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 朝华夕拾

【新春采访】季周:在温暖的思想和历史中穿越当下的幽暗

文/季周(湖北洪湖人。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硕士就读于莱斯大学历史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政治史,尤其是革命史,博士论文主要考察国民党的改组与“以俄为师”道路的形成过程。本人亦对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历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

1.在去年的阅读经验里,有没有什么书让你耳目一新?

小岛祐马 《中国の革命思想》与《中国共産党》,1950年,皆由弘文堂出版,1967年二书并作合订本,由东京筑摩书房出版

最近这些年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在大陆学界和媒体中受到了热捧,而作为宫崎导师的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甚至早就成为了中国唐宋史和海外汉学研究中世史的理论前提。其实,京都学派不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思想和典章制度有着精到的把握,他们对于所处时代的中国政治与社会亦曾有过大量的论述。不过,虽然内藤在中国问题上的“帝国主义”论调早就得到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其时论著作也失去了相应的魅力而显得无人问津。不过京都学人的此一传统并未丢失。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早期代表之一的小岛祐马(1881-1966)就是典型。作为一个主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日本学者,小岛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把握亦不乏犀利的见解。但众所皆知,提到日本汉学重镇京都学派,便自然使人联想到内藤湖南、宫崎市定这类学术大家,其他学者或多或少要被其光芒所掩盖,小岛便是其中之一。因写博论之由,我关注到了小岛写就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の革命思想》《中国共産党》。小岛论述的特点在于将近代中国革命放置于自商周以来的绵长的中国史视野中来考察,其强调的是“革命”这一事业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条延续性的脉络,是如何接续于清末民初以来的革命,尤其是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像小岛这样从中国固有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中为近代革命寻找理论依据(或者说构建一个“内发性动力”)的做法并不罕见,除京都学派出身的学者之外,像沟口雄三等人的中国观亦共享着类似的视野。但作为一本回顾、阐释中国近代革命历程的综述性小册子,其对五四史观的补充,对中国自古以来“革命传统”脉络的梳理,乃至对中共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重审和疑问,以及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展望和忧虑等,这一系列大课题凭借着作者广阔的学养背景和独到的领会,最终以十分平实朴素的语言示于读者。小岛虽然继承内藤等对于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否定叙述,而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但是其论说所展现的对于革命背后的复杂社会和文化肌理,以及革命的可能走向的诊断,完全超出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革命史专家的研究水准。不得不令人在收获愉悦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一瞥日本汉学研究的特色。

2.在去年的阅读经验里,有没有什么书令你觉得名不副实?

近期的阅读中并没有发现特别失望或糟糕的书,但是有一些读来觉得不能完全配得上其名声的著作,比如美国学者傅佛国的《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934)》,该书被认为是学界写内藤的一本非常完整全面的思想传记。此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当年傅佛国在日本收集论文资料时,遍访内藤的身边人和学生等大量与内藤有过深入接触的人士,资料非常丰富,论述详实。在书中,傅佛国教授尤其为内藤在辛亥后对的民国和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和后来的共产党人)做了同情式的陈述和分析。可是作者的分析却恰如其标题所指,把内藤的政治论说和他的汉学思想彻底分开。内藤早期参加了不少政治-文化活动团体(重要的就是政教社),他的报人身份和曾经作为日本内阁官房局长高桥健三之秘书的身份,如此浑然一体的文化-政治活动,却被书中傅佛国教授以内藤的记者身份为其开脱,认为内藤的报纸社论是其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是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接管中国”的帝国主义说等言论。这种完全把把内藤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与历史的论述,尤其是“文化中心转移说”和他在《支那论》与《新支那论》中的观点截然分开的处理,这不能不说是完全难以服众的。而内藤本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成就和观点早已被海内外中国中古史学研究者所承认的同时,他时政方面的大量言论(洞见与谬误,意识形态偏见并存)和“帝国主义”论说的反思,除了战后日本学界(尤其是增渊龙夫等战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代)曾经深入批判过一阵子外,中文学界迄今为止似乎不太关注。这恰好与傅佛国教授一书的内核——彻底把内藤的汉学和政治实践分开——形成了一个呼应,不能不让人遗憾。

3.又有哪些堪称经典的书,你认为现在却被人遗忘了呢?

我想提起两本虽然是通史,但是却各有特色,写得非常精彩的经典的思想史通论性著作。一本关于中国的是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关于西方的是克里斯托弗·希尔的《欧洲思想史》。这两本书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朴素,但是语言清晰简洁,非常适合入门,书中不仅有大量的精彩论断,希尔的书更是有着方法论的贡献。韦政通以西方哲学的架构,突出论述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中知识论的发展和不足,同时也能准确把握中国的经世传统和政治特色。不过作者以荀学进入儒学,难免会对儒学的整体评价有所偏颇,同时全书的比重中儒学代表人物比重过大,一些地位不那么重要的儒学思想家都被作者纳入其中。另一方面,韦先生虽然不以哲学素养见长,但是语言反而平实简洁,以思想家为中心结合一定的分析评论和时代特点的阐释,这种理路对于当下都成了“低头党”、阅读零碎化的大众而言,反而到有了更贴切适合之处。

而希尔的《欧洲思想史》则历来少人提及。其实,此书优点众多。作者以三大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希腊异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互动交流,和地域性的文化互动真正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尤其是西欧中心论)的束缚,把欧洲思想从基督教的缘起到基督教的“千年统一”到教会及教义分裂与现代世俗秩序和信仰兴起的跨区域文明体,梳理成了复杂而又条理分明的线索。更重要的是,作者把哲人-思想家以及上层文化(包括基督教、有教养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始终与所谓人民大众的下层文化(这个文化的底层包括人民大众个人的深层人格和大众的风尚、信仰、生活方式等)斗争的历史动力揭示得非常清楚。希尔打破了传统哲学史-思想史以及现代文化史和生活史的分界,彻底把二者融为一炉,这点比广为学界称赞的代表性著作、我也非常敬佩的学者——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三卷本,处理得更加彻底和精彩。值得一提的是,希尔教授此书与本人一样命途多舛,在二战纳粹占领奥地利和1946年的苏联占领期间,此书书稿两度被没收,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第三次重新写作的结果。■

一键分享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