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 朝华夕拾

【新春采访】梁明德:从朝鲜、法国到中国的计划经济

文/梁明德(1992年生于香港,港大历史、法语双主修毕业,目前为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哲学硕士在读生)

最近几年,因为写硕士论文的关系,开始看经济思想史的书籍,也对“经济官僚”这个群体产生兴趣。我的硕士研究题目是《1917-18年,中国北洋政府与日本寺内正毅政权之间拟定的西原借款和“东亚经济同盟”计划》。这跟以往对西原借款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的着重点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对中日两国决策者的影响。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李斯特的经济国家主义,是一种原始的发展主义,影响了一批清末民初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也启发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官僚,其中包括西原龟三的导师神鞭知常。到了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争部军需局长、电机企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把国家社会主义改组成一套原始的计划经济系统,这同时启发了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和西原龟三对东亚的改造构想;西原并不讳言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信仰。西原的中日关系观与其他日本政客不同之处,在于其完全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预想以促进中国经济繁荣和工业增长作为日本繁荣的基础。同时,为了支援中国的发展和提高日本国民生活素质,日本也需要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建立起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工业电气化的统制经济。换言之,是计划经济模式第一次在东亚被提出。

我目前正在准备博士的研究,题目是《西原以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着眼点是1930-40年代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满铁调查部模仿苏联、纳粹模式所拟定的工业规划,以及其对1945年后的东北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国民政府和满洲国所实行的五年计划和战时军工建设,都为新中国制造了可观的工业资产,而这些机关所作的调查也制造了大量经济数据。满铁调查部人员多为逃避日本国内镇压的左派份子,幻想可以在满洲的“新天地”大有作为,结果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替日本皇军分析华北农村,又在满洲推动农业合作化,建立起统制经济。他们回到日本后,成为战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官僚精英的中流砥柱。朝鲜和韩国除了直接承继殖民地时期的工业资产,也在不同程度发展了殖民地和满洲国的经济模式,尤以韩国在1962年后实行的五年计划最为显着。研究这个题目是阅读以下几本书的背景。

1.在这一年的阅读经验里,有没有什么书令你觉得名不副实?

在30年代末到1945年,伪满州国模仿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政策,全国的日本移民部落和汉人村庄都被改组成“兴农合作社”。中国东北于是成为全国第一个“公社化”的地区。有关兴农合作社的研究少之又少,目前存在的两本专着都是坂本进一郎所撰写。作者父亲坂本源吉就是兴农合作社的干部。第一本专著是《兴农满洲:兴农合作社与粮栈的对决》(兴农満洲―兴农合作社と粮栈の対决;御茶の水书房,2009),讲满洲国当局如何落实统购统销政策。不幸的是,这本书竟被写成一本小说,而随后出版的学术版《满洲国与兴农合作社—对満洲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人们》(満洲国と兴农合作社―満洲农业近代化に贡献した人々;三九出版,2012)引用了大量合作社文献资料,虽然图表数据的出处都有标示,但正文中引用的史料都基本没有标明出处,使这本书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几无用武之地。我只能扼腕叹息;套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一句话,地狱也许给那些不愿在书中标出文献出处的作者“预留了特别的位置”。

