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华夕拾

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及思想

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有位杰出先辈值得一提,那就是文革后重返文坛及公众视野的丁玲。当时,那么多曾遭“左祸”迫害与污名化的老作家、老艺术家露面,他们似都有一种气度,愿吞下所有屈辱苦难而不发任何声音。但相对于他们的沉稳低调,“廉颇老矣”的丁玲却显得青春勃发、精神抖擞,她甚至“杠”上风头一时、起点甚高的知青明星作家,声称她那个年代的作家才可称上高起点,大有自我炫耀的意思;丁玲更“谦称”自己是一九七九年的文坛新兵,却也是一九二七年的文坛老兵。二七至七九的年份跨度明明宣示着丁玲“祖师奶奶”的辈份,比知青作家的父母都高出许多!

然而,知青作家有所不知的是,丁玲“祖师奶奶”的身份并非浪得虚名,她是鲁迅和毛泽东当年激赏的才女作家,即使有些优秀男作家也难以比肩和挑战她的胆略与见识。然而,正是丁玲的出众思想及才华造成她后来的坎坷人生、多桀命运。具体来说,丁玲写于一九四二年三月的急就章《三八节有感》,大大激怒了中共当局与毛泽东。此前,革命“圣地”——延安的妇女曾受到全国进步女性的羡慕,她们赞叹“瞧,延安的小米把女同志喂养得多么红胖”,丁玲却撰文称:她们在延安活得卑微而压抑。并且,作者不是一般性地喊冤、鸣不平,更指称这种现象“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所有的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丁玲进一步指出,旧社会妇女的悲运被称为可怜、薄命,而今天的延安妇女们“却是自作孽,活该”。更令人无语的是,延安妇女若提出离婚,“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到诅咒”,而男人提出离婚则没有这种议论。丁玲还追踪了延安部分从业妇女“堕落”的根源,乃是受男性及权势毒害所致。丁玲中篇《在医院中》写到:一个指导员老婆在工作中打人耳光,受到投诉后,只是调换工作而已,在新岗位照样打人。该中篇也受到延安当局严厉批判,女主人公、由上海投奔延安的医生陆萍被指为作者的化身。

陆萍在封闭环境中郁闷不已,后来受到一位知识分子干部的规劝,要她不可只盯着生活中的消极面,否则人会消磨下去,“人在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而这位现身说法者,三年前因错误诊断被白白截去双腿,曾苦闷得只想自杀。陆萍接受了“开导” ,认识到人须在艰苦中成长,要经千锤百炼,新生活必有新荆棘等。读者都看出,故事意犹末尽,而小说已草草收尾。

丁玲的短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则引发了更大的风波,甚至有人酷评这是一部为汉奸张目的劣作。且看“恶劣”之处:女主人公贞贞是一个遭日军长期蹂躏,回家后受乡亲嘲弄的村姑,而“我”向她表示了深切同情与温暖关爱。贞贞不幸而无辜,她本是一个乐天开朗的姑娘,不小心被日军捉去沦为军妓。吃尽苦头的她仍有爱国表现,曾多次为八路军递送情报,好不容易逃离虎口,却受到家乡人百般歧视。“我”反感并抗议村民对受难者的冷酷,正义追问也呼之欲出:你们当初急着逃难,没把纯洁美丽的贞贞保护好,如今有什么资格鄙视她?

惊涛岁月,弹指一挥间。近八十年后的今天,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字读来更显正气浩然、见识独具。虽说延安当年在不少方面确实光明璀璨,但揭露和批评一下客观存在的“灯下黑”不也理所应当,何错、何罪之有?讳疾忌医、“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心态才贻害无穷,日后必遭致惨败和辣讽。顾大局的丁玲当时已提出,延安妇女的卑微可怜只是局部原因,跟所有的主义、理论、思想、会议和演说等都没有关系。这种再清楚也没有、且难能可贵的表述与强调,不就是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精魂吗?不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问姓资姓社”及“实事求是”的思路与逻辑吗?由这一点看,《三八节有感》的作者无愧于“思想解放先驱”的称号。

