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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行动的思想根源——从凯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谈起

1830年代,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上部的结尾预言了新时代的来临,这是一个有别于中世纪欧洲文明的时代,中世纪的欧洲是依靠统一的宗教将不同的种族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征服和被征服形成了封建贵族制度。然而,在美洲大陆,人们有各样的教派,更多依靠新兴的贸易和企业,却能够塑造出一种更为统一的文明,具有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民情,同样的思想方法,甚至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人的想象力都无法想象到却会在未来发生的事情。      他说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而俄国人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上帝护理的预定,终有一天要各自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

一百多以后,托克维尔的这段预言得到了应验,这两个国家不仅仅影响了整个人类世界的命运,也更近一步塑造了人类未来的文明和秩序,直到今日。这两个国家因为民情和社会秩序以及思想的根基不同,在相遇时必然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这就是冷战。不同于之前的两场世界大战,冷战不是正面战场的冲突,却比真正的战争所涉及到人类的文明和政治生活的领域更为广泛,两个国家主宰着世界文明和秩序的走向,美国最终采取了一种“遏制战略”来对抗苏联,这也成为了美国在冷战期间政治行为的战略基础。尽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似乎标志着冷战的结束,然而,就当下的现实,我们仍旧有必要再次思考美国现代政治行动中的思想根源。

凯南和苏联

对于理解冷战期间美国的“遏制理论”,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乔治.凯南。他生于1904年,1931年被派往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的美国大使馆任职,那年刚刚27岁。三年之后,1933年他被派往莫斯科,一直到1937年才返回美国。在这一时期,苏联刚刚经历了1932-1933年的全国性的大饥荒,而在1933年,苏联在斯大林的推动下仍旧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苏联全国从农业经济转向到重工业的发展上,并且进一步推动集体农庄计划,建立新兴的工业城市。在1934年,凯南在日记中描述了俄罗斯给他的印象,“ 这是一个肮脏、污秽不堪的国家,到处是寄生虫、污泥、恶臭和疾病。统治者们努力想让它看起来光鲜一点儿…但这些可怜的努力甚至连表面文章都没有做好。在车站候车室里,没钱进餐厅吃饭的农民不管黑夜白天都只能在地板上打地铺睡觉。神情无望的大人们坐在行李上颇有耐心地望着天空,衣衫褴褛的孩子则像小动物那样蜷缩在地板上。”苏联的近况也让凯南思考关于社会革命的意义,“社会革命过于随意且毫无顾忌,革命的牺牲者们像千万颗种子一样被抛入风中…”革命如同自然法则那样优胜劣汰却更显的冷酷无情,凯南抱有同情地自问到,“俄罗斯人如何承受这一切?很多人无法承受这种考验。看看大街上的人:他们是精英,但不是财富、权力或者德行的精英,而是自然本身的精英,是活着而非死去的精英…就像自然淘汰了所有的弱者那样,自然击倒他而不是阻止他。在这种极度残酷当中,有一些东西迎合了他的病态幻想,就像所有从容的自我牺牲一样,这是一种自我鞭笞。

由于身体和精神的状况,凯南1934年离开苏联到维也纳进行了短暂的休假,后来在二战中他返回美国,开始在华盛顿D.C.工作。在1944年7月,因为对于东欧的熟悉,凯南又一次被派往莫斯科,担任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共和党人哈瑞曼(William A. Harriman)的副手。在对待苏联的策略上,杜鲁门政府一开始并没有重视凯南,到了1946年,财政部要求国务院解释苏联的一系列外交行动时,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了一份长达5500字的电报,来解释分析斯大林政权下的苏联行为。这篇文扎根获得了杜鲁门政府许多官员的认同。同年5月,凯南从莫斯科返回到美国,在这一期间,他在阅读了《绝对武器:核力量和世界秩序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这本书,凯南写了一份读书笔记,在笔记中他也简要分析了苏联的思想来源,一方面苏联认为自己在国家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力推行斯大林的政策,另一方面,能够利用自己对国际的情报网络和舆论影响来影响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关于发展核武器的议题上。当时苏联尚未发展出核武器,凯南在他这份读书笔记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苏联没有核武器,那么美国首先应当采取反苏战争,并且占领苏联领土;然而一旦苏联拥有核武器,那么美国的国家战略就应该就不是军事战争而逝政治战争,那么国家战略就不应该如同二战期间,只是针对已经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区,而是在苏联政治权力产生影响的地区,从而美国所承担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秩序的政治责任。

