卷,未开始)角度进行具体的神学言说。1945年,巴特完成第三卷第一册(III/1),这一册从大篇幅地“后说”(nachsagen)和解读《圣经》前二卷所记载的创世传说(Sage)出发,主要关注对上帝作为创造者的信仰、创造与盟约的关系、以及创造者上帝对受造物的肯定。巴特认为,对上帝作为创造者的信仰是阐释创造的神学前提。就创造与盟约的关系而言,在巴特看来,创造是上帝与人之间盟约的外在根据,为的是给这一以耶稣基督为开端、中点和终结的盟约历史创立空间;而上帝自己在耶稣基督对这一盟约的实现则是创造的内在根据和终极目的。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逐渐形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一方面,巴特不仅公开反对联邦德国的重新军备,而且明确抵制联邦德国和瑞士可能进行的核武化。在巴特看来,不仅是德国和瑞士,而且所有国家都应放弃核武器,因为核战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是正义的战争。另一方面,巴特反对美国和西欧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敌意和遏制。在他看来,东西方对峙起源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教会没理由偏向某一方其中任何一方。耶稣基督的教会必须有更大的自由,走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不必慌张恐惧,勇敢见证上帝国的希望,坚决反对东西方的冷战(参《在东西方之间的教会》[Die Kirche zwischen Ost und West],1948)。而且,就在东方阵营内的教会而言,巴特借用《彼得前书》5,8-9指出,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在“坚固的信心”中所要抵挡的“吼叫的狮子”,无论是西方的狮子,还是东方的狮子,并非他们所经受的某种外在威胁,而是他们可能遇到的诱惑:“与狼一起吼叫,或者害怕被它们吃掉……简而言之:在事实上陷入没有神的境况”。而且,这样的抵挡并非某种斗争,而是在单纯的预备状态中,严肃和喜乐地相信上帝,榜样性地见证他(参《写给一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牧师的信》[Brief an einen Pfarrer in der Deutschen Demokrattischen Republik],1958)。

1946年4月,巴特受邀返回之前任教过的波恩大学,在战争留下的废墟中讲授《教义学纲要》(Dogmatik im Grundriß, 1945)。与以往讲演课不同的是,考虑到听众的战争经历和多样来源,其中很多还不是基督徒,巴特生平第一次没有写就专门的讲稿,试图扮演传教士、主日学老师、演讲家和朋友等不同角色,根据《使徒信经》和相关提纲自由地表述自己的想法。

1946年,巴特发表题为《基督徒共同体与公民共同体》(Christengemeinde und Buergergemeinde)的报告,鼓励德国基督徒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积极参与战后民主国家的建设。此报告是了解巴特政治神学的基础文本之一。在这篇报告中,巴特一如既往地反对两个国度说,主张“一国两府论”:教会和国家并非对峙的两个国度,而是同一个以耶稣基督为王的上帝国内的两个政府,两者以耶稣基督为共同的中心、原则和起源,形成以教会为小圈、国家为大圈的同心圆结构。教会的根本任务在于见证和宣讲上帝国,而国家的根本任务在于保障自由、和平与法律秩序,从而让教会能够进行见证和宣讲。凭着自身的见证和宣讲,教会应该敢于成为国家所应效仿的典范,也就是说,成为国家更新所凭据的来源、以及国家维持所仰赖的力量。

1948年初,巴特完成《教会教义学》第三卷第二册(III/2)。该册主要关注作为受造者的人。巴特认为,作为人的耶稣是上帝启示着的话语,只有从他出发,我们才能获得对被上帝所造之人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在巴特看来,无论是强调人之受造性的自然论,还是突出人之独特性的观念论,还是将人理解为在上帝面前负责任之理性存在者的有神论,都是不可达到的。在此册中,巴特特别借鉴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主张的人是为他人之存在的思想和布伯(Martin Buber)强调我-你关系的对话式人学,试图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对话论的人学。

1948年8月24日,巴特受邀参与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第一次大会,并做引导性的大会命题报告:《世界的无序和上帝的拯救计划》(Die Unordnung der Welt und Gottes Heilsplan)。巴特认为,应先从上帝的拯救计划讲起,才能接着谈论世界的无序。否则,基督教界就会停留于他们自己的、属人的、对世界困境的描述和判断之中,而且最终停留于他们自己的、属人的为了克服这些困境所采取的计划和措施之中。通过此次会议,巴特开始深切认识到教会合一运动的重要性。

1949年8月底,巴特前往日内瓦参加人道主义大会,发表《上帝的人道主义》(Humanismus Gottes)的报告。他认为,“上帝的人道主义”讲的不是由人所想出来和行出来的人性,而是上帝对人的转向、关注和同在。上帝这样的与人同在是人的一切权利和尊严的源泉和规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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