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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刘小枫去叙拉古?——十批刘小枫(上)

1.跟刘小枫学中国革命史

百年中国的历史,既是苦难的历史,又是革命的历史。认清这一段历史,不仅让中国人不忘国耻,还能忆苦思甜,珍惜来之不易的今日幸福。因此,不断温习中国近代史,实在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够让人知道中国历史的必然,还可以戳破那些浅薄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民主迷梦,防止这些傻蛋被稀里糊涂的“和平演变”了。要知道,即使今日的现实并不能让人满意,但比之百年之前的中国,简直是天上人间了。就此之故,懂得感恩,不忘“国父”,也是应然之理了。作为经历了“文革”式人民民主(或群众式民主)的过来人,如今又熟读了施密特和施特劳斯、深谙政治哲学真髓刘小枫来说,重温中国革命史,重新读出“政治就是区分敌友”的政治真理,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看看近年来刘小枫做的一些列讲座:《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朝鲜战争的政治哲学解读》、《今天的宪政难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谁能是中国回复大国地位》,等等。就可以知道刘小枫先生是如何的热衷于中国革命史了。不同的只是,他给这些中国革命史添加了政治哲学的光环,显得神秘而富有吸引力。

可是,不断强调中国革命史教育一直都是国家教育部门的事情,为什么熟读诗书、闭门注经的刘小枫先生也突然变得热衷起来呢?看来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因为刘先生是读书人,所以还是从读书上去推测吧。按照王国维的读书境界说,读书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个阶段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个阶段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众所周知,刘先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古今中外的书籍读了无数,不仅苦读而且苦思。到如今,终于越过了前两个阶段,借助施密特和施特劳斯之舟过渡到了第三阶段。当此之时,回头再看,发现真理其实早就在那里了,早年所读的红宝书早已把真理写得一清二楚了。只是国人愚钝,不能领会伟大领袖的“高贵谎言”,弄得全国乱成一团,致使国人舍本求末,乘改革开放之机,到真理之外去寻找真理。结果导致各种主义泛滥,特别是自由主义蒙蔽了许多知识分子,以至于忘掉了“国家理由”,有沦为异邦走狗的嫌疑。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没有什么比认敌为友更为危险的了。作为对国族负责的伟大哲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管,需要起来教导民众区分敌友,以便“精准打击敌人”。

当然,刘先生毕竟是“政治哲学家”,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教师,不会傻到像意识形态部门那样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去学中国革命史。以他的聪明,当然知道,这样的强迫学习,不但无效,可能还是适得其反。因为真理不在读书上,而在怎么读书上。如果没有一套高明的读书技巧,而用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让人去读书,怎么会有效果呢?重要的不是真理,而是传授真理的方式,因为“真理是要秘传”的。如果不采用秘传的方式,即使是真理,也会被人当成垃圾;如果是以秘传的方式,即使是垃圾,也会被人当成真理。意识形态教育的错误在于,它不是以秘传的方式,所以,即使他们教的是真理,也会被学生当成垃圾。针对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识形态教育,刘先生的方式是另辟蹊径,以秘传的方式讲授中国革命史。

总结中国革命史,可以用一句经典的话来概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枪杆子,其他的一切都是废话,什么主义呀、道义呀、自由呀、民主啊,都是些骗人的鬼话。只有有了枪杆子,这些骗人的鬼话才能派上用场。因为这些话语上的东西,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谁有枪杆子,谁就有解释权。很显然,被刘先生看作“国父”的毛泽东就很懂这个道理,他很好地掌握和运用真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党内和党外的胜利。但是,这一真理是不能明说的真理,因为一旦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就要遭到那些头脑简单,被主义、道义、人权、自由、民主这些欺骗了的人反对,结果被这些愚昧的大众坏了大事。要知道,这些愚昧的大众,只能欺骗他们,不能告诉他们真话,告诉他们真理,反倒会引起“洪水猛兽”般地反对。当然,不光是在中国,在那些口口声声的民主自由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政治领域里,只有利益,没有道义:一切的道义都是华丽的外衣,里面爬满了虱子。正因如此,刘先生在各种讲座中都不遗余力的攻击美国的道义,把它还原为国家利益。(参看:《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

