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新知

东北亚地区的西域文物

旅顺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在国人心中有不同的定位和评价。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它甚至都不算是中国的城市,1955年才由苏联归还给中国。旅顺最初是北洋水师的基地,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转折点。同时,旅顺又是1904年日俄战争的转折点。直到今日,还一直有日本游客去203高地悼念英灵。而对于文化爱好者而言,它有另一层含义,它是大谷文物收藏地,对于西域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去年上海博物馆要搞一个贵霜文物展,竟不需要联系国外博物馆,就联络了新疆博物馆和旅顺博物馆,再从自身馆藏里找出钱币,搞出一场展览。中国博物馆历来不藏外国文物,所以这种展览自然令人钦佩,但我在展览中几乎没有见到精品,也不觉得真正体现贵霜王朝或者西域中亚的风貌。而在百余年前,全世界都兴起西域热,与中国有不少关联。敦煌自然是一脉,旅顺也与之相关。

1900年前后,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法主大谷光瑞在英国伦敦留学期间,了解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在西域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已搜集大量珍贵古物,多与佛教有关。于是他也组织僧侣队伍,踏上西域之路。大谷的背后没有国家或者巨型博物馆的资金支持,完全是净土真宗自己筹集的钱。从1900至1915年,大谷考察队前后三次踏足西域,收集了海量宝物,名声大噪。由于大谷考察队并非进行专业学术考察,也不需要出版报告,所以考察队的收获一直比较神秘,没有系统披露过,只有团员自己编的目录以及部分日记里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这些年通过荣新江等先生的梳理,大家才慢慢搞清楚。

从学术价值而论,斯文·赫定于楼兰遗址、科兹洛夫于黑水城遗址、伯希和于敦煌文书、斯坦因于尼雅遗址,都是百余年前西域学术最辉煌的部分。大谷考察队的收获,尤其是后来小和尚橘瑞超的收获,足可以与他们并列。以前国人对这段西域历史了解不多,去世界各地看散落在外的收藏也不太方便。近年来,敦煌作品不断在各地巡展,很多朋友都在世界各地看到大量西域文物,这段历史才渐渐清晰起来。

当年,大谷光瑞因为资金问题,不但辞去法主,还把西域所获宝物陆续出手变卖。他搜集文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留在朝鲜,放在在景福宫朝鲜总督府。景福宫是原李氏朝鲜皇宫,1995年,金泳三拆除朝鲜总督府建筑,重建博物馆。大谷收藏是今日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重要来源之一。

大谷团队成员橘瑞超的西域探险

大谷的一部分收藏已经流回日本,归东京国立博物馆。倒是还有一小部分收藏留在京都,归于龙谷大学博物馆。龙谷大学是净土真宗自己办的大学,所以倒有机缘收藏这批珍贵的西域文物。龙谷大学博物馆的陈设很用心,还复原一个柏孜克里克石窟,展品中最珍贵的文物当属橘瑞超从楼兰古城三间房中获得的“李柏文书”。现在中国最早西晋东晋的法帖真迹很少,只有故宫的陆机平复帖与王珣伯远帖,如乾隆珍爱的三希堂法帖,其二都为假,王羲之肯定没有真迹流传。李柏文书的时间正好在平复帖和伯远帖之间(有明确时间,公元325年,非常精确)。李柏文书内容珍贵,同时字体又涉及汉字行书的关键演变,故而重要。

大谷光瑞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位于首尔的龙山,据说从规模而论,据说可排到世界第六。博物馆三层楼,第一层是韩国从古至今的历史,第二层是书画、器物以及民间捐赠,第三层是亚洲馆,主要就是大谷收藏,以及1975年发现的、震惊世界的、现在我们唯一比较熟悉的新安沉船。

应该说,大谷收藏留给今日韩国一个重要契机,可以收藏展示别国、西域的展品。现在韩国对研究和展示西域尤其佛教历史颇有兴趣,去年就办过“当佛陀遇到亚历山大展”,从巴基斯坦的博物馆借来过大量犍陀罗雕塑。从韩国视角看,一直存在一条“佛教东传之路”,从印度经中亚到中国,再传至最东端的高句丽和新罗,再转而向下传至日本。可韩国佛教虽有特点,但形式过于单一,远不能覆盖整个佛教东传之路。

