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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诺奖得主的“大问题”

2018年10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宣布,本年度的诺贝尔奖授予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二人将气候变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这一结果丝毫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两位学者一直以来都是诺奖预测榜单上最热门的候选人。甚至前两年有一些机构不慎把提早准备好的庆祝罗默得奖的网页放出,引出不少笑话。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界一直看重这两位学者的工作,且都承认他们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严格说来,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方向并不一致。诺德豪斯是环境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几十年前,环境经济学并不像今天这般炙手可热。虽然当时已有不少人注意到资源耗竭的威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但由于缺乏称手的经济学工具而难以研究这些复杂问题。诺德豪斯带领团队,综合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推出一系列便于拓展的基础研究模型,最终使得环境经济学有效地融入了主流经济学。而罗默的贡献主要在于“内生增长理论”,它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上世纪中期,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发明了包括“索罗模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增长模型。但是这股研究热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降温,因为大家发现设定增长要素为外生的模型与现实不符,缺乏说服力。就在此时,罗默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该论文发明了一套“内生增长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发现:人力资本、创新以及知识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由此开辟了内生增长模型道路,使这一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得以复兴。

这两位学者完全有资格单独获奖,但这次诺奖委员会却别出心裁地找出他们研究上的一些共同点,将奖项同时颁给两人(委员会的这一做法并非首创,过去他们还曾不止一次地同时颁奖给两位学术观点截然相反的学者,引发的争议更大)。尤有趣味的是,委员会每次给不同领域的学者同时颁奖,都会给出一番理由,由此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一番这些已被经典化的学术研究。笔者看来,他们两人至少有以下这些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边界。过去的经济学研究,总把“自然”作为研究人类活动的前提或约束条件,个体就在给定的环境中进行经济活动。诺德豪斯意识到,人类活动已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影响到了环境,其不再能被视作外在不变的因素。由此,环境自身开始进入经济学。罗默的研究则指向了创新和知识问题。过去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更多地关注资本、劳动力等可见、可测量因素,而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这种难以把握的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外生增长理论”已陷入困境,罗默的工作促使经济学家不得不认真对待那些不易处理的创新和知识问题。

第二,他们都研究了长时期、大范围的根本问题。目前的世界变化迅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只能关注短期、局部的问题,只有经济学大家才有能力关注更长期、更大范围的问题。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暖化)显然是个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都与之有关。但它还涉及很多生态科学的成果,研究起来极为困难。经济增长亦是一个全球关注的大问题,众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里经历了颇不相同的经济增长路径,此中有得有失,存在大量需要解释的现象。

第三,他们都发明了“内生化模型”,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诺德豪斯的模型中,环境影响人的经济活动,反之,人的经济活动也影响了环境,两者复杂地互相作用。而罗默关注的创新和知识问题,也同样地内生于经济活动。大家都承认创新的重要,但知识创新这种要素无法像资本那样明确地被创造或者引入,只能透过建设有利的环境,等待知识创新自发地涌现出来。所以,他们两人的贡献都是方法论层次的贡献,是后人研究的基石。

在一般人看来,气候变化与经济变化似乎是两个极不相同的领域。但在专业研究者看来,它们背后的经济机制却有相通之处,两者的逻辑并无二致。委员会同时颁奖给两人,一是因两位经济学家从不盲从跟风,多年来坚持不懈地研究大问题,确有大师风范;二则也是希望学界及大众能对这些全球性、根本性的宏观经济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诺德豪斯师从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和索罗(Robert Merton Solow)这两位巨匠,他从1967年起就在耶鲁大学任教,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现在全球所有经济系学生大都读过萨缪尔森的经典教材《经济学》。这本风靡全球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教材,每隔数年就出一个修订版,补充吸收学界的最新发现,在萨缪尔森生前总共出了十九版。萨缪尔森后来年事已高,其中大多数修订版,都是由诺德豪斯协助萨缪尔森修订完成。诺德豪斯一直在研究环境经济学。他认为有必要发展出一套普遍使用的、整合了各个生态科学和经济学的定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加以评估,这就是他后来大力倡导的DICE和RICE模型。他用这些模型做了大量实证研究,为控制温室气体、设定碳排放目标等国际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

诺德豪斯虽然关注环境经济学,但并不愿意为政策目的牺牲客观独立的学术立场。2006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Nicholas Herbert Stern, Baron Stern of Brentford)发布一份《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该报告提出气候变化对地球造成了极大威胁,全球必须联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诺德豪斯虽跟斯特恩私交甚密,但却很不客气地公开指出,《斯特恩报告》在模型建构、逻辑推导等诸多环节都存在严重缺陷,这不是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只是一份含有偏见的政策报告。

诺德豪斯认为:正因为环境问题极为重要,我们才需要尊重严谨的逻辑和可靠的科学,运用冷静的头脑和热诚之心来研究这个问题。目前的科学证据不能否定全球暖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但也无法证明两者密切相关。运用激进的管制政策反而有可能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他认为,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利用碳税等更为市场化的手段,逐步推进经济活动朝向适应气候变化的模式进行转变。

罗默亦是一位富有性格的学者。他早年曾在多所大学求学,最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于1986年和1990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两篇有关“内生经济增长”的论文,直到今天仍属引用率最高的宏观经济学论文。罗默将他的发现归为“创意的宏观经济学”,与之前的“商品的宏观经济学”区分开来,引起大批学者的追随。2016年,罗默还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已卸任,重新回归学界。

2016年9月,罗默发表了一篇名为《宏观经济学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

的雄文,攻击目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罗默认为: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充斥着极为精巧的数学模型,且得以运用计算机的海量计算能力,但这些模型缺乏经济学基础,在逻辑的第一步就出现了问题,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不进反退。罗默此文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弹。罗默批评的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Jr.)、普雷斯科特(Edward Christian Prescott)、萨金特(Thomas John “Tom” Sargent)等知名宏观经济学家都是诺奖获得者,也都是罗默的师友,他们对该文的观点纷纷进行了反击。但罗默并不后悔。他在文中明确表示,科学比朋友来得更重要。

就在今年诺奖公布的前两天,上海财经大学的青年经济学者金煜副教授不幸英年早逝。作为一名卓有成绩的宏观经济学家,他在临终前两天仍在关注今年诺奖的情况。

谨以此文纪念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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