很有有意思的是,经过刘先生的一番努力,结论总是回到我们从小就学的教课书上。看来,刘小枫先生孜孜不倦读来的真经,其实都只是些骗人的袍子,它们的用处就是用来包裹早已存在的结论。就像时下市场经济中实行的广告或包装一样,同一种东西,为了更好地销售,总是要用不同的广告和包装。这种“新瓶装旧酒”的营销策略实在是屡试不爽,那些被广告欺骗了的人不但不知道,还感觉买了新东西,高兴得不得了。在此意义上,形式总是比内容重要,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总是述而不作的,因为述就是改变形式,内容总是一样的。对于这一点,在政治上比在经济上更重要,伟大的政治家,都是玩弄这套方式的高手。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一表面被苏格拉底反对的色拉叙马霍斯式的真理,才是真正的政治哲学的真理。但是,狡猾的柏拉图却让它以被苏格拉底反对的形式出现,其目的当然是欺骗那些愚昧的大众,因为如果大家都以这一真理为真理,那谁还心甘情愿的接受统治呢?还不都去造反了吗?就此而言,这才是真正“高贵的谎言”,只让一些极少数如毛泽东者们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不能让所有人都去这么干,否则,人人都要拿着各种主义去造反了。因此缘故,需要把毛这样的人与一般人区别开来,把他无限抬高和神秘化。这样既可以借助他欺骗民众,维持政治的统一性,又可以用以打压那些自由主义的傻蛋,实在是一石两鸟,高明之至。显然,能明白这样的道理是很不容易的,想一想刘先生读书多年,最后才在施密特和施特劳斯那里找到了毛泽东,真是来之不易,值得特别珍惜。所以,近年来,刘先生可谓为真理献身,不惜一切代价的传播这一真理,冒着被统治者和大众误解的危险,真有点“舍生”取“不义”的味道。因为在他看来,真实的真理是“不义”的真理,“义”只是谎言而已。

当然,很多人都不懂刘先生的良苦用心,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莫不如此。好在还有一帮可教的孺子,愿意听他的高言大义。但是,不知道这些孺子们是被刘先生“高贵的谎言”开蒙了还是被欺骗了?经过千辛万苦,学到的却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史中学来的旧知识,不知道这种“新瓶”装来的“旧酒”是否真的很好喝,能让人一醉方休,不知今夕何夕?

2.刘小枫的反自由主义逻辑

近年来,刘小枫大讲政治哲学,因为他感觉中国人的心,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都被自由主义的猪油给蒙住了,不知道区分敌友,这里面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险。在他看来,百年中国的革命,从康有为到蒋介石,之所以统统都归于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政治哲学,不懂得政治哲学就是区分敌友;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非常明白这一政治哲学的真理,毫不含糊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因如此,刘小枫特别讲到朝鲜战争,与时下的自由知识分子反思朝鲜战争的是非成败不同,他却是想着法子肯定这场战争,将它誉为政治哲学的绝妙运用。在他看来,要是没有懂得区分敌友哲学的毛泽东,要是没有他的审时度势,美国军队早就跨过鸭绿江了。当今之世,中国依然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却没有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实在是让重新知道敌友真理的刘小枫忧惧不已。

按照刘小枫的理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不懂得政治哲学的;所谓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都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或者说,只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谎言;不要说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就是自由主义者如伯林的,也都难以自圆其说。可是,这个没有完美逻辑的自由主义,却被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视为珍宝,这让刘小枫很不舒服。因为在他看来,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非常危险的。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持枪威胁者,而是自由主义的糖衣炮弹。在被人杀还是被人骗之间,刘小枫愿意选择前者。因为在他看来,知道被人杀的危险还可以防范,如果是被人骗了,最后死在安乐窝中,那才是真正的政治悲哀。正因如此,不遗余力地戳破自由主义的谎言,就成了刘小枫近年来的主要工作。

 