也许正是大谷收藏给予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以信心。它现在单独设了一个南亚馆,馆里有几尊相当不错的犍陀罗雕像,还有一些早期浮雕石板,内容是太子出巡等,亦是犍陀罗地区的遗物。但仔细分辨,这些藏品并非大谷遗物。仔细查看注释,发现是博物馆十多年前购买的。博物馆有意购买这些文物,目的自然是为了建立完整的南亚收藏序列。此外,展品中还有帕拉王朝的雕像,还有几尊马图拉地区的印度教雕像,甚至还有几张细密画,算是颇不容易了。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展览中最耀眼的就是西域部分,也就是大谷收藏。不过展览中并未明确标明大谷收藏,恐怕因为这段历史难以在国立博物馆的语境下陈述。大谷收藏涵盖了交河故城、和田、敦煌等一路上的遗物,非常鲜活,周围的背景介绍也算得详细。比如有一幅很精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这是覆盖在棺椁上祈祷复活升天的画,出自吐鲁番阿斯塔纳。当年这些画出土还不多,比如斯坦因也取走过,现藏于印度德里的国家博物馆。而今天阿斯塔纳已出土不少这样的画,甚至阿斯塔纳将其变作雕塑,置于游览区的入口,类似敦煌推广反弹琵琶。这些文物线索对于普通韩国游客并无意义,甚至颇为奇怪,但对于有心西域文化的观众最有意义。

大谷收藏的重点是楼兰遗物,数量最多。介绍楼兰的时候,还顺便介绍了小河墓地。小河墓地的发掘是最新考古成果。这片墓地距离楼兰遗址一百余公里,这已是沙漠中最近的距离,但在一百年前,仍不太可能考察。而且这片墓地因为罗布泊水流变化而时隐时现,当年斯文.赫定都只闻其名,未访其地,大谷考察队更是肯定没去过。2000年以后,中国考古队伍重新发现小河墓地,现在却已成为著名旅游景点。韩国博物馆大力介绍这些最新发现,目的恐怕也是希望与大谷收藏划清界限,突出自己的学术性,而并非只是跟着大谷文物走。

而大谷文物除了散布在龙谷大学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以外,另一条线索却指向了旅顺。大谷与孙中山关系密切,1913年即被聘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最高顾问,1918年又被聘为护国军政府的顾问。大谷从西域返回之后,就一直为满铁工作,自己多年来居住旅顺。大谷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担任旅顺关东厅博物馆馆长,他的收藏自然就放在旅顺关东厅博物馆,即今日旅顺博物馆。大谷还藏有大量图书古籍,后来亦归旅顺成为大谷文库。大谷自己也住在博物馆旁太阳沟靠山街,今日他的旧居翻新重建,有标牌指示。

旅顺博物馆在学界地位极高,网上亦有不少介绍,但幸好还不是游客有兴趣的地方。它早在1910年前后就作为关东厅博物馆面向观众开门。日本人建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两层楼,空间有限。所有房屋细节、展柜都是依据当年的展示逻辑修建的,玄关是日本大理石铺的,扶手贴面是意大利进口的,在当时算是奢侈的设计了。所以,整个旅顺博物馆建筑在前些年被定为一级文物。但对今天看惯各地新建的、奢侈的博物馆观众而言,旅顺博物馆是有些老旧了。

旅顺博物馆

博物馆分两层,第一层是旅顺以及大连地区的历史展示,有三、四个不大的展厅。第二层也有四个展厅,两个用于特展,另两个是所谓的“西域文物”,其实就是大谷文物了。

第一层的文物实在乏善可陈,没有太重要的东西。辽宁省博物馆是国内重要博物馆,拥有大量故宫流散藏品,书画、缂丝等收藏在国内首屈一指。旅顺一地出土和搜集的文物,自然远不能与之相比,而且陈列的一些青铜器还颇多赝品。

当然从地理和文化角度观察旅顺,还是有启发。渤海中的庙岛群岛,把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隐约联系在一起。例如从稻米传播角度看,山东的龙山文化可以通过渤海直接传到大连,再朝向平壤等朝鲜方向传播。我们今天习惯了大陆交通,往往文化传播可能要绕渤海一圈,从山东传至天津、秦皇岛一带,再向东北传播。但在历史上,渤海海岸线与今天不同,渤海本身也并没有真正隔断山东和辽东的交流。展览中还有一张唐代崔忻出使渤海国的路线图。他原来是从山东出海,鸭绿江入海口登陆,然后沿鸭绿江逆流而上,一直到源头,就是渤海国的集安,再走陆路一直到敦化。

