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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富裕的代价:战后日本的劳资关系》

文/梁明德,1992年生于香港,港大历史、法语双主修毕业,目前为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哲学硕士在读生

 

Gordon, Andrew. The Wages of Affluence –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安德鲁.戈登:《富裕的代价:战后日本的劳资关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

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安德鲁.戈登最为人熟知的着作是2002年出版的 «日本近代史»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此后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消费主义,甚至撰写了一本有关缝纫机历史的书。可是在80-90年代,戈登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日本企业和政府在历史上如何处理劳动问题。他也曾经在有关企业管理的历史经验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在1985年戈登出版了一本有关1853-1955年间重工业劳资关係的专着。此后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战前劳工运动的文章,并在1991年出版其杰作 «战前日本的劳工与帝国民主»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以这本书为分水岭,戈登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战后的劳资关系上,其成果就是1998年出版的 «富裕的代价»。此书以1945年战败为开端,结束在90年代泡沫爆破之际,并以日本钢管株式会社 (NKK) 的劳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此书可以被视为戈登出版于1985年的重工业劳资关系研究的延续。

戈登在书中展现他对左翼理论著作的熟悉,在整体上也表现出对左翼的同情。书中的研究对象是日本钢管的左翼激进劳工运动者如何被亲近管理层、配合资方的温和工会分子所取代;这本书的副题完全可以叫做 «黄色工会的兴起»。戈登在书中数处慨叹,早期工会运动中的民主自治精神和平等主义追求 - 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方法 - 已经被牺牲,而换来的实际工资增长、休息时间、性别和阶级平等,以及所谓的 “中产” 生活素质,都太少太少了。戈登此书尝试解释资本主义霸权 [hegemony] 下的 “和谐劳资关係” 是如何出现在日本的,而戈登所採用的正是葛兰西对 “霸权” 的定义: “指一种状态下,人们对于事物的实然与应然的常理假设是那麽的彻底的,以致于他们难以想像生活上的任何其他有意义的安排。” (131) 虽然戈登也谈及冷战和党派斗争如何影响劳工运动 - 两者都促使有关方面採取积极策略,排除激进亲日共工会 ( “产别” ) 和亲社会党的工会 ( “总评” ) - 但戈登并没有提出多少有关日本劳资关係如何反馈于冷战大局的观察。戈登也没有尝试从整体描述此种劳资关係所创造的社会是怎麽样的,而戈登聚焦于日本钢管一家企业 (书中也偶然提到其他产业,比如造纸厂) 使得他没有能够考察日本劳动条件的重灾区 - 最容易出现 “过劳死” 的白领工人和难以组建工会的中小企业员工。戈登也没有提及到对 “派遣工” 的广泛剥削;派遣工的恶劣情况正好反映日本劳工运动的疲弱状态。故此在戈登的书中,社会政治因素只是单方向地影响着劳资关係,而没有反方向的反馈。如此我们也许可以批评戈登只见日本钢管这棵树,而失诸广义劳资关系之林。

然而戈登对日本钢管这棵树的描写是不遗馀力的,特别是在形容鹤见工场工会在1957年罢工失败后,痛苦地意识到 “管理者比我们想像更富有阶级意识。” (116) 在描写企业管理者的阶级意识上,戈登主要取材于日本钢管高层折井日向在1973年出版的 «劳务管理二十年:日本钢管株式会社所见的战后日本劳务管理» («労务管理二十年 : 日本钢管(株)にみる戦后日本の労务管理»,东洋経済新报社1973)。折井此书给戈登书第四和第八章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论点。戈登书第一、二章形容战败初期的日本钢管员工如何在生存边缘挣扎,用工场的电炉製盐,然后到乡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粮食;直到夭折的1947年2月全国大罢工之前,工人们愈加激进,同时要求参与企业管理,促进生产,以保障自身经济水平。到了第三章,折井的定义 - “企业是一个 ‘合作的、製造社会价值的团体’ […] 劳务管理者的角色是要扶植合适的、合作的雇员” (45) - 为企业和国家採取行动,对这帮不听话的工人重新施加权威,提供了合法性。

