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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说书:徘徊于政治宣传与民间信仰之间

文/胡嘉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副教授)

自幼因脑膜炎而视力受损的许师傅,一直都保持着随和、务实、无私奉献的性格,婚姻幸福并育有三名子女。他凭靠着微弱的视力,艰难跋涉于黄土高原和山间小路,在延安地区的许多村子里表演说书。在八十年代,由于政府认可他对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的贡献,给予他延安市城市居民的身份;自此,许师傅便与其他五位说书人一样,每个月领由延安市文化局发放的基本工资。我2004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有1000块。虽然许师傅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他每年夏天仍会拜访延安周边各个村庄,他称这些说书之旅为“下乡”—这个词之前用来形容毛泽东时代政府带头发起的运动,派遣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地区接受再教育、宣传国家政策以及进行知识普及。许师傅提到自己下乡时,给我的感觉是他把自己看成前往农村地区的政策宣传员,虽然我怀疑他可能只是要多表演几场说书、多些收入。

2004年夏天,下乡的旅程开始。在踏入任何村庄之前,我们得先跟乡镇政府会面,也就是农村地区的最基层一级政权;许师傅会拿出他的宣传证书,说明他计划到哪些村庄、每个村庄会待上多久,而我因为陪同许师傅,也必须要向地方政府出示我的身份证件,表明我的研究目的。我们到了各个村庄,也都需要跟当地干部确认我们已跟上级打过招呼,表示我们的来访通过批准;每次离开村庄时,许师傅会从村领导或村委会干部那里领到一张条子,写明来访日期及报酬,向延安市文化局和乡镇政府证明说书人“有做他们的宣传工作。”

尽管许师傅在黑家洼村的表演以宣传歌颂国家政策开头,也跟各级领导打过招呼,他主持的“还口愿”的仪式还是令我吃惊。接下来两天,他主要在村里为村民看手相,家长们都大排长龙,等着听许师傅预测他们(已婚或在远方工作的)子女的现况或未来。

在第二个村庄王渠,村民请许师傅举行“包锁”仪式,保佑小孩免于疾病或厄运。家长告诉我他们想“包锁”是因为孩子总是在半夜哭闹,可能被某些脏东西(鬼魂之类)吓到。这项仪式在正午举行,先要设坛、焚香,准备好一碗谷粒,接着许师傅手持铃铛开始吟唱,并拿着一把锁在婴儿身上环绕多次;待香烧尽后,许师傅停止吟唱,用彩色线绳把锁挂在小孩身上,并给家长一个黄色三角形的平安符。家长则送给许师傅红包,还有一双新鞋,并要小孩叫他“干爸”。当地人相信,小孩若经过这项仪式后认了干爸,就能得到更多保护,不受恶鬼侵扰,能够健康地长大(Jones 2009: 35–38)。

在第三个村庄,许师傅白天和平时一样表演说书,然而到了晚上,村领导王大叔来到许师傅过夜的地方,请求许师傅帮忙。他妈妈几年前被诊断出乳腺癌,一直待在家里没有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但癌症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家造成的痛苦实在太大了,王大叔不忍看自己的母亲受苦,希望许师傅能做些什么帮帮她。许师傅对王大叔坦承能做的有限,毕竟乳腺癌是很严重的病,他所能做的只有求神保佑,于是他设坛并敬香,祈求守护神前来。做好这些以后,他让王大叔给他一些米酒,先倒了些酒在祭坛前的小杯子里供给神明,接着请王大叔的母亲脱去上衣,自己一口吞下半瓶米酒,再喷洒到老人家的胸口上,然后边吟唱边用米酒搓揉老人的胸脯。仪式结束后,王大叔不断向许师傅道谢。从他们互相道别的方式,我知道许师傅认识这家人很久了,他举行这项仪式是为了帮助老人家,而不是为了钱。

我和许师傅待在望家沟的时间最长,那是我们拜访的第六个村庄,位于偏远的山区。由于我和许师傅只能步行于几个村庄之间,我在离开黑家洼村之后便失去了方向感,但我猜黑家洼是最靠近主要道路的村庄,其他村庄距离乡镇及市中心比较远。事实上,每当我问许师傅我们所在的位置,他总是回答“后沟”,表示我们在山沟后方。

