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做祷告的法西斯党人

1933年10月28日夜晚,一幅巨大的投影肖像,出现在意大利最大的教堂米兰主教座堂的正中央。聚集的人群看到了他们熟悉的面容,他们的伟大领袖,他们口中的救世主墨索里尼。十一年前,就在这一天,墨索里尼发动法西斯的黑衫军进军罗马,帮助自己夺取意大利的最高权力。在教宗授意和教会的积极配合下,纪念日的庆祝活动将天主教和法西斯两种元素掺杂在一起,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如同一场盛大的宗教仪式。

一位欧洲历史学家对此评论道:“教宗给人的印象是,意大利天主教会不过是一群做祷告的法西斯党人;而且他似乎在暗示,市民应该像信徒一样,最好屈膝跪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评论提到的教宗是庇护十一世,他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关系一直颇受争议,天主教会竭力将其塑造为与法西斯作斗争的圣徒,然而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2006年,梵蒂冈开放庇护十一世执政时期的档案,为研究天主教会与法西斯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大卫·科泽教授穷七年之力研究档案,著成《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一书,还原历史真相。

书的具体内容,无法赘述,但庇护十一世如何步入法西斯的泥潭,实在令人唏嘘。甫一上任,庇护就面临诸多棘手的问题。随着意大利成为民族国家,天主教会失去领土,梵蒂冈的主权地位未定。意大利国内政治动荡,政府几近瘫痪,社会陷入暴力与混乱。国际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使旧秩序已经瓦解的欧洲面临新的威胁。

成为教宗前,庇护是位老学究,缺乏政治与外交经验,却渴望恢复欧洲古老的天主教秩序。墨索里尼上台,虽对教会不屑,但需要其道德资源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故此,两者一拍即合,互相利用,皆欲借对方之力实现一己之梦想。

然而,独裁者的政治手腕,岂是学究气的教宗所能应付。墨索里尼利用庇护及其身边的人,操纵大众,使对天主教会的效忠,几乎被等同于对他本人的崇拜。主教们也极尽谄媚,视领袖为圣徒、英雄和奇才,甚至是摩西再世,要带领意大利成就伟业。待众人梦醒,才发现事实相当残酷,领袖并非上帝派来恢复欧洲旧秩序的英雄,而是将欧洲推向崩溃边缘的狂徒。

教宗之所以仰仗独裁者,有一因素不可忽略。在他尚未成为庇护十一世时,曾代表梵蒂冈出使波兰,恰好遭逢红军的攻击,此后他便十分警惕共产主义的威胁。除了谋求教会的权力,庇护与墨索里尼合作,也有防止共产主义运动蔓延的考虑。这份信念影响到庇护后来的许多抉择与行为,他甚至愿意相信苏联的统治集团是犹太人,从而为法西斯政府的反犹主义张目。

庇护对纳粹分子并无好感,但看到希特勒上台后坚定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完全转变了态度。当时的英国驻梵蒂冈大使认为,如果不认识到教宗对共产主义威胁有多么担忧,就无法理解他的行为。此后,梵蒂冈与纳粹签订了宗教事务协约,但纳粹的种族主义很快就让庇护意识到自己是在与魔鬼做交易。

庇护比西方民主国家更早感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可谓目光敏锐和具有先见。但他为了对抗这一新的威胁,将信仰与特定的意识形态挂钩,结果落入与独裁者共谋的境地。庇护的失足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灵性的疾病。将活的信仰扭曲和固化为意识形态,正是此疾病的症候。信仰的真实不依赖它反抗的事物,而在其爱的对象。一旦信仰专注于对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并视之为绝对的恶,信仰就会被反抗的对象所定义,自身也扭曲为一种意识形态。

在中国处境里,无论是当年的民族救亡,还是如今的民主转型,都可能引发信仰的意识形态化。而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导致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将信仰与政治立场捆绑,更是可悲又可笑的事。另外,近闻金正恩想与教宗方济各会晤,不知这位独裁者唱的又是哪一出。殷鉴不远,但愿方济各谨慎行事。

有两部相关的纪录片值得一看。一部是德法公共电视台的《Holy Diplomacy》,介绍梵蒂冈的外交事务,此片曾在台湾公视播出。另一部是国家地理频道的纪录片《Rebel Pope》,讲述现任教宗方济各的早年经历。