至于《我在霞村的时候》,作者批评的还不只是革命根据地某村农民的封建愚昧。关爱和声援不幸女同胞的,毕竟还有“我”这样的女干部和文化工作者,但是她的执着抗争却显得如此力不从心、势单力薄、痛心疾首!不过,平心而论,贞贞痛苦难堪的遭遇在欧洲二战乃至史上所有被侵略民族的痛史中并不难见到。类似村民们浅薄、虚伪而无耻的“爱国心”、“民族情”也比比皆是。应当说,丁玲痛斥的是全人类人性的丑陋与懦弱。

丁玲的自身经历也因传奇性而大受瞩目。“共产党人由特殊材料制成(斯大林语)”之说,人们耳熟能详但也归于平淡,而丁玲显示出她不仅是由特殊材料打造,更具生龙活虎、豪情万丈的特殊性格。这也让不少人联想到丁玲头上的“光环”。丁玲一九三六年辗转抵达延安,不久后便去前线任职政工干部,毛泽东用军事电报向她赠诗,“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有一次,毛泽东戏称自己倘若登基当皇帝,丁玲可替他开列嫔妃名单,她笑称,“那我可不敢,贺大姐(当时的毛夫人)会打我”。再比如,八十年代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家访福建诗人舒婷曾被传为美谈,殊不知早在一九五零年初夏,中共主席毛泽东就携罗瑞卿等高干去北京颐和园登山看望丁玲一家,累得一身是汗。男主人陈明急得赶紧找人买西瓜。丁玲晚年忆及她与毛泽东的友谊时称,“无论毛怎样对待我,我对他仍一往情深”。难怪有人遐想,如果是毛泽东的同乡、才情了得的丁玲成为“第一夫人”,日后江青式惹得天怒人怨的文革会否发生,抑或会越发不可收拾?

而更多人好奇的是,毛泽东与丁玲二位同乡分明互有好感,但温馨情谊却浅尝辄止。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这份情谊无疾而终?性格决定命运,难道丁玲“湖南辣妹子”的脾气重创、终结了“湖南骡子”毛泽东心中的柔情与幻想?不,只可能是“五四女青年”丁玲峥嵘常露的思想锋芒刺痛了毛泽东。再有,丁玲最终也只能是率性而为的诗情女作家,但毛泽东却是隐性刚烈的政治家,其一生足智多谋、心思难测,在极深的执念中度过。两人的性格实在差距太大。

中国的知青作家也无从知道,连拥有“沙皇”之称的文化界最高领导周扬都曾受过丁玲的无情奚落。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丁玲随文化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她回国后多次传播关于外访团团长周扬的“大不敬”笑话,称他到了海外也仍“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尽管这一传闻最早出自苏联文学大佬爱伦堡之口,算不得丁玲原创,但周扬闻之该多么尴尬恼怒!而丁玲从未反省过自己这种不合时宜的“幽默”。当然,周扬也给丁玲带来不少心灵创痛。比如,中共元老、组织部早年负责人陈云已澄清了丁玲历史上的叛变“嫌疑”,但周扬仍不肯宽容她,还说自己只是毛泽东的留声机,是毛死揪着丁玲不放,她五七年右派帽子是“钦定”的。丁玲、周扬这两位终身成就令人仰慕、历经磨难的红色文化人,至死也没实现善良人士所期待的和解。

中国八十年代兴起“人才学”热潮,称才女作家必有多婚多恋的历练,丁玲的情爱史首先被当作案例。的确,爱上丁玲的优秀男士不少,丁玲恋上的卓越异性也不止一位,但最后与丁玲守望一生的患难夫君,是小她十二岁的陈明。丁玲临终时对他说,“你要再亲亲我”,“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丁玲一生做到了“真活”,也活出了“真爱”,而她思想中的闪光部分也融入了中国改革的基本原则及核心价值。丁玲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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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专家,前后求学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东京大学。曾任亚洲周刊策划编辑多年,目前定居于美国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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