望家沟大概分散着30多户人家,跟之前几座村庄一样,村民大多为老人。前来迎接我们的村干部说,有些村民搬迁到其他村庄,有些则移居到延安市做生意去了,留下来的大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大家长年耕种玉米、马铃薯和小米,仅仅是自给自足,因为运输贩卖的成本实在太高。隔天一早,我发现许师傅到望家沟不是为了说书。日出前我们便起床,一路步行到山顶上,那里正在举行庙会。步行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山坡十分陡峭,村民们肩负一箱箱的工具、水、祭品及为了庙会而准备的道具,但仍然步履轻快,迅速超越我向山上走。山顶上的寺庙是几年前建立的,里头供奉的神明是黑虎灵官。

黑虎灵官为守卫陕北白云山入口的神明,而这里被认为是道教、佛教及儒家传统诸神居住之地。当地人形容灵官骑着一头黑虎,能够趋驱避瘟疫(郭于华 2000)。现今延安有许多通灵人皆宣称自己被黑虎灵官附身,吸引不少信众前来问卜,而信众捐款建庙作为回报神明的方式,并每年举办庙会。王家沟山上的庙会即是由此而来。

王家沟庙会上的通灵人—在延安被称为“马童”,坐在祭坛旁,问候信众并跟他们交谈。接待我们的庙会负责人曾经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我他跟许师傅是旧识了,在毛泽东时代就互相认识。附近村庄共有100人左右来参加为期两天的庙会,大多是为了祈福、求医,或是询问婚姻、未来,而来庙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参“过关”这项当地仪式。这项仪式有个简单的辅助工具,就是固定在木架子上的一口长达一米半左右的的大铡刀。正午时分,当排队等待的人数已经差不多时,庙会负责人便宣布仪式正式开始。祭坛旁焚香之处,负责人诵经吟唱,表示驱魔并庇佑孩童之意,接着便上下移动铡刀的刀柄,刀刃发出吱吱地声响。7至10岁左右的孩童腰际系着线绳,上头垂挂着拖地的长长的干草,每当负责人将地上的铡刀举到他头顶高度时,就会有一个小孩穿过铡刀走到另一边,负责人再迅速放下铡刀,将干草斩断。然后在铡刀这一侧等待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会非常高兴地递给孩子们干粮吃,这也是仪式的一部分。仪式结束以后,大多数父母会在庙里敬香,并捐钱给庙会。庙会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个大铡刀经过神仙施法,因此驱散附着在孩童身上的邪灵特别灵验,尤其是容易生病的小孩(Jones2009: 37–38)。

在庙会上,许师傅坐在祭坛旁的角落,不断弹着三弦琴,同时吟唱。有时一些年长的村民围绕着他,听他说书,但大多时候没有任何观众,他就这么独自唱着。庙会负责人告诉我,许师傅的表演主要是为了酬谢神明;因此,说书表演包含的音乐和吟唱成为当地村庄的庆典及文化网络的一部分。如果协会有更多预算,他们可能会邀请一整个剧团,但负责人说许师傅已为他们表演多年,所以他会继续邀请他来。

延安农村的新欲望与新挑战

关于1990年代起中国的城乡断裂与区域发展失衡的先行研究已有很多(Wang and Hu 1999;孙立平2004a,2004b;陈桂棣、吴春桃2004;Berstein and Lu 2003),随着从教育费到肥料等必需品的通货膨胀,农业被视为只能“赔本”,农耕对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来说,已渐渐成为无法获利的行业,甚至大多人都认为在城里收破烂都比种庄稼强。这样的情形导致两亿农村人口流动到沿海城市打工,而农民工面临许多困境,如工时长、工资低,要抛下在家乡的孩子,在城市勉强生存(Chan 2001; Pun 2005; Fan 2008)。