当然,戳破自由主义谎言的最好方式就是挑战它的底线,让它自己显出原形。那么,自由主义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不给反自由者以自由,对不宽容者不宽容。刘小枫看到,自由主义总是在宣扬自己的自由和宽容,把它们说成是普世价值。可是聪明如他者,一眼就看到了其中的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不可能允许反对自由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它一定会打自己的嘴巴的。因此,要戳破自由的主义的谎言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人们一提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必然会遭到自由主义的反对,而只要自由主义反对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就表明它所倡导的自由是虚假的,虚伪的,因为它为自己的自由设定了界限。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由,只是西方列强的自由,它无法容纳东方人的自由,无法容纳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就此而言,自由主义是不宽容的。的确如刘小枫所言,自由主义是有界限的,是有特定前提的。可是,那种价值是没有界限和前提的呢?自由主义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也同样有。当然,刘小枫可能会说,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没有隐藏自己的理论界限,而自由主义却总是隐藏它。在此意义上,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自由主义要光明正大些,它们一开始就强调敌友区分,而在自由主义的话语中,似乎它没有自己的敌人,可是,一提到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它的敌人就出现了,这难道不是自由主义的虚伪吗?

很显然,在刘小枫看来,自由主义有它的敌人,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政治哲学是区分敌友的真理性了。如果自由主义也是一套政治哲学,它也必须区分敌友,没有不区分敌友的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也有它的朋友和敌人,它的朋友就是它的西方同胞,它的敌人就是与它不同的价值,比如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专制主义,泛化一点,就是东方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稀里糊涂,居然把美国看成我们的朋友,这不是置主权于不顾吗?要知道,百年中国,主权一直是最大的问题,没有主权,还谈什么自由主义呢?可是,是谁为中国争得了主权呢?不是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而是毛泽东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或者也可以说民族主义者或专制主义者)。要知道,东方不同于西方,中国不同于美国,不同的土壤适合不同的庄稼。把自由主义移植到中国,不说你卖国,至少是不懂政治哲学的真理,幼稚到了可笑的地步。看看刘小枫的近年演讲,从《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谁能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我们不难看到它对自由主义的这一责难。

按照刘小枫的反自由主义逻辑,自由主义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大危险,因为它模糊了敌人,认贼作父,而忘掉了自己真正的父亲。在刘小枫看来,主权是国家的理由,谁给一个国家争得了主权,谁就是这个国家的当然父亲。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争得主权的当然是毛,他应该是中国的当然“国父”。正因如此,他才发表“今日宪政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言论。不难看出,刘小枫的言谈之间隐含着这一意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毛是红太阳,这是刘小枫从小就接受的信念,只是以前没有获得政治哲学的论证,他还有点将信将疑,所以错误到去亲近自由主义和基督教,如今借助施密特和斯特劳斯的帮助,终于恍然大悟:中国不能没有毛,中国不能没有红太阳。因此,如何重新确立毛的国父地位,是刘小枫近年来孜孜以求的事情。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毛一直都受到批判,特别是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批判,如果不撂倒自由主义,要想重立毛泽东的国父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依照区分敌友的政治哲学逻辑,自由主义当然就是刘小枫的最大敌人了。

可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刘小枫反自由主义逻辑的荒谬。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他的这套反自由主义逻辑实在是一套强盗逻辑。打个浅显的比方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刘小枫所说的主权和国家理由并不是真正政治正义上的国家理由,而是一种谁拳头大谁就正当的强盗逻辑。很显然,我们不能说一个罪犯强奸了一位妇女,他就对这位妇女拥有主权,即使是这位妇女最后陷入了斯德哥尔摩依赖症,也不能证明这种强奸的正当性。同理,我们不能因为某人用不正当的方式为某国争得了所谓的主权,就不假思索地认其为父,哪怕他是把这个所谓的主权变成自己不受限制的权力,不断的欺骗民众、虐待民众。要知道,拥有主权是为了获得自由,如果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主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更可笑的是,刘小枫还在很多文章中念念不忘他的人民主权,难道人民主权就是没有限制的奴役每个国民吗?很显然,如果看不到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权力逻辑,看不到它对民众的危害,而是简单从它们凭借时势的成功就将它合理化,那实在是荒唐透顶的。要知道,自由主义对反自由反对和对不宽容者的不宽容不是它的虚伪,而是表明了自由的艰难。因为总有很多崇权尚力如刘小枫者,总有很多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幽灵在这个世界上徘徊。

用一种不讲逻辑的逻辑反对自由主义的逻辑,就是刘小枫的强盗逻辑。只是刘小枫非常地狡猾,总是用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方式迷惑人,让自己显得神秘而有吸引力,以便欺骗那些对现实不满而又不更世事的少年,把他们变成任人欺骗的潜在暴徒。可是要知道的是,黑暗的诱惑力是有限的,在真正的光明中,它是没有多少生命力的。刘小枫玩弄着装神弄鬼的游戏,用一种隐秘的方式传送黑暗的力量,可能会迷惑一些心智未开的人,但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拆开刘小枫的华丽袍子,所能见到的只是一堆臭烘烘的垃圾。

3.政治哲学还是权谋论?

