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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香港人如何书写延安?

文/胡嘉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副教授,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化人类学博士,研究兴趣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文化政治与主体性。)

一个香港人如何书写延安?我出生于香港,母语为粤语,上基督教中学时学习英语。2000年我去美国修读博士,认识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学生,在此之前我从未学过或用过普通话。在纽约狂啃了三年西方人类学理论后,我于2003年第一次踏足延安的黄土地,在土窑洞用蹩脚的普通话跟老乡“拉话”(聊天的意思)时,陕北话一句也听懂!冬天老乡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我翻山越岭四出访谈经常饿得肚子咕咕响;每天上露天茅坑,无法不正视粪虫翻滚;每餐面对土豆馒头腌白菜,只能咬牙下咽;晚上睡在炕上,冷得要穿四条裤子保温;还有每周一次长途跋涉到城里的洗澡仪式。文化大震荡一段好长时间,我才开始细想静观田野。

《延安寻真:晚期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一书

陕北人民对我恩重如山,目不识丁的村民对一个陌生的香港学生照顾有加,农村的方家和城里的范家更待我如家人,了解我是做研究之后,二话不说给我铺床做饭,我生病时对我关爱有加,没有他们的支持照料就没有本研究。提笔写书时,我额外小心,到底如何呈现这片土地和人?在中港诸多矛盾误解的时代,我如何才能破除定型、又提出严谨的研究结果?

反思自己的成长经验,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我的出发点。没有到大陆开展研究前,我可能与大部分本地年轻人一样,觉得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比大陆先进自由。事实上,殖民时期长大的我,总记得小时候每逢农历新年,我们要带着电风扇、电视机及二手衣物,跨越中港边境,探望父亲在广东物质欠缺的亲戚。89年也让我对中国部分面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一直到我读研的时候,丈夫为非政府环保组织工作,移居内地,我开始探访中国不同城市,认识了众多优秀的学生老师和官员,他们除了熟稔西方理论,还对中国的民主民生问题有深刻的省思,并非港人眼中缺乏自由开放媒体和独立思考的顺民。抵达延安后,我进一步接触北京上海大都会外的中国:农村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严重的城乡断裂、族群宗教分歧隐患不少。我开始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雷同把欧盟多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差异和宗教难民挑战共冶一炉。我赫然发现,田野研究于我只是一个生活小体验如何破除自己一直以来以的殖民城邦眼光看世界,如何超越只以西方理论看中国,并且要书写复杂多层的田野现实和权力关系,这才是真正的挑战。研究任务变得无比 沉重,艰难重重。好多次我差点放弃,只是想到延安香港北京西安纽约乡亲友人多年的支持指点,我咬紧牙关。

我逐渐融入陕北生活劳动,抓着每一个访谈机会,我很快扔掉原来的题目,发现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充斥着民间传统的话语和实践。一方面,民间祭神仪式与传统的复兴似乎诉说一个非政治化、古老的乡土文化中国;另一方面,快速的商业城镇发展似又揭示乡土的随时消逝。慢慢地,我探讨传统话语和实践如何成为当代国家利益、农村社会、新资本价值和地方政府宣传的交会之处。作为中共革命的摇篮,又因为毛泽东在此发表了关于文艺要服务群众听命于党的讲话,延安集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民族对传统的想 望、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追求,及知识分子想像文化中国的一个独特的地方。本书是我第一本的研究专著,除了田野调查,深入访谈,我也用了很多历史档案、民俗地方志做相互文本分析,我谦卑的希望能呈现在此历史空间里,国家、资本和民间传统的力量如何交织博弈,也希望读者能读出一个非主流论述的延安。

书稿终于出版,但距离研究时间已过十年,缓慢的学术成果与激变的中国形成强烈对比。当年待过的陕北农村,改头换面,迎来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招待我的农民方家夫妇,儿女成人,负担减轻,生活好转,原来的农地最近发展为一个集合红色旅游的剧场商场广场空间,农民不但从窑洞搬到楼房居住,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资本空间和消费时代。期待他们有机会读到我的文字时,会认我纪录了近年西北地区快速的城镇化,资本大规模进入农村和争夺传统话语的诠释。