在戈登书中佔中央位置的折井日向,曾经被苏军俘获,并因而接触到社会主义。他属于一批富有现代主义情怀的战后新企业管理者,深信 “科学、民主与资本主义” 可以相匹配。(45) 他们是小林正树的 «人间之条件» 电影三部曲 (1959-61) 中,在战时满洲某矿场为中国劳工力争权益的监工 “梶” (仲代达矢饰) 的战后继承者。然而不像处处被排斥的梶,折井等战后劳务管理者在技术和行政管理的全盘美国化中找到其理论根据,具体就是 “美国工业社会学家提出的开明人际关系技巧”。(44) 遭到排斥的反而是那些态度强硬、手法毒辣的管理者;他们被指责延长甚至引发劳资矛盾。(129) 折井在任上促成了一套新的薪酬制度的设立,这套制度代表着管理者与劳方的妥协:管理者要求增加工作表现评核的元素,而劳方则要求按照年资和工作困难度设定工资。折井也领导了公司的 “新生活运动”,对工人的妻子们进行家务训练,将性别化的工作划分伸延到员工的家庭内部。

讽刺的是,冷战的环境决定了那些更俯首听命 (也因此更成功) 的工会,也是从美国引入其组织策略,来源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暨产业工会联合会 (AFL-CIO)。它们同时也从战前便脱党的前日共干部佐野学所创建的亲资方劳工学校那里获得资源。(138) 由于戈登的着作严重依赖折井书,所以在谈到资方在工人当中建立 “非正式团体” 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身在劳务管理前线的折井所扮演的角色。日本钢管的管理者们在建立 “非正式团体” 并鼓励他们夺取工会领导权的时候,既採用物质刺激 (提高薪水、增加升迁机会) ,也用上了赤裸裸的强迫手段,结果是激进劳工运动的衰亡。管理者同时对激进劳工团体的进攻採取强硬态势,使得1959年罢工彻底失败。工人们的选项自此被缩窄到对物质满足的简单追求,以及确保儿女能上高中、上大学,从而得到社会上升的机会。

尽管以日本钢管为代表的技术-管理-劳资关係的组合十分具有日本特色,这三方面的改革都各自具有美国的根源。如果说日本式的劳资关係是世上罕见的,那麽戈登所证明的是日式劳资关係作为战后日本现代性的重要方面的美国渊源。戈登在描写这些对资方俯首称臣的工会时虽然带有负面的意味,指出它们宁可 “协商” 也不 “斗争” 只换来微不足道的成果,但事实是日本的企业管理者和工会所最后形成的公团主义式劳资协商体制,跟不少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通过公权力所维持的集体谈判体系,乃有着不少相似的地方 - 至少在日本的体系中,资方在采取措施之前必须征求劳方的合作,也就等同于征询劳方的意见 - 而这种安排是不少国家的劳工运动所梦寐以求的目标。假如没有40-50年代的激进劳工运动,也不见得日本企业的资方会愿意设立这样的协商系统。在此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裡,这种安排满足了劳资两方的基本需要,避免两方采取高成本的、破坏性的行动。在政治意义上,这完全就是一种有效的体系。

戈登此书有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日本被困于资本主义霸权之下呢?他指出虽然在70年代的 “滞涨” 时期,国有企业和公务人员工会的激进性有所增加,但不少私有企业的雇员,都害怕重新发起激进行动会同时毁掉公司和工会。然而戈登又多次指出,这些企业中的年轻雇员多不满于工会的疲弱状况;年轻雇员的心态并不像中年雇员一样,对公司和工会抱 “双重忠诚”,反而是对公司和工会持 “双重厌恶”。这就是日本协商型劳资体系的成功的极限了。对资本主义霸权的反抗是存在的,即便只是以单打独斗的、无组织的型态出现。也许9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使得70年代的心态复活,即惧怕恢复激进劳工斗争会毁掉一切,然而戈登并没有明言这一点。面对资本主义霸权,产业衰落、步向高龄化社会的日本,显然需要一种别样的反抗模式 - 但这完全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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