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正义问题,是否承认正义和追求正义决定着政治哲学的基本品质。唯有承认和追求正义的哲学思考,方能称为政治哲学。一切否认正义、玩弄权谋的政治理论都算不得政治哲学,而只能是权谋论或阴谋论。因为哲学本质上是伦理性的,缺乏伦理道德支撑的任何理论,本质上都是非哲学的;或者说,一切违反道义的理论,都是非哲学的或反哲学的,都是智者之学;在政治理论上,就是权谋论或阴谋论。明白了这一政治哲学的基本品质后,我们再来看看刘小枫仅年来所宣扬的政治哲学。就会发现,他口口声声所谓的政治哲学,其实并不是政治哲学,而是冠以政治哲学之名的权谋论或阴谋论。

众所周知,正义问题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而《理想国》又被看作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与众智者间的一场思想辩论。我们看到,苏格拉底之所以被看作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乃是因为他孜孜不倦的思考和追求正义,追求政治上的道义;而色拉叙马霍斯等人之所以被认为是智者,是因为他们以正义之名否认正义,他们否认政治上的道义,把政治变成了权谋和逐利。当然,在《理想国》中,也有所谓的“高贵谎言”,但这种“谎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欺骗,而是源于道义的艰难。因为道义不是以权力和利益以及一切可见之物为基础,乃是以不可见的永恒为基础,如若人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否认时间性的可见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永恒世界,那就没法让人们去牺牲利益追求正义。可是,永恒世界不是一个可知的世界,没有人能用知识来论证它,它的可靠性不是来自知识,乃是来自信念。因此,所谓的“高贵谎言”乃是一种将追逐利益的人引导到追求正义的思想方法,是一种建立信念的哲学方式。唯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高贵的,因为它追求的是正义和道义。可是,原本很清楚的柏拉图政治哲学理论,到了刘小枫式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中,却变成了非常神秘的东西。刘小枫以施特劳斯为幌子,以政治哲学为袍子,到处攻击和否认政治正义,把有史以来的正义都还原为权谋和利益,反倒把极权主义的各种作为抬高为对政治正义的神秘追求,把毛这样的权谋家抬高为国父。很显然,刘小枫的这种混淆视听、指鹿为马的所谓政治哲学,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哲学,乃是裹上了政治哲学袍子的权谋论。

权谋论者虽然也高谈正义,就像《理想国》中的色拉叙马霍斯也大谈正义一样,可是他们所谓的正义不是道义上的正义,而是“强者的利益”。不可否认,在世俗的世界中追求政治正义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很实际,都追求可见世界中的利益。看不见和摸不着的正义和道义,总是被人忽视。正因如此的是,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几乎成了人的本能,为了它们,很多人几乎都是不择手段。为了掩人耳目,很多破坏正义追求权力的行为都是打着正义的大旗,这就使得辨别正义变得非常重要了。政治哲学之所以有它的价值,就是它能教导人们去辨别正义,追求正义,而非装神弄鬼,把正义变得模棱两可、模糊不清,以便误导民众、浑水摸鱼,借政治哲学之名,追逐权谋之实。廓开刘小枫所谓政治哲学的迷雾,就能看到隐藏其中的权谋实质,因为正真追求正义的人一定是很真诚和坦率的,不可能会神神秘秘、装神弄鬼。大凡是神神秘秘、装神弄鬼者,大多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政治哲学是阳光下的,不是地下的。一切地下性的理论都与政治哲学无关。