满洲国的主要遗产并不限于其留给新中国的工业资产和留给日本的技术官僚专才;在1961-1979年,在满洲国的产业五年计划的影响下,朴正熙治下的韩国也实行了以一系列五年计划牵头的高速工业发展战略。有关朴正熙工业政策的书籍并不少,但全面分析“维新体制”下的军国主义的著作则相对缺乏。然而卡特•埃克尔特(Carter Eckert)的《朴正熙与现代韩国:军国主义的根源1866-1945》(Park Chung Hee and Modern Korea—The Roots of Militarism,1866-1945;Belknap Press,2016)并没有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单是这本书的名字就反映着某种精神分裂。书分为两个部分:一、军国主义思想如何根植在1945年以前的朝鲜;二、日本的军校文化。不少评论者都同意,这本书并没有深刻分析朴正熙在这个时期的心路历程。我的几点质疑都跟该书的书名“朴正熙与现代韩国”和它定格在1945年的做法有关。第一,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残留影响固然重要,但在冷战下韩国全面接受美国的军事支援,朴正熙和全斗焕等军人更是接受过美式培训。显然,这本书止步于1945年,就意味着不追究美国对促成韩国出现军人专制的责任。第二,在50年代的李承晚统治下,韩国只能说是一个菲律宾马可斯式的腐败反共专制国家,其真正步入军国主义体系是在1961年政变之后。不分析李承晚时期的军人文化,是这本书的一大缺陷。第三,该书自称“朴正熙与现代韩国”,却不谈朴正熙执政时的历史,实在令人失望。既然对朴正熙着墨并不多,其书名就应该改为《军国主义在朝鲜的起源》(The Rise of Militarism in Korea)。但无论如何,止步于1945年都是不可饶恕的。Eckert宣称这只是两部曲的第一部。我只能衷心希望他在第二部中可以有效回应上列的问题。

最近也收到一本保罗•索鲁(Paul Theroux)写的《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Riding the Iron Rooster—By Train Through China;Marina Books,1988/2006)。这本书实在不忍卒读,其充满硬伤、捏造、诋毁和作者本人的傲慢。看网上的评论,说索鲁“犬儒”、“索鲁似乎不太喜欢人”、“我不会有兴趣认识索鲁”的西方读者大有人在。索鲁时而利用西方读者的无知,时而反映自己的无知(或是对核证事实的懒惰)。硬伤包括宣称大同生产的蒸气机车卖到泰国和巴基斯坦(骗不了我这个火车迷)、维吾尔人的文化是“蒙古式的”(骗不了中国读者),甚至捏造说中国人把火车叫做“铁公鸡”。书中充满各种似乎出于作者想像的标语内容,以及跟中国人的奇怪对答。只能说,这是一本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半虚构的国度和它的事物。

2.哪些书你觉得被低估了?

最近开始看卞历南(Morris L.Bian)的《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浙江大学,2011)英文原著《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Harvard, 2005)。卞此书充分证明1949年前后经济制度的延续性,指出国民政府的经济模型具有发展型国家的轮廓。有评论者甚至认为,卞历南证明了国民政府在1949年以前已经开始尝试建立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制度。此书指出新中国的国企“单位”制度并不是纯粹模仿苏联,而是首先出现于国民政府时期,是由翁文灏领导的技术官僚核心团体“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创造。“单位”构想的起源是1920-30年代的美国公共行政理论,而企业单位负责向员工提供福利和各种服务,乃是因应4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混乱而生。抗战对于国民政府国企的最大影响,在于迫使它们采用新式成本核算方法,而这又是起源于18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成本核算方法的进步。卞历南指出,这些在1949年以前发生的改变,都根本地影响了国企领导的思维模型(mental model)。而在解放之初直到1952年末,中共一直不对其所接收的国民政府国企进行改组,并“避免挑战刚被国有化的工业企业的既有管理权威”,(218) 意味着新中国延续了国民政府时期的企业管理模式。多年来研究资源委员会的程麟荪也引用了卞历南的研究,并且指出资源委员会有九成干部留在大陆参加新政权,他们也获得中共的区别对待,不少甚至担任新中国的经济机关要职。

