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书评

我们曾向往的自由:对抗异化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

2018年是卡尔·马克思200周年诞辰。尽管冷战已落幕30年,世界仍然活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每当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完美集中暴露,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就会发声。当然,理论的现实后果往往无法承受庞杂理论本身的复杂和精妙,扭曲和简化几乎成为必然。冷战自由主义和苏联的官方教条在作漫画式描画时近乎共谋。现实政治对这位德国思想家的枉屈给“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语)留下不少想象空间去发掘马克思思想中真正的宝藏。

理想主义者认为僵化的政治体制背叛了马克思对自由的承诺,资本主义的发展至今也没有摆脱他所批判的种种不人道和异化。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中国人也从没梳理清楚自己和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自由派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经常采取纯经济的视角看待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未尝不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回响;自认顺服马克思的“非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又很难把他们的主张和马克思本人所极力反对的改良主义和工联主义区分开。

克拉科夫斯基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

回归本源,澄清误解的最好办法自然是通读卷帙浩繁的马、恩著作。作为优秀的时政评论员和“小册子”作者,马克思有不少作品颇具可读性。《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至今是政治分析“小册子”和政治讽刺的典范。考虑到《资本论》和《巴黎手稿》之类艰涩、庞杂的著作将消耗读者大量的时间、精力,且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史意义如今已远大于其学术重要性,波兰哲学家莱谢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1927-2009)久负盛名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将会是读者不容错过的精品。

尽管该书已问世40年,却仍是西方论述、总结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著作。其优点不仅仅在于精炼、扼要地把握住了马克思观念发展的思路,而且从古希腊哲学至基督教神学再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些思想脉络中为其思想寻根问源,极尽同情和辩护的诠释。就算对马克思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也可从中得新的收获。理论对话最忌讳鸡同鸭讲,用彼此不通的术语和概念自说自话。借助克拉科夫斯基的《主要流派》,我们可以更加方便的将马克思的思想、兴趣、进路放在现代视野中加以考察,回溯性地重构他的天才和错误。

深受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哲学影响的马克思主义

克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解读着重在哲学方面,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对其哲学愿景的深化和发展。在《主要流派》第一卷的开头,克拉科夫斯基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克思是一位德国哲学家”,这一看似平常的论断,却有着深厚的内涵。所以他在卷首花大量篇幅描写“辩证法的起源”——马克思最根深蒂固的哲学冲动,与西方哲学、神学史上的神正论问题或存在论问题如出一辙。在并非由我们创造的世界中,我们却又栖息于此。此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但却又有限地为我们所理解。这是出于纯粹的偶然(contingency)还是某种必然?是不可克服的永恒境况还是通向某种大和谐的必然之途?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形式地探索和回答,从新柏拉图主义、教父哲学、经院哲学、北欧神秘主义(艾克哈特大师)、启蒙主义,终于发展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费希特与黑格尔阶段。马克思思想承载着整个西方哲学的知识旅途,生于斯、长于斯。其所构建的体系,也是对19世纪上半叶为止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进行的“一劳永逸”式的总结与封闭的尝试。

《主要流派》在马克思丰富多样,时而又不乏矛盾的思想中抓住了一条“主线”,那就是人对克服自我异化的呼唤与渴望。这一异化的根源是伴随劳动分工而产生的一整套私有产权体系及其上层建筑。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其实与当今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物理主义并不相同,后者其实更配得上“唯物主义”这个名号。正如克拉科夫斯基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更接近实用主义的“人类中心论”进路:我们不必假设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而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把我们周围的环境对象化。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我们不必对物质(不管如何定义)或精神的本体论地位下独断的论述,只需要根据科学的、实际的需要,在概念的网络里放置他们。由此,“认识世界”就无法脱离“改变世界”而独立存在。对偶然性的征服同比于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和互动,也就同比于我们的自由,我们正不断从偶在中解放出来。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年代,人对自然的征服看似是没有界限的。在实践意义上,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客体的“世界”正在不断扩张,人们可以利用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对自然进行改造并使其服从我们的需要。

但当这一“人类中心论”的认识转向人类社会自身时却发生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异化。费尔巴哈认为人类的宗教把自己的完美形象投射为压迫人的神。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人类史前史,则以非人化的逻辑,将人类变为其自身创造物的客体。这同时在资本家作为资本逻辑的人格化,和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劳动出卖者的身上得到体现。但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历史的进程下获得对抗争的自我理解,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才能够终结社会科学和历史的“规律”对人的统治,人类才能真正进入主体的历史。