读完教宗与独裁者的故事,从令人失望的庇护十一世转向天主教神学家费讷隆,读了他的《亡灵对话录》。其实是两部作品,书中还收录有对话体的《论雄辩》。费讷隆出身法国贵族世家,一度成为路易十四王孙的老师,写作《亡灵对话录》便是出于教学所需。后因他在教育小说《泰雷马克历险记》中暗讽国王,路易十四解其教职,责令他永不得离开主管的教区。就像政治失意的马基雅维里,费讷隆从此隐居著述,度过余生。

《论雄辩》可以看作费讷隆讲道的经验总结,意在指出雄辩之目的在于道德教育。类似柏拉图的对话录,费讷隆藉着三个人物的讨论,显明哲人与智术师的区别。身为大主教,费讷隆自然更倚重圣经,他认为圣经的质朴与崇高无与伦比,非希腊罗马的作品所能及。优秀的讲道者不应当炫耀口才,玩弄修辞,最有力的讲道就是扎实地解释圣经。

《亡灵对话录》涉及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美德、幸福等诸多主题,可算作一部教导王孙的通识课教材。费讷隆藉故去的古人亡灵,编排对话,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与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一样,费讷隆持守古典立场,反对马基雅维里的教诲,告诫君主要以美德治国。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君王只能在臣民的爱戴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全”,“靠罪孽赢得的伟大,不会带来持久的荣誉和幸福”。在费讷隆看来,政治与雄辩皆非纯粹的技术,必须受道德目的之引导。随着大革命的呐喊声响起,此古典主义的余响,终究淹没于现代性的浪潮,归于沉寂。

在虚构的梭伦与查士丁尼对话中,费讷隆借梭伦之口阐述自己的法学思想,认为好的法律应当简单清晰,容易理解。繁琐的法律,无法使人民良善和幸福,只会沦为法学家的智力游戏。对于迷信立法的国人,实为良言。论到如何解释法律文本的问题,最近恰好在读《美国宪法的原旨主义》。此书是美国联邦主义者协会编的一部文集,收录有关宪法解释的演讲和讨论。

所谓宪法的原旨主义,是指法官应当按照制宪者的意图解释宪法。以前读卡多佐大法官的书,我也赞同他对司法过程的性质的理解,视之为法官造法的过程。但在阅读本书之前,我已倾向于接受原旨主义的解释,因为此释宪问题很像解经问题。

同圣经文本一样,宪法文本也需要解释,但“解释必须在宪法文本和原始意图的范围内进行。”或许有人会说,何为原始意图亦是言人人殊。对此,书中有一段辩护:“我们的解释方法承认成文法的重要性,并试图辨明成文法所要表达的特有原则与普遍原则。我们承认这些原则的适用过程中肯定会有争论,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原则无法识别。”这段话,完全适用于对解经的原旨主义理解。

宪法的原旨主义争论,接近另一个问题,即司法节制与司法能动之争。显然,原旨主义通常会倾向于司法节制,但它并不是说宪法只能适用制宪者预期的情境里,而是要求法官以宪法的文本、结构和历史作为推论的基础。前几年,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上,罗伯茨大法官给出的司法意见就是从司法节制的角度展开论述。可惜网上大多数人都不关注这类技术问题,并未看到多少相关的讨论。

宪法的原旨主义,意在避免法律的政治化,限制法官的权力。所以,不可将它与政治保守主义相勾连。因为从宪法的原始意图出发,有可能推导出进步的主张,也可能得出保守的结论。今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提名彻底政治化,倘若日后最高法院在司法能动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难免司法政治化的危险,届时最高法院就不再是最小危险部门。

听说特朗普又要搞事情,欲取消“出生公民权”。此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条款,原初目的是在南北战争后保护黑人享有平等权,该如何理解其表达的价值原则?或许,再次的宪法原旨主义争论已经在路上。

格林的小说《恋情的终结》是我最近的地铁读物。小说第三部分的首尾两处,格林皆以女主人公日记的形式写道:“我要平常人的、堕落的爱。亲爱的主,你知道我想要你的痛苦,可是我不想现在就要。把它拿开一会儿,下次再给我吧。” 显然,格林在此化用了奥古斯丁的话,今年我一再与之相遇,前些日子是在奥登的诗中。

无论小说,还是现实,处处可见人的软弱,信仰的挣扎,当然,还有紧紧抓住人不放的恩典。在真实的软弱与挣扎面前,那些看似无所畏惧,满有信心的热闹、纷争,以及表面的虔敬,都显得肤浅且可疑。如果无法分辨真正的信仰与意识形态的鸦片,我们终有一天会群魔附体,成为做祷告的法西斯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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