大卫•巴赫曼(David Bachman)的《中国官僚制度、经济与领导:大跃进的制度根源》(Bureaucracy,Economy,and Leadership in China–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Cambridge,1991/2006)参照“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中国的政治决策上有三股分庭抗礼的力量:1、以陈云为首,强调财政纪律、平衡和市场角色的财经官僚系统;2、以薄一波、李富春为首,主张苏联模式、对重工业的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工业规划人员系统;3、以毛泽东、陈伯达等人为首,主张以群众路线实现快速而平衡增长的党务系统。巴赫曼此书的“官僚主义视角”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深刻挑战了一般把大跃进归咎于毛泽东“头脑发热”的史观,也因此受到了史学界的遗忘,没有能够成为大跃进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不乏惊人论断,比如:“大跃进的经济计划是并不是由毛泽东所构思,而是由计划官僚,特别是薄一波和李富春所提出。因此,大跃进并不能被视为“毛主义发展模式”的产物,因为除了人民公社之外,毛泽东并没有制定大跃进的经济政策。即便如此,人民公社的组成也反映着“百万干部下放”、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水利工程运动和毛的支持者陈伯达、谭震林等人的干预。毛曾经在1959年否认他创造了人民公社。”(217) 巴赫曼又引述薄一波说,如果不是在1956年末针对经济冒进进行了检讨,“大跃进可能会提早两年发生”。有评论者认为书中指出,与毛泽东路线相反的,并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陈云等人提出的“另一种苏联模式”,即强调稳定而缓慢的发展。巴赫曼又指出一个讽刺,那就是陈云等人在1957年和1989年两个关口上的思维其实非常一致,都是提出以市场辅助计划、遏止对重工业的过度投资、维持经济个环节平衡、压制通货膨胀,只不过这些在1957年的环境看来十分激进的想法,却成为1989年时最保守的立场。如果说这本书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巴赫曼没有解释新中国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那里继承过来的技术官僚,在大跃进时期的取态如何,有没有参与工业规划官僚系统的“头脑发热”。

另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是罗伦斯•C•瑞尔顿(Lawrence C.Reardon)的《不情愿的龙: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危机周期》。《The Reluctant Dragon–Crisis Cycles in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HKU Press, 2002)这本书彻底粉碎了“毛时代锁国”的刻板印象,仔细描写了毛时代中国多次在对外经济开放上的摇摆和犹豫,并证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对既有对外经济倾向的发展,而不是断裂。1960年代在政策上是一个充满实验性质的年代;中国在与苏联闹翻后,积极与资本主义国家重新接触并扩大贸易,对象包括在戴高乐统治下寻求亲美外交以外的法国,以及在池田勇人首相治下积极寻求与亚洲大陆国家 (包括朝鲜) 重启贸易的日本。书中认为经济特区并不是新的发明,而是延续、发展了周恩来在60年代批准在佛山等地建设出口加工基地的政策。该书又对文革后半中国的 “早期开放” 进行的详尽的描述。在周恩来、李先念主导下,中央提出 “四三方案”,即以43亿美元成批购买外国工厂设备,推动全面进口替代战略。1973年6月29日,周恩来会见大卫∙洛克菲勒 [David Rockefeller],并在后者的劝告下,批准中国银行与大通曼哈顿银行 [Chase Manhattan Bank] 建立金融联系。这为江青、张春桥等左派在1975-76年的反击制造了理由。我喜欢瑞尔顿、巴赫曼两本书的原因,在于它们充分说明大跃进、文革等事件的内里多样性,也清楚表明中共不是铁板一块的专制政权,其政策是不同官僚派系及其政策倾向折冲而成。官僚派系争夺政策主导权的行为,甚至可以理解成一党制下有限的 “政党轮替”。

