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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动时代的个体心灵 ——读《朋霍费尔:牧师、殉道者、先知、间谍》

文/任小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目前游学美国。)

这是一本让人回肠荡气的书。有点像一场电影,将时代洪流和个体心灵的故事娓娓道来。读罢掩卷,感觉自己也进行了一场穿越,回到了从一战结束到纳粹战败之间的德国。

1918年,德国战败,皇帝退位,一系列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共产党起义、军事制裁、软弱的民主制度、民族主义高涨。这些事件如同重锤,猛烈敲击战后德国脆弱的社会结构。是年,朋霍费尔才12岁,刚开始中学时代。这个出生名门的少年,有着令人羡慕的家世:朋霍费尔的父亲是德国坐头号交椅的精神科医生(二战期间,朋父的学术造诣甚至得到希特勒的表彰),而这个家族在过去几百年间,名人辈出,出了无数的牧师、法官、教授和律师,而议员甚至有七、八十位之多。母亲一支也同样家世显赫,其外祖父是德国皇帝的宫廷牧师。

二十世纪初,德国学界和社会的世俗化趋向已经开始,年青人对各种新职业趋之若鹜。或许是一战当中,兄长的阵亡对朋霍费尔心灵刺激,或许是家族中间对信仰、学问的格外看重,14岁那年,朋霍费尔立志攻读神学。这一决定让家人大吃一惊,但家人却理解并支持他的选择。这意味着朋霍费尔的未来可能是一条孤寂且受人尊重的职业神学家之路。21岁时,朋霍费尔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神学巨擘哈纳克。毕业之后,朋霍费尔开始了牧师生涯。虽然当时德国社会动荡不安,但是日耳曼民族上千年的基督教土壤和数百年来对学问的看重,朋霍费尔这样的神学和社会精英,人生依旧一片大好。

历史好像存在着某个绕不过的拐点。1933年初,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民选总理,第三帝国拉开帷幕。希特勒的信仰是什么?可能人们会说是基督教。的确,在公开场合希特勒通常支持基督教会,但是在私下场合,希特勒却曾言:“我们的不幸就是信仰错误的宗教。为何我们不能信仰日本人那种把为祖国牺牲视为至善的宗教?即使伊斯兰教也比基督教更适合我们。为何一定要信仰温柔又懦弱的基督教?”第三帝国延续了尼采式的观念,认为基督教提倡用受苦、忍耐的方式来改变世界,是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因为强者才值得称颂。

为了挪开第三帝国前进的畔脚石,纳粹开始搞基督教“第三帝国化”的运动,要求教堂悬挂纳粹旗帜,神职人员宣誓效忠希特勒。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但是议论归议论,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顺从。在寥寥无几的反对者中,朋霍费尔是中坚者。因为他坚信:一旦你搭错了车,即使沿着车厢走道往相反的方向跑也没有用。换言之,教会和第三帝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泾渭分明,没有中间道路可言。

朋霍费尔开始密集参与反对教会国家化的运动:在讲道中批判国家社会主义,参与发表宣言,寻求国际帮助,制造舆论影响力,凡此种种。但是第三帝国的巨碾太强大,德国主流民意几乎一边倒向希特勒。朋霍费尔是孤单的少数派。二战之后有首著名忏悔诗: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说这话的人是尼默勒牧师,他曾与朋霍费尔一道从事反对希特勒的事业。但是在纳粹兴起之初,他竟然也是希特勒的积极支持者,并认为纳粹可以帮助在战后德国混乱的秩序中重整和平。尼默勒尚且如此,管中窥豹,可见纳粹兴起之时,德国的主流民意走向。