虽然近来政府推出一些措施试图打破这种城乡不平等状况,但2004年我待在延安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情况有所改善。留在农村地区的居民以小孩、年轻妇女和老人为主,18到48岁的青壮年村民大多在外省打工,留下来继续种地的人则重新回到原始的耕种方式,例如用人力背稻草或拉石磨磨小麦。耕种赚不了钱,加上缺乏柏油路、水管和灌溉系统等基础建设,严重限制了农村地区的发展。然而,人潮、城市的影像及资讯从不停止流动,回到家乡的农村青年带来了新的消费价值观和城市的生活方式(Liu 2000; Gaetano and Jacka 2004)。路易莎·沙因与欧挺木认为,大量人口流动显示发展过程中固有的高度不平等与差异化作用,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迁 移,而那些留下来的人面临更多不安全感与被剥夺 感(Oakes and Schein 2004)。因此,如同斯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所说,“地区传统仪式的复兴成为少数遗留下来的群体价值的表现之一。”(2009:10)我更进一步认为,与其说说书本身具有价值,不如说这项习俗的 精神层面的意义被重新评估,因为它见证了城市发展背景下农村地 区面临的种种欲望与问题。

大量农民前往城市打工,造成传统农村家庭结构与价值的剧烈改变。一旦农村夫妻开始在城市工作,就必须把孩子留给村里的老 迈父母照顾,也增加了长辈养育幼儿的责任重担。此外,年轻的移 居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后,传统价值下的成功、道德、家庭观念都会 受到挑战。就我拜访的延安村庄而言,许多年轻男女在城市生活过 一段时间后,就开始觉得很难结婚并回到老家定居,但他们的父母觉得孩子们将近三十或甚至三十几岁还未婚,实在难以接受,或是件很丢脸的事。同时,复杂的异地关系对已婚民工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随着愈来愈多的夫妻在不同城市工作,有些选择将另一半留在农村,婚外情及离婚逐渐变成农村新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许师傅被邀请到黑家洼村进行仪式表演,也是因为村领导李大叔得知刚进门的儿媳妇在南方打工时跟另一个男人跑了。李家请许师傅来是为了祈求神明让媳妇快点回来,他们认为说书是比纯粹烧香更有用的求神方式。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延安农村地区娶媳妇是个沉重的负担,新郎的家人必须积攒足够的钱财,以支付给女方彩礼、为这对新婚夫妇建房(Liu 2000: 66–71)。偏远且经济困难的农村人家通常很难找到媳妇,媳妇逃跑了也是很痛苦的事。然而,这件事也映照出离乡到城市工作的农村女性性别价值的改变,她们在农村家务范畴外找到了新的机会、伴侣以及个人发展的可能(Ma and Cheng 2005;马杰伟 2006: 45–105)。

除此之外,外出成为当今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村民不再待在原处耕种,而是经常离开村庄,不是自己外出打工,就是靠出门在外的儿女供养,绝大多数的年轻人甚至定居在遥远的城市里,也难怪祈求旅途平安的传统日益重要,于是许师傅说书求神,就变得愈来愈有意义了。现今农村地区精神层面的需求激增,我认为不能单纯归因于1940年代以前的说书传统的复兴,而应归于农村与城市区域之间大量流动的劳动力、物品和情感。因为这样的流动极度失衡,且拉大了偏远农村地区与城市的文化距离,被留在农村的人们永远处于等待家人消息的状态,特别是那些年迈的父母,殷殷企盼在外工作的子女归来。这些父母其实都知道,自己的孩子很可能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薪水少得可怜,于是希望通过求神的仪式来缓解自身的担忧。

我的意思并非陕北说书的复兴全是因为农村经济落后,我其实想强调的是,说书习俗反映出当代农村发展的矛盾。对村民而言,听说书成为村里罕见的社交机会,让村民能够聚在一起聊聊各种切 身的忧虑:老人无人照顾,家人分隔两地,年轻人在家乡附近找不到工作而必须前往城市打工。每当许师傅在庙会吟唱,同时也创造出某种短暂出现的农村公共空间(public agrarian sphere),让村民们能够进行集体互动,说出自己和家庭的困难(Chau 2006: 11)。对于生病的村民如王大叔的母亲来说,说书人的到来意味着精神治疗与心灵安慰。对于其他人而言,听说书也让左邻右舍可以开心地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

简而言之,民间说书的场合如此珍贵,不是因为村民变得愈来愈虔诚,也不是因为这项习俗是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是由于民间说书 成为 Megan Moodie 所谓的“连接平台”(platforms for articulation);在这个平台上,偏远农村地区的村民,不论是被留在家乡的老人还是年轻媳妇,都可以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来讨论这个时代里农村被掏空、家庭分离的迫切议题(2008: 462–263)。

