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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居风情画 俗中见雅 ——刘以鬯小说《香港居》读后

蔡益怀,文学博士,《香港作家》总编辑。

说到刘以鬯的小说创作,大家首先想到的通常是《酒徒》、《对倒》等代表作。像这些具有现代主义创作意识的作品,只是刘氏海量创作中的部分成果。事实上,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传统写实手法写成的通俗小说,如2016年才结集出版的《香港居》,就是一部难得的另类力作,此作在笔法上与《陶瓷》属同一路数,平实而耐读,俗中见雅,具有相当不错的艺术品质。这个作品从居住的现实困境切入,真实反映香港“居不易”的社会现象,同时又刻写人情世态,勾画出五六十年代巿井社会的众生相,俨然一份活生生的社会档案。

这部作品创作于一九六零年,并在《星岛晚报》连载发表。小说以通俗的形式,勾划出一幅“香港居”的浮世绘。作品从“我”的视角展开敍述,记录一家三口的遭遇,以及“我”和妻子的所见所闻。此作有明显的“流浪汉小说”创作特色,即以“我”的找房、租房、居住经历,串连出一段段故事,翻开一个个人物不堪言表的人生。全书共分七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是一段独立的故事,涉及若干人等。以写作为生的“我”,每搬一次家就踏进一个生活场域,亲历各种人间冷暖,饱尝各种生活滋味,见证一个个巿井人物的生存状况。如第一节,写出了寄人篱下的苦楚,不能自顾工人、不能自己煮食,在与房东共雇工人及搭伙时又备受盘剥。如“我”的妻子所言,每天怀着赴宴的心情吃饭,吃下去也不长肉。且看开餐的情景∶“这是三菜一汤,但质劣而量少,实在是不够吃的。再说,妻从小不吃芽菜;而莉莉又最憎咸菜,剩下的祗有那碟红衫衣了。莉莉怕羞,不肯自己举箸。妻无意让莉莉挨饿,正欲代夹时,潘太太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将整个鱼头夹了去;接着,潘先生也不甘示弱,居然『大刀阔斧』地将鱼尾也夹掉了。留下来的,是一块多刺的鱼背。莉莉喜欢吃鱼,却不善于剔出鱼骨,常常吃到一半,鱼刺梗在喉咙,弄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为了这个缘故,妻祗可以替她拨些豆腐汤捞饭。”(P14)从吃饭这个小小的场景,就可以想像租客与房东相处的窘迫境况。种种芝麻绿豆的烦扰,无日无之,电费、按金争拗,讨价还价,伤神伤气。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好房东,又因为房东女儿的错爱而徒生枝节,避之则吉。做租客麻烦多多,做包租二房东也不易。“我”和妻子为了租房的事伤透脑筯,于是包下一个单位,做起二房东,殊不知又惹来意想不到的事端。房客中有舞女、单身寡佬,也有做人情妇的女子。一个多人共处的场域,就一个小社会,连接着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不免产生人际纠纷,也引来更多的事干。男客偷窥又偷腥,舞女带相好回房间,凡此种种,每一椿每一件事,都掀起三尺浪,让人不得安宁。无奈之下,“我”宁愿损失一笔钱银早早结束二房东身份,再做三房客。此作真实再现了早年香港居住环境的实况,真可谓一幅“居不易”的连环风情画。

文学除了纪录生活,承载社会历史经验,一个更大的功用是探究人生、叩问灵魂,体察世态。本书更具吸引力的看点也在这里,对人情世态有很好的观察与摹写。如第一节中房东潘承富与潘太这对冤家的吵闹,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二人其实是一对苟合夫妻,男人在他风光的时候遇上女方,火速姘居,抛弃原配。后来男人失业,又不改风流本性,跟原配的妹妹又好上。由于经济拮据,不时将当初送给女方的首饰偷去变卖,结果三天一吵五天一闹,搞得家嘈屋闭。女方也非善类,将男人撵走后,又公然将一个个的野男人带回家鬼混,闹得“我”无法专注写作。最后一对夫妻离异收场,“我”与妻女也住不下去了,搬家走人。

刘以鬯在书写这类巿井人物时,一大值得肯定的本领是,不作简单的道德批判,也不标签化,而且能设身处地去揭示人物的内在困境。作品中不少角色都是舞女,但作者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相反力求还原人物本身的身世与内心世界,加以立体的呈现。如第四节中的两个女人金玉花和陈含英,都是靠身体本钱生存的人,倘落在一些作者手下,大概未落笔已先将她们钉在耻辱柱上。刘以鬯可不一样,他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有“人性的人。金玉花原本是一个男人的情妇,后来与同一屋檐下的浪子麦刚搭上了,暗通款曲。谁知这麦刚劣性不改,除了偷窥别人房事,又垂涎陈含英姿色。后来,金玉花察觉异常,向陈含英大兴问罪之师,于是引发了一场两个女人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情感纠结,尤其是陈含英的灵魂冲突。在这个作品中,陈含英这个形象的塑造相当见功力。她是个装束入时又漂亮的女子,入住这个居所时,虚报自己的身份,说是在中环写字楼做事,但她又为自己撒谎作假而“心里难过”,向“我”坦白自己是个舞女。像这样一个懂得负疚的人,自然有良心埋于灵魂底处。她本来顾及金玉花的存在,而不让麦刚占便宜,谁知经过金女一闹,报复心被激发,相反跟麦刚走在一起,彻夜外出。这样一来,当然是一场“全武行”,闹剧收场。小说作品中好的人物形象就应该这样,可以看到人物的不同面向,看到灵魂的折痕,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可感的人物,看得到他的形貌,听得到他的声音,想得到他的情感状态。可见,刘以鬯在通俗小说的写作中,亦不忘艺术性的追求。