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见解可在费希特和康德那找到肇因。康德一方面将人类理解为自然因果中的序列,受到自然因果的规定;另一方面把人类理解为具有绝对自由的主体。这一极具张力的理解表现为以下两种迄今依旧无法融贯的视角:作为自由个体的主观视角和将研究对象客体化或客观化的社会科学视角。以费希特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将康德中主观性或主体性的一面无限强调,其影响延及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实际上敏锐地洞察到两种视角的不融贯:一方面人是自由的,拥有(在社会中)发展自己创造性的种种潜能,另一方面根据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发展,从宏观和统计上看,人又不是自由的。如果说康德满足于这种永久的“二律背反”——“只要在实际的科学中找不到否定人类自由的证据,我们就可以规定人类是自由的”,在经历过黑格尔辩证法洗礼的马克思却无法满足这种永远的割裂状态。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是,明明是人类产物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居然反过来宰制人类——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永久的无政府状态和不能满足于社会理性需要”这一论断的哲学蕴含。

这一敏锐,在克拉科夫斯基看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浪漫主义”的一面。毋宁说,马克思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崭新的因素。庞大的、全球性的市场已经不能以熟人社会的方式组织起来,非人格化的交流已经成为社会合作的发展方向。在自然地理因素越来越被放置到次要地位的同时,“上层建筑”的文化、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攀升。这一发展与人类的“小社群本能”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即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已经被现代经济学“扬弃”,他所观察到的非人格交往,以及宰制这种交往的“客观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旧占据中心地位。我们以货币、规则之类的抽象物克服客观局限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的历史还非常短暂,对于人类所熟悉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一种异化——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不再互相“承认”。在社会科学视角的的审视下,我们所承受的命运来自他者的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又构成他者的命运。对此我们似乎无能为力,只有依靠形式化的法治和困难重重的福利国家提供救济。我们的共同体归属感以及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凝聚力,在民族国家这个怪胎中达成诡异的联盟,这显然不是完满的自由生活。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越是对自然的偶然性进行征服,就越是受制于社会的偶然性。

但是将异化单独拿出来作为几乎是现代社会永恒的特征加以陈说,并不一定能得出非革命不可的结论。可行的实践手段对异化的补救也许不可避免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并不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根据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1942-2016)对黑格尔“现代性精神”的解读,现代性精神中理性的自我理解,包括了对这一理解之不可避免之有限性的通达态度:我们对自己所失去的可能性不怀怨恨,因为我们已经努力得到一切可以得到的。对资本主义的浪漫化批判将会沦为马克思本人所反对的“道德化的”乌托邦思想,用幻想中的、武断的完美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在与德法两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激烈论战中,马克思与浪漫派分道扬镳,投身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领域。他认为,只有在科学上表明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挽救,而替代的方案已经蕴含在历史发展的潜能中,社会主义的理想才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是“现实的”。

他所应用的理论工具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创立的古典经济学。1850年前后,马克思在巴黎系统学习了这一体系。在“修正”古典经济学对财富来源的分析,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无疑渗透进了其经济学,这再一次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力。康德指出,作为一个自由的行动主体,我们必须把事态作为自己的作品。无论客观条件如何,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全责。将这一坚持“第一人称视角”的理论带入经济学,便自然得出结论:无论资本和土地如何提升了劳动生产力,真正创造价值的只能是“人”。将劳动和资本一样看成是投入要素,乃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化现状的一种折射。工人阶级作为最贫困、异化程度最高的阶级,在为了自我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将会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有所理解,最终走向全人类的解放。