结论

祭神仪式复兴不只是农村现象,在经济较发达的延安市也同样蔓延,正如成千上万城市信众在每年农历 4月8日会特地爬上清凉山参加道教庙会。而我目睹人们大排长龙告诉许师傅和其他说书人自 己的姓名、住处及困扰,等着听五分钟简版的“祈福说书”或还愿。在Miraculous Response一书中,周越认为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宗教领袖互相合作的大型庙会活动中,宗教活动、经济利益、地区知名度、当地政府的合法性以及集体利益通常会不谋而合(Chau 2006)。然而,如果政府批准的大型庙会活动允许公开祭拜和营利,造成了“红火现象”—民众热烈参予的状态,那么我在偏远村庄亲眼目睹的仪式表演则截然不同。在偏远峡谷内的村子里,下乡宣传国家政策的许师傅身兼数职,在“灰色宗教市场”中主持各种治疗仪式,当地 政府官员对这类非正式、非法的宗教仪式和迷信习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村民在这类仪式中积极述说个人遭遇,试图缓解因打工潮及 城乡分化带来的矛盾,而非仅仅透过传统仪式寻找乐趣。

事实上,像许师傅这样被认为能通灵的说书人现在需求量很 大。一方面来说,许师傅如同历史上、地方上普遍存在的“香头”, 这类人声称可以沟通阴阳两界,村民会寻求香头的帮助来医治小病小痛(Dubois 2005: 65–85)。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师傅也不完全是宗教人物,作为毛泽东时代一路走过来的说书人,他的这种角色和由此积累的人脉关系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许师傅反复强调自己下乡的事业与现在的工作单位、之前的宣传员身份密不可分,他说如果没有获得官方批准,或是利用之前公社时期的人脉关系,没办法每年下乡到别人家里。我一路上观察他与当地村民,特别是跟村支部书记或村干部的互动,发觉许师傅受认可的宗教“能力”或他的“地方宗教知识”,不仅源于陕北说书的仪式传统,也来自于他“公家人(政府部门人员)”及“熟人”两者兼具的身份。村民的确不可能随便相信任何人,农村社会的诈骗事件非常普遍;举例来说,只有极为可靠且备受敬重的人才能作为“干爸”在小孩身上挂锁,因为牵扯到留守村里的年轻媳妇和婴儿。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师傅的信誉和地位才特别被重视。他的说书表演不仅意味某种社交机会,让人们互相分享面临的问题、得到诊断或参与仪式,同时也凸显了农村社会对具有“专业名声”的可靠宗教资源的强烈需求(Dubois 2005:83)。我曾看过许师傅的说书表演遭到拒绝,但那是因为村领导是新来的,对于他曾是下乡宣传员的身份一无所知。

作者近照

总而言之,陕北说书可被视为一种带有晚期社会主义特质的准宗教资源,在城乡断裂的背景下回应了地方社会和村民群体的需求。对当地的党员干部、乡镇官员和留守村民来说,说书人的到来代表着一种文化娱乐资源,让村民在劳动后可以放松下来。虽然说书涉及求神仪式,但这些仪式也有助于减轻农村社会的焦虑,这对于地方官员要安抚年老的老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正是因为说书人的多重身份,加上社会主义时代赋予他的公家人名声,让他在今日边缘化的偏远农村成为连官员都认可的、可靠的本真的敬神资源,满足跨地域人口流动带来的种种欲望。

陕北说书原先是政府主导的文艺下乡运动的一部分,用来丰富偏远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活。今天延安农村地区不再面临饥荒,但却遭遇非常不同的挑战,分散的家庭、老化的人口、无人耕种的农田,全都繁衍出新的焦虑与欲望。被改造成国家宣传员的民间说书人不再四处宣扬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而是为满足村民的迫切需求提供各种精神许愿祈福的需求。然而曾经的社会主义宣传员和现在的通灵人两种身份在延安贫困农村社区的结合,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因为这里曾是早期共产党领导立志要扫除迷信、推动社会改革,并为社会主义中国打造全新未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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