在这个作品中,还有几个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少女莎莉、冯氏夫妇、周女士等。少女莎莉是房东的女儿,青春活泼,“具有一种稀有的少女美”(P54),她听的是“丽的呼声”、“猫王”,看的是莎冈的小说,跳的OB恰恰,以至于把现实生活也当小说,痴爱上中年作家“我”,闹出一场仰药自尽的生死剧。这则故事写出了那个年代的时代流行病,有助于读者洞窥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香港社会的西化风潮。当然,小说更多的是从婚恋关系、家庭伦理来透视社会现象,并作出深刻的评断。如冯氏夫妇的婚姻悲剧,令人唏嘘。冯士铭是从上海避难南来的富家公子,但几万块钱坐吃两三年就用光了。冯太黄美娟是旧上海交际花出身,视爱情为商品。冯先生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又有心脏病,幸得朋友的关照找到一份月薪五百元的工作。但他的这点收入哪里满足得了女人的需索。妻子为了赴友人的生日宴,硬逼冯先生买一块五六百元的白金四方表或劳力士。丈夫被逼入绝境,女士全然不体谅他的难处,又明目张胆地去找她的“出血户头”,让他躲在家中在偷偷饮泣。一个活得没有尊严的男人,窝囊如斯,夫复何言?更不堪想像的是,冯先生心脏病复发,危在眉睫,女人还逼着他去上班,结果就这样一去呜呼。这则故事反映了香港畸形社会的不正常男女关系,也流露出作者的了批判态度。

透过婚恋生活来揭示金钱社会的罪恶,是本书的一大主题,作者反复讲述的是把爱情当商品的故事,鞭挞的是扭曲的价值观,“香港这个地方,正常的恋爱并不多。爱情如果不是商品,也会变成赌台上的筹码。”(P184)金钱令人变心,不讲道义。第六节中周女士变心的故事,如同冯氏悲剧的翻版,情节峰回路转,颇具欣赏趣味。周女士跟海员老赵是一对没有登记的夫妻,男人长年在外,但对她一往情深,为她顶了一层楼放租维持生活,又将所有的收入都寄回来给她。周女士本来也是一个本份的人,可是在世风的习染下也不安份了,且在欲望的泥淖中愈陷愈深,“她将『爱情』和『友情』统通当作了战利品,祗想结果,不顾道义”。(P208)金钱社会扭曲人心,让人异化,周女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对金钱的追逐,让她堕进了老千局,偷鸡不成倒蚀一大把米,赔上万多元的老底,落得一个跳海的下场,好在死唔去,也重新见到人生的正道。在这些故事中,刘以鬯表逹了一个思想,“在香港这个地方,谁讲道义,谁就倒霉;谁就永远无法转身……(P209)无疑也是一种警世、醒世的声音,引人反思。

说到这里,我还想附加一笔,那就是刘以鬯的写作观。在这个作品中,那个以写作为生的“我”,多少有一点作者本人的影子,无论是个人的处世之道、人生哲学,还是创作观。作品中的“我”,是个明哲保身,怕惹麻烦的人,他从个人利益思考盘算,权衡得失。“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打算,不愿做的事情也只好做了。”(P116)而在判断家庭感情纠纷时,他也抱一个态度,“不必用道德或感情的眼光,只谈现实”(P115)。联系到他的写作观,我们也不难看到他的态度。他是一个文学上的实用主义者,既有高远的文学眼光,又不抗拒低俗的写作。比如,作品中写到“我”收到读者来信,对方劝喻“少写一些有价格而无价值的东西”,他的妻子也赞成“少写一些商品”,他的回应是:“我也无意为自己分辩!总之,一个曾经挨饿的人,是不容易忘记饥饿的难熬的!”(P27)当然,他始终心怀一个小说家应有的心志,“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如果专门写一些风花雪月,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社会上的黑暗面,我们有义务将它揭露,并予以无情的抨击!”(P256)进而说“写小说而不能反映现实,实在是件非常可悲的事情。(P257),可见,刘以鬯是有明确的写作意识的。这也就不难理解,《香港居》所蕴含的社会意识,以及创作手法上的经营。刘以鬯在创作这部通俗小说的时候,同样有着一种艺术性追求,力求展现一种艺术上的力道。如他在谈写作技巧时说:“‘手法’、‘技巧’并不是一种虚伪的矫饰,它使读者对作者的用意产生更强烈的反应。(P256-257)这个作品有比较高的艺术品质,正得益于有意识技法运用,如人物形象的刻划、情节的变化等。当然,这个作品也还有一些缺点,如情节的雷同,再如第七节讲周女士的故事时敍述视角上的瑕疵。不过,这不影响整个作品的价值,我们也不必过份吹毛求疵。

整体来说,这个创作迄今已逾半个世纪的作品,于今读来仍不乏现实意义,不仅可以让人对香港居住的难题有更直观也更具历史眼光的认识,同时让我们看到香港社会的众生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座城巿,理解人生。说来,无论雅俗,经得起时间汰选的文字,自有可观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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