1940年,二战爆发的第二年,身为神学家的朋霍费尔作出了大胆举动:加入德国国防军。这一举动与朋霍费尔文弱的外表实在不太般配,但是道德勇气和信仰良知让他强大起来。了解第三帝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希特勒兴起之后,德国国内存在着一些不满力量,国防军就是其中之一。国防军与盖世太保是死对头,类似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加上国防军内部一些人秉承了德意志军事传统,对新兴、狂热的纳粹势力颇为不满。朋霍费尔加入之后,在给盖世太保表忠心的同时,却以此为掩护,大量从事反纳粹活动。书中透露,国防军曾把朋霍费尔派往日内瓦,以牧师身份接触国外的基督教领袖,为政变推翻希特勒之后,处理各国关系做铺垫。朋霍费尔亦透过在英国举足轻重的贝尔大主教,秘密联络丘吉尔政府。虽然这些举措在外交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其举动在战争狂潮之中,的确算是力阻狂轮之举。

战争局势不断升级,朋霍费尔卷入以史陶芬伯格为代表的反对派,密谋刺杀希特勒。这位独眼、独臂的陆军上校,是德意志历史上的传奇人物。2008年公映、由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刺杀希特勒》讲的就是这一事件。刺杀行动犹如荆轲刺秦,在最后关键时刻失败。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召开军事会议,史陶芬伯格将炸弹放在会议桌下,随即离开会议室。几分钟后爆炸的巨大气浪将屋顶掀飞,很多人当场毙命,但是橡木会议桌太结实,竟然没有将希特勒炸死。希特勒死里逃生,并在数小时后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这是对德国的巨大阴谋。在随后的报复性镇压中,包括朋霍费尔多名亲人在内的数千人被处死。

暗杀发生日,朋霍费尔早已经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但是盖世太保对他参与刺杀的事情还不太知情。两天后,朋霍费尔在狱中得知行动失败,多年来的努力功亏一篑。在给友人的通信中,我们却可以隐约看到朋霍费尔当时异乎寻常的内心世界。信中有一首短诗:眼前是通往永恒自由道路的最丰盛筵席;死亡,丢弃所有沉重的锁链,并铲除必死肉身的高墙,遮蔽我们灵魂的高墙,让我们终于能够看见依旧被隐藏的一切。在朋霍费尔心中,死亡是戏剧表演前拉开帷幕的一刻,不是结局,亦非终点,透过死亡,人们将看到一个新的世界。

身陷囹圄之中,朋霍费尔深感时局恶劣,知道死期已不遥远。1944年1月底,在给挚友的信中,朋霍费尔再次将内心世界表白:所有与人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都嘎然终断,那么在焦虑过后,就会发现生命其实掌握在一双更结实、更强壮的手中。对你以及对我们来说,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首要任务,应该就是把彼此交托在那一双手中……不论我们曾经有任何软弱、错误以及罪过,一切完全在上帝的掌握中。

密谋者的大量罪证随即落入盖世太保之手,朋霍费尔被证实的确牵连此案,希特勒亲自下令处决朋霍费尔等人。1945年4月9日黎明,朋霍费尔与国防军一些高级将领,在福罗斯堡集中营被处决,年仅39岁。后人在处决地,立碑铭文纪念:“他们为伸张自由、正义与人性,不惜牺牲性命对抗独裁与恐怖。”

读完此书,掩卷、感叹不已。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几十年间一直是缠绕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文革时期,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曾是我父亲那一辈中很多人的启蒙书籍。而最近这些年,关于在第三帝国之下,顺从政治狂潮还是顺从个人良知的这一话题,在媒体上也有过很多讨论,各种回忆录、反思文章不断出现,而“平庸的恶”这一艰涩的哲学术语也开始为很多人所知晓。但这本传记,却给我们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梳理朋霍费尔在时代洪流中艰难的心路历程,将极权制度下一位青年神学家的心灵秘史活画在我们眼前。

朋霍费尔遇难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位青年神学家留下的遗稿、信件,不断为后人所关注,有人将他的残言断语加以臆测,提出了“上帝之死”的神学,这一神学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行其道。时至今日,在西方神学界,朋霍费尔依旧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争议归争议,这本将近600页的厚重传记,还原了朋霍费尔的短暂的一生,透过他,我们看到一个在极权主义之下生活、反抗并有意义存活的例证,虽然最后死亡终将来到,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之道也已持守,那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对于一颗仰望上帝的灵魂来说,拥有了这些,还祈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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