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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盛:动乱时代的摄影师

文/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大部分历史学家(也包括我)通常都认为,一个事件发生之后时间过得越久,越容易解释和理解。但就1966–1976年给中国带来悲剧的文革来说,这种笼统的说法毫无意义。相反,时间过得越久,越难以理解中国所遭受的这场最具有灾难性和复杂性的群众运动和政治动乱。为何几百万年轻男女竟被毛泽东故意煽动动乱的言词所吸引?为何党政领导人会如此迅速屈服于喊口号的青少年?年轻人的暴力来源于何方?有何理由可以使那些惩罚、毒打和侮辱年长者的人对这些恶毒而且常常是致人于死地的做法辩解?即使他们可以为这种暴行辩解,他们内心又有何理由可以使他们对来自学生中的其他所谓革命群众进行恶战?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真正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并理解他们的动机、理解文化大革命潜在的含义,很可能会源自于像新闻摄影家李振盛这样的目击者所提供的证据。在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拍摄的十余万张胶片中,李振盛捕捉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最北边的省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内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作为国营报纸的官方摄影师,李振盛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遵命摄影,但作为一个具有敏锐眼光的年轻人,他也捕捉到一些十分复杂的镜头:他准确地拍摄到人的悲剧和人性的弱点,不仅为他的同辈而且也为后代创造了永久的遗产。当西方人面对他具有多重意义的影像时,也能理解在这场持久的人类灾难中那些令人痛苦和啼笑皆非的情景。

哈尔滨是李振盛拍摄文革照片的主要地点。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来说,它可算是一座新城市,从19世纪末开始扩大为交通枢纽,位于新建成的中东铁路(由俄国政府出资提供的一条通往海参崴的捷径,比更靠北的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更短)跨过松花江的地方。在几年内,这座新兴城市与满洲里南部铁路系统连接在一起,通往沈阳(然后到北京)和朝鲜。尽管冬天气候十分寒冷,该城市迅速扩展,因为除了俄国资金之外,日本也投资。而且,中国外地的定居者涌入该地区,利用哈尔滨提供的便利,去获得丰富的矿物、木材和粮食资源。193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在日本统治下,哈尔滨进一步发展。它是存在不久的日本控制的“满洲国”的主要城市之一。在二战后苏俄的短暂占领结束后,1940年代后期,哈尔滨成为共产党基地的中心,共产党由此一步步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作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成为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以及东北地区的主要政治和工业中心。由于这些因素,在1949年获得胜利后北京政府为全国进行未来规划时,东北的共产党和军队将领发挥了重大作用;在1950年代中期,其中的一部分人被残酷地清洗了。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许多年里,李振盛还在上学,中国已进行了各种群众运动,包括反对美国参与韩战的群众示威活动;大规模抗议美国所谓的在朝鲜北部与东北地区实施的细菌战;以土改的名义将所有农村社区整编起来;全民消灭诸如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等“四害”;打击城市“资本家”以及那些为外国人做事的买办;大肆批判作家和艺术家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沦为文化修正主义;以及对那些无法超越个人利益、无私地为社会主义国家作贡献的官僚开展的运动。1958年下半年,这些运动均归到一个更大的革命旗帜之下―大跃进,即通过成立人民公社,将国家推到工农业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这是为了建立集中管理的庞大农村社区,将分散的农业、地方工业、对外国侵略者的防御、育儿、饮食、保健和文化创作等不同领域结合起来。在几年内,公社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它基于毫无希望和不现实的增长预测,使人力和土地耗竭,最终发展为1959年至1962 年席卷中国农村的灾难性大饥荒。

正是在这些废墟上,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中可信赖的几位将军的协助下,开始建设彻底变革的伟业。根据毛的预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通过尽可能调动全社会男女老少的革命干劲,一劳永逸地消除各种政治上的“修正主义”和官僚倒退的做法,并阻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对于这场革命的风暴,没有人能够幸免,所有人的生活都会改变。教育仅仅集中在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传统的学校和大学将被关闭。红卫兵从这种能量的释放中产生,作为一股新的社会和革命力量,参与破坏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四旧”。由于不受地方政府固有的保守思想的阻碍,他们能够以毛主席的名义,进行他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改革。

这正是李振盛在哈尔滨的主要报纸《黑龙江日报》开始担任新闻摄影记者的工作时,需要用相机拍摄的世界。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的是,他的照片记录始于1964年,因此,从他最初的影像,我们至少能多少了解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犯越南的集会,以及1965年在该区域对被称作“地主”的当地农民进行公开批斗会的场景。李振盛仔细拍摄到这些群众集会的巨大场面,以及被判定为农村地主富农的褴褛衣衫和忧愁面孔。即审即决的画面与李振盛同样仔细观察到的“正确”政治态度的照片并置,后者反映在民兵演习,党代表的地方选举,工人们郑重宣读他们认真准备好的毛式文章中;而且,在这些照片中始终存在毛主席肖像。