实证上来说,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最为贫困化、非人化的判断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根据英国经济史泰斗罗伯特·艾伦(Robert Carson Allen)的研究,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其边际生产力近乎零。这一劳动后备军为新兴的城市工业提供了近乎无穷的劳动力供给。早期工业扩张面对几乎完全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工资几乎停滞,而就业不断扩大。随着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进城市,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会让劳动力供给曲线弹性下降,工资也就随之升高。这也就是为何马克思对工资被局限在劳动力再生产所需最低限度的判断,甚至在他在世的时候就不再符合实际。克拉科夫斯基写到,在1870年前后《资本论》的几次重印中,书中经济数据都不断更新,只有工资数据付之阙如。这对一向重视考察实际经济情况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并不常见。即便抛开这一切不谈,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所说,为何最受压迫和最非人化的阶级一定会引领历史必然的进步仍然是不清楚的。马克思认为这一压迫肯定会形成工人阶级对自己历史使命之自我理解的觉醒,了解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是相同的。但列宁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痛苦地承认: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正确领导,自发的工人运动总是成为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在19世纪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前夜。在这之后差不多一百年,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Arrow-Debreu Model)存在性证明后达到完善。它试图通过不断在天球中增加“本轮”和“均轮”来克服古典经济学中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两分这个范式所带来的麻烦,却陷入越来越多任意添加的例外和特殊规定中。克拉科夫斯基在尽可能客观介绍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后,以同样客观且不留情的口吻对其进行了精到的批判。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只为资本自身的扩张和积累,而非社会的一般公益;商品交换本身不创造价值。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中,前一个命题已经被充分吸收到“市场外部性“及其疗治的现代理论中。我们如今也十分清楚,商品可以用“交换价值”(出清价格)在市场上销售,这是无数市场主体互动的结果,而非唾手可得的现实。如果没有无数在期货和金融市场上投机的交易员,我们就不会有大致稳定、客观的大宗商品和汇率牌价。如果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危机、生产过剩最终崩溃的判断不再具有十九世纪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那么其动员力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吸引力也就大大下降,他判断中所带有的预言(prophecy)性质将会一览无遗,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就又回到了宗教和哲学的范畴,他理论的独特魅力也就逐渐消散,无法和各种他所批判的“真正社会主义”、“改良主义”以及“工团主义”区分开。这些主义基本上是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路径。

马克思对经济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的观察,进一步显示出马克思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被广泛引用的短语,显示出他对政治领域的自主性缺乏体认。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其他生产模式下,国家依旧是其他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在马克思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我们从现代国家理论出发,不难看出国家作为暴力的合法垄断者与其“客户”之间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国家机器服从于某一被组织起来的、可以采取集体暴力行动的共同体,而没有被“接管”(巴泽尔语),这是欧洲社会独特的成就(暂且不论这一共同体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判断——这一理论在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中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已经表明西欧的国家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作为政治存在的、组织起来的“阶级”并不一定和马克思根据经济生产所做的归类与分析有本质上的重合。

马克思当然没有幼稚到认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两个组织起来团体。但是他认为在某种生产链条上的地位“最终”会造就一种阶级意识的看法恰好掠过了政治理论的精髓——怎样的人们以怎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去实施怎样的暴力(威胁)。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某种上层建筑,并不代表这种上层建筑会因此自己生长出来。更常见的情况是,政治的某种安排意外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巩固了政治安排,让更进一步的政治变革变得困难。国家本来是共同体组织起来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却同样“异化”为有着自行逻辑的创造物,以自我的扩张和延续为第一要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指出本来为保护某一阶级利益的国家会篡夺其本来要保护的阶级的地位,但他并没有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出根本地修正。马克思·韦伯所观察到的“理性的牢笼”与官僚国家的发展,同样是不同于“有机”共同体的异化。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在思维上有着部分同构。在无政府主义要求废除政治国家以破除异化的地方,共产主义要求破除政治异化的根源——经济异化。通过带有经济后果的政治革命,来让政治异化自行消解。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互相转化:在无政府带来无秩序以后转向最压迫性的国家,在消灭基于生产资料分散所有制的旧混乱之后,拥抱生产资料集中所有制带来的新混乱。

对政治暴力自主性的冷淡让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治历史写作付出了惨重的知识代价。长久以来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书写者们费尽心力想找出“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大革命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却忽视了这场革命运动所具有的多面性。当然,这种忽视也同样让知识分子在政治判断上屡次三番掉入水沟。暂且不提西方同路人对苏联政权判断的种种“失误”,即便是当代,一些具有自由派倾向的中文知识分子也曾在不久以前认为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实力早晚会转化为改革的政治动力。我们不会更进一步推理这种缺失带来的现实政治后果。因为一种思想本身所造成的现实后果取决于太多思想之外的要素,而让思想家为之负责是荒谬的。我们无法判决想要克服人类有限性的努力有罪,但我们同样不能因为自由的愿景就附上自己的祝福。如果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确实会在美善的知识中重归于一,正如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在《心灵与世界》中所提出的——经验的世界也是客观的世界——我们不必假设这种理解一定是对人类无限可能性的确认。

一键分享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