跟中国经验有可比之处的菲力•诺(Philip Nord)的《法国的新政:从三十年代到战后》(France’s New Deal: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Postwar Era;Princeton,2010)。这本书我也是刚开始看,谈不上有太深刻的印象。在英文学界中,有关法国现代史的书籍一直难以得到重视,这本书也不是例外。法国在二战之后直到21世纪初,实行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其中以1945-1980年间的“一五”到“七五”最为成功,法国史学界称1945-75年为“黄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然而法国实行的并不是“指令式”的硬计划,而是“指标式”的软计划(indicative planning),在计划中保留市场,并力图预测和指导市场的发展。菲力•诺追溯了法国经济计划思想在1930年代的萌芽,以及在维希政府下的发展。虽然经济计划首先实行于苏联,吊诡的是它在法国首先得到一些由左转右的分子所支持,然而在战后又为中间派奉为圭臬。“经济计划”起初带有负面意味,为左、右所排斥,包括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即后来的社会党)也对经济计划不甚关心,主张计划的SFIO党员如马歇尔·德亚特(Marcel Déat)只好脱党,自称“新社会主义者”,后来更越走越右,参加了贝当元帅的“国民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成为维希政府下的一个参政党。支持计划经济的力量,还包括一个自称“不合流派”(Non-conformists)、在计划化的社会中看到左右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文化运动,以及比利时劳动党主席安里•德•曼(Henri de Man)所提出的“计划主义”;两者后来都与纳粹主义合作。维希政府在1942年提出了一个“十年计划”,并进行大量行政、社会改革,其中大多为战后由戴高乐等抗战份子所组成的新法国政府所继承。跟东北亚一样,1945/49年并不仅是断裂,而是一个对战前、战时思想与政策进行总清算的契机,然而这种清算通常极不彻底,革命/抗战份子甚至在清算过程中意识到这些政策和思想的有用之处,而加以继承。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对象。而计划经济本身在满洲、在法国作为一种“非左非右”、“既左且右”的东西,而在不同的政权下都得到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历史现象。

3.又有哪些堪称经典的书,你认为现在却被人遗忘了呢?

安德鲁•舍恩菲尔德(Andrew Shonfield)是60-70年代的英国经济学家,其立场亲近工党,然而其最重要的建树,却是在70年代末帮助法国政府进行经济规划,不幸于密特朗带领法国社会党夺得政权的1981年逝世。舍恩菲尔德的著作不多,在60年代写过关于贫困问题的书,逝世后遗稿出版为“为混合经济辩护”一书,大概是预料到新自由主义即将冒起。舍恩菲尔德最有名的著作是 《现代资本主义:公权和私权变动中的平衡》(Modern Capitalism: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Oxford, 1965/69)。该书的中心命题是:三十年代资本主义濒临崩溃,但三十年后,到了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如日中天,到底中间有甚么改变了?那就是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是“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舍恩菲尔德在书中分析了法国、英国、德国三国的“计划资本主义”;我因研究关系,目前只看了法国的部分,这也是该书的精华,因为作者亲身参与到计划制定过程中,并与多名法国官僚有深厚友情。舍恩菲尔德跟菲力•诺不同,认为法国的计划经济传统根深蒂固,来自法国大革命以前的重商主义,所以实行起来得心应手。而由于法国在革命前后的消费阶级主要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商品重质量而不重价钱的低廉,缺乏英国商人在压缩成本上的压力,所以法国的“重质”工业,在工业革命初期并没有优胜之处;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市场对高端生产设备的需求扩大以后,法国工业才得以“质量取胜”,而法国的计划经济也是服务于这种市场结构。法国计划官僚的手段并不比中国的要高明许多。比如法国计划官僚通常认为,八成的生产应该集中在两成的企业中,即所谓“80-20比例”,甚至认为变成“60-40”以后就会失控,于是利用各种恫吓手段迫使企业减产合并。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计划官僚和商界精英都出身于同一群精英大学,他们可以利用关系进行游说、劝导,迫使商界接受计划内容。这种手法跟战后日本的通产省官僚如出一辙,但也意味着美国和现代中国等精英团体成分多样的国家,将难以复制法国的模式。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的名言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最近几年以来,因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金融海啸后丧失权威地位,一些经济学家、如韩国的张夏准(Ha-joon Chang)也在明示暗示计划经济作为“新自由主义以后的经济体制”的可能性;他在《他们不会告诉你的23件有关资本主义的事情》(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Penguin Books,2010)中专章论及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计划,认为跨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越高,企业计划牵涉的面就越广;而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国营经济平均占总体经济一成,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并没有因为苏东瓦解和中国的市场化而消灭。然而如果要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将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有一些早在舍恩菲尔德的年代便已经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一国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正如舍恩菲尔德提到,在60年代欧洲共同市场建立以后,法国经济官僚无法再用关税等措施保护法国工农业,只好在欧共体等机关里尽力游说其他欧洲国家,在进行经济规划时与法国协调,但最后无果。舍恩菲尔德又批评计划官僚越来越不把生产指标当一回事;某些数据甚至只有“道德意义”(moral significance),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其他国家是先发展了统计学方法才实行经济计划,法国却是在经济计划实行多年以后才引入相关的统计学方法。而计划委员会的一百多个官员,只有五十多名实际上在进行计划工作,每人每年要处理数百家企业的档案;这也是为甚么他们宁愿把生产集中在两成企业里。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理解苏联、中国等国家进行全国经济计划上的困难。如果说,这是一个以现在的大数据科技明显不难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问题——计划与民主的关系——则困难得多。1958年戴高乐执政后,为了补偿政治上的威权主义,计划委员会主席皮耶•马瑟(Pierre Massé)尝试把计划制定过程民主化,把几个方案之间的最后决定权交给议会,然而舍恩菲尔德预料到这将会使得计划制定的过程复杂化;最后到了八十年代,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连把“八五”计划提交议会的勇气都没有,法国的经济计划自此一蹶不振。显然,计划官僚有必要具备某些法定的强制手段,来迫使经济朝自己制定的方向发展,否则就会沦为向市场趋势投降的法国计划官僚,成为“在黎明前啼叫的雄鸡,以为是自己召唤了太阳升起”。(131) 经济计划能否与“审议民主”等制度设计结合,以实现一个比自由市场制度更公平、能持续发展的体制,今后将是一个重要命题。