同时,辽东半岛中部有哈斯罕关,是一道重要关卡,甚至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辽宋边境。金州地区是汉人重要的聚居地。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吴越国钱镠派人与辽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从吴越国进入辽国贸易的关卡就是这个哈斯罕关。近年来,在辽东半岛不断发现金钱以及其他东西的窖藏,其中尤以金州地区最为丰富。这里虽然与游牧民族接近,并不安全,但也是商业交通要道,相对容易积累财富。到了明清时代,这里的天后信仰也十分强烈。天后信仰宋代发源于福建,但在几百年时间里,往南遍布南洋,往北传播到辽东半岛,也可见这里航海发达,属于东南亚的航海圈了。

古代文物里有一些铜器、铁器。辽宁式铜剑也有出土,说明这是遍布整个辽宁以及朝鲜半岛北部的文化。此地也有铁器出土,因为这里较早发现和使用铁矿。葬俗有用石头搭成石棚,这在辽宁都很普遍,应该也与萨满习俗有关。博物馆里展示了一个营城子东汉墓壁画的复制品,这里竟有汉墓壁画,让人稍有点意外,也是最近十余年的重要新发现。

旅顺博物馆的精髓是二楼的大谷文物。一进门就是一块“阙特勤碑”,让人吓一跳。仔细检查确认,这块碑还在蒙古,这里只是复制品。碑文正面是李隆基手书,反面是突厥文字,展示阙特勤碑是想用它来表明中西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展厅门口是“景教碑”,这块碑自然存在西安碑林,复制品放在这里也是教育作用。展品中有不少精彩碑帖拓片,其中有一块拓片有点意思,唐代的姜行本纪功碑,这块碑现存于乌鲁木齐。唐初,姜行本伐西域,在新疆巴里坤看到一块班超纪功碑。姜行本也想刻纪功碑,据说找不到合适的石材,竟将班超这块纪功碑的碑文磨掉,自己重刻。这件事太荒唐,但这块汉碑改唐碑仍然很重要。我看拓印的作者是姚茫父。姚茫父1930年去世,估计拓片还是落入罗振玉手里,最后归了旅顺博物馆吧。

旅顺博物馆并没有忌讳自身与大谷收藏之间的联系,用不少展板介绍大谷考察团。这里保存了少数犍陀罗的佛像,还有佛塔,不过数量不多,质量远不如首尔的国立博物馆,不要说与印度相比了。标注也有问题,只能笼统地说是贵霜文物,而没有更明确地标注时间和地区。我估计这些是挑剩下的东西,精华已不在这里。同时这里也有一些西域的画像残片,尤其从交河故城拿来的一些还不错,都可追溯到唐或五代。旁边注释说是橘瑞超拿回来的精品。此外还有很多画像碎片,应该是大谷更早期从柏孜克里克拿来的,残破得比较严重,这也是西域画像的常见状况。

大谷文物里的写经残片质量最高。展品中有非常完整的隋代大般涅槃经,还有吐火罗文的经卷,甚至还有西晋元年的《诸佛要集经》,虽然只有残片,但历史意义重大。在这里甚至还看到了“李柏文书”。我知道它存于龙谷大学,这只是复制品,但这里能展示精准的复制品,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突出了自己与大谷收藏之间的联系。据说这里本来还有不少敦煌卷子,后来都上交给国家。所以这里不再是敦煌研究的重镇。

此外,旅顺博物馆还展示了不少钱币,既有一些汉族的钱币,也包括著名的汉佉二文钱。当然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就是中国钱币收藏重镇,这里的钱币收藏算不上什么。而且博物馆的灯光和展示方法实在有点问题,没办法看得太清楚。汉佉二文钱这种重要文物,单独展示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文字说明。

看完旅顺博物馆,却没有看到太多罗振玉的东西,算是有点遗憾。罗振玉的大云书库听说基本归了旅顺博物馆。罗振玉的收藏包括两千多块甲骨文,还有大量书册,大内档案,青铜器,碑帖,书画等等,都没能有效展示。同时,旅顺博物馆的大谷文物虽然丰富,却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示。要读懂西域文物并普及知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旅顺博物馆手握重器,但如何充分展示,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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