《苏联行为的根源》

1947年7月,这篇长电报以题目《苏联行为的根源》作者笔名为“X”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文章一开始,凯南就指出了苏联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革命本身只能解决政权问题,却无法解决内在的社会问题,换而言之,国家的建立也就宣告了革命的终结。这点对于革命意识形态下的苏联而言,就意味着苏联始终处在革命和立国的动荡的过程之中。凯南也洞察到了这一点,苏联的政权的政治巩固过程尚未完成,

“除了党之外,便是无组织无目的的杂乱的群众”,而只有通过把外部的世界描绘成敌人来获得自己正确的合法性和特权,因此维护苏联现政权即在国内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由此而来的编造外国敌视的神话,这一切决定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机器的特征。未能适应上述目的的国内机关逐渐被裁减与取缔反之则不断膨胀苏联政权的安全是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无所不在和严厉。残暴的秘密警察以及牢固的国家经济垄断的基础上的
得安全的“ 镇压机关” , 很大程度上成了人民( 池们应当服务的对象)的太上皇。今天, 苏联主要政权机关的任务是完善独裁制度和在民众中维持这么一种观念即俄国处于包围之中,敌人就在城墙下……

接着,凯南指出,尽管苏联表面上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思维,但是这本不是苏联外交急于现实的目标方针。一方面是党对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绝对把握在实际中凌驾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因此苏联能够采取灵活的原则,或者只要没有威胁到自身权力的设置,就会违背曾经的原则和政治政策;另一方面,在整个苏联的官僚体制包括外交部门,却在这种权威之下缺乏灵活性,凯南形容到,“就像上满发条的玩具汽车,顽固地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组成这个政权机器的成员,不为外来的论点与理由所打动。他们受到的全部教育就是教导他们不信任外部世界。就像留声机前的白狗,他们只听得到主人的声音。只有主人才能改变他们”。从而对于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其他的国家不同,它同时具有容易和困难两种特性。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凯南详细地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状况。现代技术提供给苏联这种社会有效的内部控制,已经无法存在社会内部挑战其权威的力量。在经济体制方面,强制的劳动,无法提供真正的生产效率,并且计划经济带来的是各个生产部门极端的不均衡。尽管这些在短期中,不会影响到苏联内部的统治,但是却仍旧会影响到苏联的外交行动。凯南在这一时期已经意识到了苏联这种国家真正更为严重的一种不稳定是来自于政治权力的更替上,在这种权力制度中,自身就包含着毁灭的种子。通过分析,凯南总结到

谁知道党的新旧领导交替(迟早会发生的)是否能够和平顺利地进行?或者竞争对手们会不会为了追求更高权力,转向这些青涩没经验的群众,寻求支持?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奇异的状况将会出现。因为全体党员历来习惯于铁的纪律与服从,完全不懂妥协与包容。如果团结遭破坏从而使党瘫痪,俄国社会将会出现难以描述的混乱和虚弱。因为我们知道,苏联政权只是掩藏乌合之众的外壳而已。政府根本不容许人民结社,在俄国甚至连地方政府这种东西也不存在。目前这一代的俄国人,不懂得集体行为的自发性。假使最后出现了什么情况,破坏党这个政治机器的团结与效能,那么苏联很可能会在一夕之间,由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变为最弱、最可怜的社会之一。

因此,苏联经济等实力的薄弱和它政策上的变通性等等这些状况就能够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条件,“只要俄国人有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迹象,就以坚定不移的力量来反击。”并且,凯南更期待美国能在国际外交上占据主导性的地位,美国不仅仅是聚焦在自身的经济利益上,相反,它必须提供一个真正能够对抗苏联意识形态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他写到,