谙熟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如何限制权力才是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因为权力的本质是暴力,是用暴力方式去占有别人的利益,侵犯别人的权利。因此,如何用权利去限制权力,让权力成为保护权利的必要之恶,才是政治哲学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政治哲学就是宪政。我们看到,经过了人类的不懈努力,人们终于认识到宪政的重要,并开始实践宪政思想了,这显然是人类追求正义上的进步。虽然如今的宪政并不完美,但比之专制极权,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可是,我们的刘小枫先生却对这种用权利限制权力的宪政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庸人的游戏,不是英雄所为。借助尼采对庸人的批判,刘小枫开始了对自由民主不遗余力的攻击,仿佛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是庸人,唯有他尼采式的权力意志才是英雄本色。因此之故,摆在刘小枫口头的不是用权利限制权力的洛克、罗尔斯等人,而是被他神秘化了的柏拉图、卢梭、尼采、马克思、毛、施密特、施特劳斯等人。不难看到的是,刘小枫欣赏的所谓政治哲学家,大多都是具有浪漫色彩的权力论者,即使他们谈论权利,也都是没有明确区分权力与权利界限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这些思想家的思想都是与人类灾难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卢梭与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与斯大林、毛政权,毛与文化革命,尼采与纳粹主义,等等。这种思想与人类灾难之间的对应,难道只是偶然?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误解了政治哲学,或者利用政治哲学的幌子追求权力利益,最后变成了权谋论?

政治正义虽然非常艰难,政治哲学却不神秘。以政治正义的艰难为由,将政治哲学神秘化是没有任何道理的。须要知道的是,任何理论都有追求清楚明白的义务,或者说,好的理论都应该是清楚明白的。那些将本来很清楚的理论复杂化或神秘化的做法,大多都是没有道理的,都是隐藏着不可告人之动机的。在政治哲学基本理论已经非常清楚的今天,刘小枫们却在玩弄装神弄鬼的游戏,其言其行背后的动机,大概没有多少可以见人的东西。他的所谓高贵谎言、反自由主义、国父论等,都承载了个人的野心,都是权谋论的,而非政治哲学的。

百年中国历史都是苦难的历史,中国人受够了各种折腾,如何摆脱各种权谋的陷阱,走上政治正义之路,才是有良知、负责人的中国学人应当思考的问题。像刘小枫这样的装神弄鬼者,带给中国的只能是灾难,不可能是光明。希望那些真正追求政治正义的人能够明白政治哲学与权谋论的区分,不要在求追正义的道路上,被刘小枫们引入了权谋论的死胡同。

4.高贵的谎言还是卑劣的谎言

由于受到施特劳斯的启发,柏拉图的高贵谎言之说得到刘小枫的心仪。对于这一说法,刘小枫不仅心领神会,还能加以发挥,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演绎出一套稀奇古怪的“国父”理论。

稍加注意刘小枫这几年来公开或半公开的演讲,就会发现,他真是活学活用,把“高贵的谎言”发挥得淋漓精致,让施特劳斯和柏拉图也自叹不如。因为施特劳斯和柏拉图虽然对自由民主不怎么欣赏,却还没有走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地步,把对自由民主的批评变成对专制极权的辩护。他们批评民主自由的不好,是为了追求更加理想的政体。可我们的刘小枫则不然,他借助“高贵的谎言”之说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游戏;或者说,他就把“高贵的谎言”等同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虽万千人,吾独往矣”的精神为专制极权辩护;以至于“文化革命”都被说成是“世界性的”,是针对美国没有真正平等而言的。看看刘小枫的如下言论,就知道他是多么大胆了,其胆量之大,简直高过大跃进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说,“‘文化革命’的构想基于‘人民主权’原则,这一原则的要核首先是平等。发动‘文革’之前,毛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看到,即便美国也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1963年8月,毛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让黑人民权领袖感到振奋……”(《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

当然,刘小枫会说我们误解了他这段话,他说这段话的目的不是为“文革”辩护,而是要指明“文化革命”是西方启蒙带给中国的恶果。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把毛泽东誉为“国父”又怎么解释呢?既然毛是被西方启蒙骗了,那么这个用错误理论干出错误事情的人,又怎么能被誉为“国父”呢?显然,不管他怎么为自己辩护,他的逻辑都是不通的。也因此,在他臭名昭著的“国父论”出台后,为了给自己辩护的他,贴出了他完整的演讲稿《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可是,看完这个稿子,读者没有感到这与他之前的言论有何不同,反倒是进一步印证了他之前的结论。由此看来,高明的手法其实并不高明,“高贵的谎言”其实非常的卑劣。