最后要提到两本关于朝鲜经济的书。木村光彦毫无疑问是研究朝鲜经济的权威,可是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国外都被彻底遗忘。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朝鲜经济“崩溃”、“饿殍遍地”的刻板印象已经深入民心,使得学术界以为朝鲜经济没有研究的需要,朝鲜问题纯粹是专制独裁如何维持、地缘政治如何操作的问题。他们所忘记的是,直到1976年——朴正熙模仿满洲国和苏联经济实行五年计划的第十四个年头——朝鲜经济一直在韩国前面。朝鲜是东北亚最早实现全国电气化、农业机械化的国家。木村写过一篇英文论文,题为《从法西斯主义到共产主义:北朝鲜集体主义经济政策的延续与发展》(《From Fascism to Communism: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ist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 Korea》,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Feb.1999,69-86),描述1945年后朝鲜社会主义政权恢复、发展了殖民地时期和满洲国的经济政策的过程。其中一些政策连名字都没有改变,比如合作社下的“生产责任制”。木村的《北朝鲜的经济:起源、形成、崩坏》(北朝鲜の経済:起源•形成•崩壊;创文社,1999)和《战后日朝关系研究—对日工作与物资调度》(戦后日朝関系の研究―対日工作と物资调达;知泉书馆, 2008) 本都应是研究朝鲜经济的权威之作;也许它所缺的就只是一个英译本。木村书中最有趣的部份是它描述了1961-76年朝鲜的“对外开放”。由于苏联援助断续无常,日本在池田勇人和田中角荣的领导下又向朝鲜、中国示好,朝鲜于是决定与日本、西德等国贸易。日本商人组织了“日朝贸易会”,在平壤举办大型工业设备展览会,日本的左派科学家也组成了“日朝科学技术交流委员会”,在平壤举办多次科学展览,两者都吸引大量朝鲜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平壤电视台在1972年利用日本技术和人员改为彩色播放。单是1972-73年,从日本前往平壤的商人和技术人员就有五百到八百人,常驻平壤的日本人员也有一百人。1976年日朝贸易额达到1.5-2亿英镑,朝鲜以出口锌和铅赚取外汇偿付。不幸的是,1974-75年国际的锌、铅价格下跌,造成朝鲜在1976年出现债务违约,此后与日本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基本中断,日朝关系也未能恢复,甚至因为绑架等问题而越趋恶化。1979年以后,日本集中资源,向中国提供大量海外开发援助资金,以及进行技术转移。我们可以想像,中国与日本在1979年以后的蜜月期,某程度上也许得益于朝鲜的“开放”在1976年结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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