黄土高原的变化并不孤单,事实上,中国大陆这十几年的改变巨大。农民负担和发展矛盾稍微缓解,城市中产阶级冒起,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政府职能日益强调公共服务,致力解决分配不均,人口和资本流动加速了创新,微信、京东、滴滴、支付宝、顺丰开始解决以往城乡资讯物流断裂问题。诸多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虽没有一下改变,民主自由度也并不理想,环境问题恶化等都是现实,但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却是很多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前几年方家夫妇 到香港旅游,让我颇感意外,我住在他们窑洞家里时还没有自来水,经济落后的农村受访者怎么也旅游起来了?人类学家以为自己才有流动资本这种神话在中国注定破灭。

再看香港,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工资停滞不前,殖民政府留下来的地产霸权却绑架整个城市发展,物价腾飞,开发商销售十几平米的“纳米房”要价几百万元脸不红耳不热,在这资本家金融精英的天堂,普通市民只好在供应紧张的公共房屋医疗制度下竞逐资源,叫苦连天。一个台湾老师前两年来香港任教,目睹不少基层工人站在便利店里啃面包解决午餐、为了减轻车费负担晚上睡在麦当劳等现象后,慨叹跟我说:“香港人在这个地狱里,看到大陆政府和游客,终于找到魔鬼了。”

确实,后殖民香港社会制度千疮百孔,高昂的房价物价让普通市民早就负担沉重,一国两制带来大量的人口资本流动,如同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是消极对骂,恶言相向,本土主义 乘势而起。但大部份港人继续沿用殖民城邦看中国的陋习,对中国大陆的内部差异和进步不闻不问,只加剧港人看大陆人不顺眼,加深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伞运在此情绪下展开又落幕,普选无 望,民主民生改革失诸交臂,回归二十年中港越走越远,人心与祖国认同背道而驰,我无奈叹息。历史洪流把我等香港学人置放大陆,我诚惶诚恐,希望能忠于现实,了解知识对象的同时亦反躬自身,期盼读者能读到一本对自身解殖亦具有批判意识的中国民族志。

我衷心感谢中国大陆的朋友,尤其是陕北众多老乡对我多年的信任照顾,使得本研究顺利完成,特别鸣谢照顾我起居饮食的莫家沟方家、延安城范家、延川冯家,还有延安的老乡张春生、李凤英、张莉、张军、张红、张琴、张静、李宏玮夫妇、李甜甜、史贵莲、侯建强一家、侯蓉蓉、徐文治一家;延安市的朋友樊振华、徐晓萍、樊星、班良,延安市艺术家宋儒新、张永革,安塞文化馆的文艺工作者孙胜利,安塞农民艺术家侯雪昭、郝桂珍;延川艺术家冯山云、黑建国、刘洁琼、冯彩琴、冯奋一家;延安学者艺术家曹培植、曹培炎;另外,西安的班理女士、北京的杨圣敏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的靳之林教授、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作家陈冠中和于奇老师都给予我很多的生活上的帮助和知识上的启发。

本书是英语专著的中文版,翻译过程中我重写了许多,特别感谢两位译者童祁和廖彦乔,把原来累赘别扭的英文原著变成较为通顺易读的中文书。特别感谢我的研究助理陈文彦,过去几年在中英文两个稿子帮忙许多。当然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多谢他们相信这本书的价值。另外特别感谢教导过我的香港和美国老师,也要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的好友,尤其是闺蜜刘瑜、张恩华,还有我后来的几位研究生都陪伴我度过漫长又痛苦的读书写作生涯。

最后,我的父母胡广润、赵玉斯和公婆卢中全、张礼雯都是出身基层的劳动人民,他们默默无言给我做饭带孩子,付出大爱成就我的学术事业,我感激万分,无以为报,铭记在心。我的丈夫卢思骋是一位传奇人物,熬夜工作奔波受压都想着如何解决生态危机,思考世界如何变得更平等,他会在百忙之中抽空批改我的文章,还唠叨我的中英语水平低,批评我理论根底不够、分析不到位。我感谢这位爱人同志,你的理想抱负和批评一直在推动我的研究和思考。■

本文是《延安寻真:晚期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一书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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