既然说到了“高贵的谎言”,我们就应该来将它辨认清楚。那么,何为“高贵”?何谓“高贵的谎言”呢?所谓高贵,乃是与卑劣、卑贱对应。那么,什么是卑劣或卑贱,所谓的卑贱就是为了权力、利益等放弃自己的尊严、自我作践。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借助狄德罗的小说《拉摩的侄儿》,很好地阐释了卑贱。我们知道《拉摩的侄儿》中,主人公为了名利不断的作践自己,把自己弄成一个名利场上的小丑。在黑格尔看来,拉摩侄儿的思想意识,就是典型的卑贱意识。与之对应的高贵意识则不同,他看重自己的尊严高于权钱,为了尊严愿意牺牲利益甚至生命。当然,刘小枫所谓的“高贵谎言”语出柏拉图的《理想国》,按照柏拉图的理解,所谓高贵还不只是重视自己的尊严,它更在于关心自己的灵魂,让自己的灵魂从可见的时间世界转向不可见的永恒世界,引导人们实现灵魂转向。因为承认灵魂,珍视灵魂的人,就不会为现实世界上的权力和名利所诱惑了,他们的眼睛盯着永恒而不屑于现实世界的名位财权色。柏拉图之所以会提出“高贵的谎言”,乃是因为卑贱的人都难以相信灵魂,他们都眼盯着名位财权色;为了将他们从名为财权色上引导到他们的灵魂之上,才需要“高贵的谎言”;因为灵魂不能诉诸于有形的存在,说实了没法让人相信,一种虚无缥缈的谎言方式可能更为有效。因此,所谓的“高贵谎言”,乃是一种让人关心灵魂的方式,而不是将人们引入到权力斗争之中。一切将人们引入到名为财权色的谎言都不是高贵的,反倒是卑贱的,甚至是卑劣的。

回看刘小枫的“高贵谎言”,我们看不到他的言论有任何的高贵之处。我们看到,大谈特谈政治哲学的刘小枫从来都不关心人的灵魂,不是用高贵的言辞把人们引导到思考灵魂之上。反倒是,他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朝鲜战争、百年共和的错误,毛的英明,文化革命的伟大。当然,在谈论这些东西时,他采用了很多华丽的外衣,什么古典经学呀,古典政治哲学呀,经典注释呀,用这些好听的名词或理论包裹那些不好听的事实,这就是刘小枫所谓的“高贵谎言”。可是,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他用这些好听名词或理论包裹的都是血淋淋的东西,都是人们望而生畏、躲之不及的东西,难道这些东西都是刘小枫所谓高贵的东西?如果真是的话,我想他所谓的高贵大概是一钱不值吧。这种用华丽词语将人引向丑陋的伎俩,实在没什么高贵,反倒是非常的卑贱或卑劣。

一种价值的高贵,不在于对它的华丽包装,乃在于它目的的高尚。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和人交谈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以各种手艺作比喻,它的言辞和比喻并不华丽,可是它们却是高贵的;因为他在使用它们将人们导向高尚的目的,他的言谈是为了将人从日常关注引开去,让人们去关心自己的灵魂。可是,我们的刘小枫先生却与此相反,他用好听的词语和理论将人引向血腥的事件和邪恶的行为,他的这种所谓“高贵谎言”实在是卑鄙之极。在价值混乱的今天,他的这种作为不仅卑鄙,还非常危险,很多不明事理的人会被稀里糊涂的引导到邪恶的道路上,重演让人恐怖之极的“文化革命”惨剧。

5.古典西学还是现代权术

不知道是受施密特和施特劳斯的影响,还是由于他一以贯之的浪漫主义气质,刘小枫总把自己放在启蒙自由主义的敌对位置。如其所言,早年的他也深受启蒙自由主义的毒害,后来读施密特和施特劳斯的书,终于醒悟过来,知道了启蒙自由主义的浅薄与低俗。于是义无反顾地走向古典西学,并从古典西学扩展开区,希望建立古典中学。如若是然,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毕竟学术自由还是需要的,无论是选择启蒙自由主义还是选择古典西学,都无可厚非。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转向了古典西学的刘小枫并不如他自己所说,变得更为平静了。反倒是以狐狸的外表从事着刺猬的事业,不仅不遗余力地攻击自由主义,还明目张胆地为“文化革命”招魂,把本来的学术选择之争,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思想斗争。不难看到的是,这种用学术外衣排斥思想异己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他还拉上现实社会的权力幽灵,那就更为让人不寒而栗了。