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文革的许多准备工作是于1966年年初在上海和北京开始的,但我们能够从李振盛的照片记录中看出,革命的辩论和行动的浪潮如何在这一年8月中旬才真正影响到哈尔滨。在此不想重复所有关键人物的姓名和官衔,或许只需要强调李振盛对8月份这些事件细节的详细拍摄,宝贵地记录了经过仔细安排的事件顺序:当北京和上海的革命组织提出新政策的消息在哈尔滨传开之后,地方党组织迅速起来反对“旧传统”。最初的行动是摧毁当地的佛教寺庙、公开亵渎佛像、烧毁经书、公开痛斥管理寺庙的和尚。同时,在本书中也生动地反映出,从1966年8月底到9月初,攻击也转向哈尔滨的主要党政官员。李振盛没有忘记拍摄这些人的照片,他们每个人都被迫挂上一块写有其罪名的牌子,被迫站在椅子上,被大批观众嘲弄,并戴上特制的高帽。李振盛最杰出的一组系列照片是,原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头发被当地的红卫兵剃得参差不齐,这种行动明显地表明这些男女已无法有能力控制当地发生的革命。但是,这些羞辱行为却得到黑龙江省委新上任的第一书记潘复生的鼓动,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他的精心安排。潘是外来的,与当地没有任何联系。党内原先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来得及自卫,就被他和其他几位干部出卖了。他们以此保住了自己的权力,因此没有遭到羞辱。

在李振盛关于这些动乱的一些早期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的肖像被明显摆放着―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肖像旁边,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然而,到1968年年底时,这两个人均被解职和清洗:刘少奇不久之后便去世,而邓小平却幸存下来,领导中国在毛去世之后迈向新方向。

1967年夏天,李振盛拍摄到了破坏财产和图书馆书籍,以及红卫兵各派之间发生凶残武斗导致人员伤亡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暴力和动乱不断升级。或许,正如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是哈尔滨暴力行动的高潮。这些行为使毛泽东意识到,破坏力量现已失控。他的解决办法是,命令军队介入重新恢复秩序,尽管是在一种所谓的共产党革命团结的框架中进行的;同时,到处破坏的青年团体必须解散,并送到遥远的农村,使他们能够“向贫下中农学习”。然而,在这些变革措施之下并非没有进一步死人:1968 年4月,李振盛拍摄到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游街示众,在作为犯人和反革命分子遭到批判谴责之后,在一群围观者面前跪成一排,然后被枪决。事实上,他们的命运似乎产生于哈尔滨当地复杂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军队与所谓“进步”工人联合在一起,阻止当地城市里的“混乱局面”。因此,这八个人当众处决是在公开表明,“秩序”将由军方维持,而这些人是否犯下任何罪行则无关紧要。

1969年开始之后,在党组织的鼓励下,媒体倾向于将焦点集中在社会的“积极”方面,中国政府以此作为秩序已经恢复的证明。人们忙于建设的积极状态,与毛泽东破坏的能力正在衰退的时期吻合,并提醒我们,中国可能将会出现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乒乓外交”开始。尽管越南战争仍在进行,毛及其顾问开始对美国的姿态做出反应,这些姿态最终使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于1972年年初来到北京访问。通过李振盛的相机可以看出,大型群众集会和成排的尸体已转变成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假装出来的忠诚。李振盛这场知识分子式的冒险,试图显示出表面看似革命的形势之下如何会产生反动的冲动,也表明为何中国社会可能仍需强大的极权统治,正如毛尽管不断衰老和身患重病,仍然可以重复中国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的作用。

1980年代初,李振盛开始在北京一所大学教授新闻摄影,但在开始这种新生活之前,他在黑龙江省又拍到一次奇特而又重大的时刻。自从文革的岁月过去以来,中国已经发生变化,至少变化到以下这种程度:目前正朝着小规模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农民有更多的权利在包产到户的长期合同下种田,一些城市的个体企业家可获得一小部分当地市场的自由和空间。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最终被捕,一种新型体裁“报告文学”开始出现,这种新闻报道以新的方式呈现了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其中最着名的一篇报告文学涉及1978年公开的黑龙江的一起案件,该案件涉及一位名叫王守信的女干部,她垄断采购煤炭的市场,并通过各种关系、贪欲、胁迫和贿赂建立起了商业小王国。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件,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但是,当真相大白时,王守信已被枪决。李振盛最后一次又拍摄到在黑龙江雪地上发生的悲惨而又孤独的暴行。当局希望通过处死王守信杀鸡儆猴。但是,李振盛的照片中有某种东西让我们思考事情是否如此简单。或许是王守信从将她带到刑场的警车后边凝视我们的脸,当时她的下巴已被法警打得脱臼,无法再高喊任何口号或辱骂;或许是她跪在冰冷的地上安详的神情。无论如何,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种模棱两可的内容,迫使我们不断质疑我们以为我们正看到的东西。李振盛的照片是对这个可怕时代的杰出呈现,王守信的这组照片是再合适不过的结尾。◼

本文是李振盛《红色新闻兵:一个摄影记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一书的香港版导言,四季书评刊登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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