“美国必须在全世界有效地树立起形象:美国的目标明确;美国有能力处理本国的问题,也能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的精神力量强大,足以在各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潮流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倘若能创造并维护这样的形象,俄国共产主义目标就会幻灭,共产追随者的希望与热情就会凋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也将承受更大压力。因为,共产主义的哲学,就奠基在资本主义的老朽衰败。甚至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并未经历红场乌鸦们所预言的经济衰退,这一事实就将在共产主义世界引起深远的回响。”

 

时代的秩序危机

从凯南撰写长电报到今日已经又过去了近70多年,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也都过去了近30年,那么这些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的《大棋局》中,概论到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际地位已经缺乏外在的挑战,国家的主导文化也从推动外交主导性的帝国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转变到大众娱乐和逃避社会责任方面。然而,布热津斯基依旧建议,美国需要意识到自己在1990年代之后对于全球秩序的贡献呈现出片面化的特征,因此需要让民主社会的大众意识到塑造地缘政治合作框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和遏制一个新的大国出现所带来的挑战。时至今日,美国的外交政策仍旧延续着凯南“遏制战略”的路径,试图塑造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然而却与凯南有着很大的不同,当下的政治战略不再被不同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价值所塑造,更多占据主导的成为资本和利益,即便是最近传播广泛,被人追捧的彭斯的演讲,让人遗憾的是也已经失去凯南视野中那种对于两种不同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的洞察,转而只是一些现象的描述;在凯南的眼中,美国的主导性和真正的国家利益是建立在美国对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价值观的输出上,而不仅仅聚焦在自身的利益上,在今日,这种声音,依然弥足珍贵。

当下,从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的进步观和千禧年主义,培根主义和将现实处境当成秩序权威来源的实用主义仍旧影响着美国的现实秩序和国家战略。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人沃格林在曾谈到一个重要的视角来理解美国,曾经欧洲在人文主义和基督教文明复兴的运动中吸取了各种重要的资源,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然而这种民族主义曾嵌入在中世纪的文明过程中,形成一种良性的文明竞争,从而涌现出各个民族的辉煌成就,哥特式的建筑,神秘主义和经院主义等等人类的文明。然而美国和苏联在此时(1970年代)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和欧洲主要的五个民族(nations)不同,这两种力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人民都没有参与到中世纪西方文明的创造中;中世纪并不是他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在沃格林看来这两个民族都无法抗拒启蒙运动以来达郎贝尔的《百科全书》所提出的历史建构诱惑所产生的冲动,这种哲学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历史哲学,因为美国的建立恰恰是在百科全书派精神的时代,这种精神也完全符合苏联,因为这个国家的革命信条也根源于这个时代,在沃格林看来,

百科全书派的精神已经吸收到列宁的著作中而获得了官方的地位。这种思想其实成为了俄国国家宗教的一部分。在美国,我们没有国家宗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遵循着大众所接受的一种信条,在这种信条中,使得进步和功利主义式的科学主义,包含着认为中世纪是黑暗和技术的价值的观念,都获得了教义性的地位。这种新力量的汇聚其结果对于西方危机的进程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两种最为强大的力量,这种对西方命运具有决定性支配的力量,在它们的属灵和思想的格局中,其对于启蒙运动和进步主义的破坏力所具有的补救能力恰恰相对较弱,因为这些都不是它们民族(national)历史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危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我们依旧笼罩在此阴影之下。目前,欧洲社会的瓦解不在于伊斯兰的兴起,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真正瓦解的是欧洲的精神状况,千百年来,随着将欧洲统一在一起的基督教本身分崩离析,欧洲尝试基于现代人权观取代基督教建立一种新的共同体,在今日已经仍旧无法实现一种真正统一的秩序,这是一个逐渐被资本所链接起来运转的社会,不是核威慑而是资本的运作本身就保证着人类脆弱的长久和平,真正的政治理想已经被大众舆论所左右,即便是基于德行的政治现实主义也鲜为人知,秩序、德行、政治为志业的价值,如今都烟消云散,一切战略和政策都以商人般的利益为主导,在这样一个资本时代和撒旦的磨坊建立的秩序中,凯南的洞见对于我们仍旧还是有阅读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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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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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从事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前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目前为加尔文大学哲学和神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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