二战之后,反思启蒙是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趋向,但是反思并不等于取消,甚至是将其斥为洪水猛兽,定位为敌友关系,并欲除之而后快。如果古典学术的旨趣只在于对抗启蒙自由主义,消灭启蒙自由主义,那它也就变成了一种启蒙自由主义制造了,因为它从自由主义的一端走向了它的另一端,曾经的极权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回看二战后的启蒙反思,一个困扰人们的问题是:一种自由的理想怎么最后变成了对自由的破坏?或者说,自由如何走向了极权?反思启蒙是为了防止极权,而不是要取消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就政治哲学来说,更不是旨在否定自由民主制度。如果用一种极权的思想反思自由,或者在反思自由中走向了极权,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很显然,施特劳斯的古典西学乃是反思自由走向极权的一种学术路径。鉴于他自己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覆灭,鉴于他对自由主义导致纳粹上台有一种切肤之痛,他对极权主义不可能有任何的好感。他之所以致力于古典西学,乃是想汲取传统智慧,防止自由主义踏上自我覆灭的危险。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任何自由主义都不能给极权主义超出合理范围的自由,因为那就等于自由主义的自杀。施特劳斯的古典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乃是它的朋友。施特劳斯特别珍惜美国的民主自由,在为维护它的民主自由尽自己的一己之力,防止它重踏魏玛共和国的覆辙。不是像刘小枫那样,借古典西学之名,尽攻击美国自由民主制度之能事。

然而,这个作为自由民主之友的施特劳斯古典西学到了中国,特别是到了善于引申发挥的刘小枫手中,却变成了一种施密特式的政治哲学,变成了区分敌友之学。不仅如此的是,它还摇身一变,同中国的毛式区分敌友结合起来,让人看到了斗争哲学的气焰。近年来,刘小枫一方面大力宣扬古典西学,摆出与启蒙自由主义势不两立的斗争架势,另一方面又大谈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共和革命的历史,不失时机地将它的“古典西学”同政治权谋结合在一起,迎合现实中的反宪政和反自由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神化毛,为万人唾弃的“文化革命”辩护,实在是让人惊诧不已。如此一来,一种表面的古典西学之下却隐藏了现实的权力斗争立场。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刘小枫的古典西学到底是一种思想学术,还是一种披上了古典西学外衣的现代权谋术呢?

众所周知的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主张权力阳光化,让权力在民众的监督下运行,用权利限制权力,防止和抵制权力的地下运作,减少权谋和权力腐败。因此,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权力并不神秘,更不诡异,它让各种权谋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少,这无疑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但是,这样一来,很多权力冒险家的地盘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权力英雄(其实是枭雄)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实在让很多具有英雄情结人难受至极,感觉自己生不逢时,难展宏图,因而难免走向与自由主义政治学为敌的道路上去。很显然,刘小枫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在接触了各种现代理论之后,刘小枫对它们都难以满意,正在苦闷彷徨之际,恰好西方兴起了施特劳斯的古典西学,一读之后,立刻引为知己。当然,之所以因为知己,不仅在于学问气质与路径的契合,更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施特劳斯所发现的隐微写作和高贵谎言可以为己所用,给自己的英雄情结式的现实抱负披上一层学术的外衣,然后就可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了。

中国从来没有多少为思想而学术的传统,更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倒是有为权谋而学术的传统。为思想或学术而学术,学术是摆在阳光之下,它追求思想与表达的清晰、真诚与坦率,极力冲破各种对学术自由的权力限制。为权谋而学术则不同,由于权谋是见不得阳光的,所以它要极力隐藏自己,用学术的外衣遮掩权谋的真相,打着学术的幌子行权谋的追求。比照西方的古典西学和刘小枫式古典西学,不难看到的是,前者是一种为思想而学术之学,后者则变成了为权谋而学术之学了,他们的外表好像非常相似,实质却是极为不同的。在价值混乱的当今中国,随着刘小枫的这种披着古典西学的权谋之术与现实的权力争斗遥相呼应,随着它为“文化革命”式的权谋招魂,其作为现代权术的面目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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