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

读书笔记:谁会从自杀式恐怖攻击中有效得利?

文/侍建宇(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现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

19位基地组织的成员,2001年9月11日劫持民航机,直接撞入纽约与华盛顿的建筑。这次的攻击事件透过传媒的实况转播,带给美国与全世界大众心灵上难以抹灭的阴影。自杀攻击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9-11攻击模式造成的人命与物质的损伤,却是二战以来难得一见的。

从1980年代开始,小型的自杀攻击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异常多见,并为其他地方,像是斯里兰卡、车臣、土耳其、以色列各地的异议势力学习。尤其是在黎巴嫩,简单的人肉炸弹与卡车炸弹的确曾成功迫使美、法、以色列军队后撤。美国研究恐怖主义的著名学者Bruce Hoffman指出:“自杀炸弹攻击廉价而有效。相对于其他恐攻方式,操作并不复杂,而且极易引起媒体注意。自杀攻击者就是一个精灵炸弹。”

一个人肉炸弹的制作可能100美元就可以完成,反而最贵的是执行人选,还有交通运送。人肉炸弹不需要撤退计划、以及被捕后遭逼压泄漏组织秘密的情事。更可怕的是自杀攻击对社会人心造成的冲击,对政权的信任与安全感顿时消失。

Robert A. Pape的自杀恐攻研究

Robert A. Pape自杀恐攻的研究算是当代一个有指标性,却争议不断的著作(最初是以一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3, 2003)。透过统计分析1980-2003间的315件自杀攻击案例。他认为自杀攻击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宗教狂热,而是一个战略选择。攻击发动者很多是世俗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目标指向当代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面对“外国占领,自杀攻击最终的政治目的就是争取解放与自由、赶走外国政权或被扶植的傀儡政权、取得领土、独立建国。”换句话说,自杀攻击多用于反殖与民族自决独立战争。

2005年,Pape的研究出版后,招来铺天盖地的批评。特举两例如下:Assaf Moghadam任教于以色列知名的恐怖主义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Herzliya,讳于恐怖主义定义上的分歧,他首先批评Pape自杀攻击与自杀恐攻两者不做区分(Suicide Attack vs Suicide Terrorism)。如果恐攻的界线在于攻击平民与战士之分,那么Pape说世俗组织比宗教组织发动自杀恐攻较多的看法就不能成立。

Assaf Moghadam:任教於以色列知名的恐怖主義研究機構

Moghadam指出自杀攻击从区域走向全球,透过电脑网络在虚拟世界传布共同的悲怨,彼此取暖、交换赞叹。在激进伊斯兰宗教上的意义,等于不断建构一个动态的全球殉教烈士模范。原本自杀攻击对象与目的都是本土的、区域的,背景动机就是处置当地的各种仇怨,而所谓的殉教烈士也是当地的穆斯林;现在却转变成全球的,背景、动机与参与者都变得模糊。

尽管Pape也提到基地组织进行9-11恐攻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美军撤出阿拉伯世界。但是,Moghadam强调基地组织最终目的应该是建立哈里发国,不止赶走穆斯林世界的美国势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是比较贴近后来伊斯兰国出现的发展。

社会心理学家Scott Atran

另外,Scott Atran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也曾批评Pape,认为自杀攻击策划并不如想像的严谨,以及主要起因是某些激进穆斯林圣战的烈士荣誉感。而且9-11恐攻事件后,自杀攻击蔚为风潮大幅增长。根据芝加哥大学安全与恐怖主义研究项目 (Chicago Project on Security and Threats/Terrorism) 的自杀攻击资料库统计,2001-2005总共发生700多起,等于比1981-1989增加20倍,增加速度令人扼腕。自杀攻击于是被滥用,当然效力与功能也就不同昔日,也就不能如1980年代那么“有效”,自杀攻击于是不能比传统游击战,或其他攻击手段更有效地赶走敌对势力或外国占领者。

Atran也指出,当前自杀恐攻绝对与伊斯兰沙拉非主义(Salafism)有关。服膺这样信仰主张的穆斯林,他们坚持复古,强调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和他早期的追随者(al-salaf al-salih),拒绝宗教上的创新或“异端”(bida),坚决实施“伊斯兰教法”(Sharia)。当然并非所有的沙拉非穆斯林都会参与全球伊斯兰主义运动,很大一部分信徒只是进行自我静修,但是也有一群活耀份子将这样的信仰内涵透过网络,或参战返乡的圣战者向全球散布,鼓吹全球政治伊斯兰,尝试四处进行自杀恐攻点燃烽火。

换句话说,这样从世界各地呼应圣战号召而发动自杀恐攻纯粹是为了宗教信仰、为了实践对信仰的承诺。很多从事自杀恐攻的圣战者只是透过网络进行联系、学习、或得到启示,最后成为人肉炸弹。也因为与组织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其实不见得有助于推动组织想要取得的政治目标。顶多间接地帮助挂名的恐怖组织增加媒体曝光与声势。

如果不直接从恐怖组织企图强制拥有较强大武力的角度来评量,改以从社群或社会的层次来评价,自杀攻击/恐攻是否得逞,在于不同文化脉络对于牺牲生命的价值定义。如果所属的文化群体高度评价集体主义,认为牺牲自己“小我”的生命能够彰显某种荣誉感、促进群体“大我”的更高福祉,那么自杀攻击/恐攻在不同的时机就会被发动与运用。

文化价值当然对于自杀攻击/恐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类的攻击,也会具有某种非政治强制的内部组织与动员效用。像是不断巩固特定信仰教条、强化组织内部团结向心力与荣誉感,甚至在不同时机,用在组织与组织间的竞争比狠。

如何面对自杀攻击,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强硬压制、还是放软怀柔?没有办法两者兼具?如果自杀攻击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赢得某些人的同情,那么政府的高压手法只会适得其反,让人更加同情以死殉身的举动。换句话说,政府高压等于象征自杀攻击的有效,因为制造出恐惧。可是,政府如果只怀柔,很可能会引起很多市民的不满,感觉姑息攻击者。

希伯来大学Gideon Aran教授关于自杀恐攻的名著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Gideon Aran关于自杀恐攻的名著,最近被翻译成英文。他参与观察犹太志愿组织Zaka的现场救援与收集尸块,尝试透过研究自杀攻击的现场,提供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描述。他认为,放在以巴冲突的脉络,宗教冲突是国际政治或宗教权力结盟(也就是犹太教与基督宗教结盟)带动的一个政治假象,自杀恐攻其实模糊了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线,恐攻现场当下只是反映出现场的爱恨情仇在进一步累积。恐攻变成一种仪式,大家都成为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参考书目与论文:
Aran, Gideon, 2018. The Smile of the Human Bomb: New Perspectives on Suicide Terror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tran, Scott, 2006. The Moral Logic and Growth of Suicide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9(2), pp.127–147
Chicago Project on Security and Threats/Terrorism, Suicide Attack Database (http://cpostdata.uchicago.edu/search_new.php)
Hoffman, Bruce, June 2003. The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Atlantic Monthly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3/06/the-logic-of-suicide-terrorism/302739/)
Moghadam, Assaf, 2006. Suicide Terrorism, Occup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Martyrdom: A Critique of Dying to Win,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29(8), pp.707–729.
Pape, Robert A., 2005.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Rando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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