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ategorized

食品安全,神圣人和没有娃娃的国

成都中学的食物事件又一次在网络上沸腾,我相信正如过去的奶粉事件、疫苗事件、学校砍人事件一样,最终都会不了了之。受害者及其家庭仍旧需要时间处理自己的痛苦,甚至还需要有“智慧”地面对更多的不公。对社会大众来说,这不过是大脑皮层上一时的刺激,很快就会有下一波热点来袭。在当下,没有什么不能够成为热点,却没有什么能够被解决。我们需要再次被罗尔斯的那句话所提醒,尽管这句话也显得苍白无力:“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当然首先是为了保障弱者而设立,因为强者不需要被保护,反之他们更轻易通过破坏规则来伤害他人。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保护弱者,那任何人的孩子都有可能受到伤害;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给弱者以正义,最终,可能每一个孩子都会遭受到缺乏正义的报复。因为孩子本身就是这个社会最为脆弱的一部分。在当下,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阿甘本意义下的神圣人。

 风险的焦虑

社会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再生产不再仅仅是财富的分配,而是风险的分配和时间的分配。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5.15-2015.1.1)在他的《风险社会》中洞察到:在现代社会中,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并非是割裂的,相反,它们是一种彼此颠倒方式的重构,也就是,大量的财富不断向上层阶级集中,而风险则更多地归向社会底层。阶级的不平等和风险在一个社会中彼此互为条件,社会阶级的不平等不仅加剧了不平等分配,而且还通过公共宣传强化这种风险分配的正当性。

在现代性的风险社会中,相比于金融风险和经济萧条的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更会给人们造成双重的心理冲击。一方面,在工业化生产的链条中人们已经无力掌控食品生产的主动权;另一方面,食品、水源、环境直接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贝克指出,“现代化不仅仅导致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的集中、更密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以及流动性和大众消费的发展,它同样导致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 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想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以及重新嵌入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个体人和原子化的家庭越来越无力面对风险,因此,人们自然更多地期待公共权力能对风险和社会不平等进行干预。然而,在人类历史上,秩序的失衡和权力的寻租等腐败问题从来不是通过单纯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能得以解决的。遗憾的是在30年里,我们活在一种乌托邦的虚幻中,哈维尔在他的《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曾描述过一个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例子。在一个果蔬店的橱窗外面,经理把一个政治标语和水果、蔬菜排在一起,上面写着:“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哈维尔指出,没有人真实地相信这个标语所传递的内容,但人们却必须顺服这套意识形态背后的权力支配。他们会悬挂一些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的标语,只是为了表明他们对权力当局的顺服。我需要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所写的那句标语:“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另外一些更为平等。”讽刺地是,这三十年来我们也有类似的标语,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此时,我们陷入了多种的双重矛盾中。一方面,这个社会积极拥抱市场所带来的财富极速加剧与繁荣;另一方面,它却根本没有想到市场不是万能的上帝,它无法保障人们一切的权利、自由和需要;一方面,个体的人被抛出了单位,从铁饭碗到自谋职业;另一方面,我们却缺少了更多的正义和保护弱者的机制。

诚然,在任何社会中,现代资本主义的体系发展,都有人承受痛苦和付出高昂的代价。无论是19世纪的英格兰产业工人,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数不清的下岗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或是当下我们身边的那些打工者。波兰尼在其《大转型》中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在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来保障这些被物化为“劳动力”的人,否则这个社会—市场的机制(波兰尼称之为“撒旦的磨坊”)就会将人一个个绞入。“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的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表示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 ‘人’。如若被剥脱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中暴露、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遭受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破坏殆尽…”总之,当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后,可能带来的一个社会组织致命的后果是,社会的运转逐渐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被嵌入在了经济体系中,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粗陋虚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哪怕只是片刻之间,除非人类的和自然的实体以及商业组织都能得到保护,能够与这个‘撒旦的磨坊’相对抗。”

生命政治

福柯在其《性经验史》中谈到,现代社会已经将人这个自然生命纳入到了国家权力的机制和计算中,人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下的一个活着的政治动物(也就是一个活着的动物,他们具有能够政治存在的额外的能力);现代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的政治将他的生存转化为一种生命存在的问题(Vol.1, 143页), 生命的治理和规训成为了真正的政治问题。这是阿甘本发现现代景观社会的奥秘所在,就是将人赤裸生命纳入到政治领域。在权力和赤裸生命的结合中,赤裸生命本身就成为了神圣人(或牲人homo sacer),他们被杀死,却无法被献祭,也就是他们不是政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他们被排除在权力和权利之外。

在当下,我们何尝不是神圣人,这些具有小确幸的人在齐泽克的眼中不也是一样的吗?让我们来听听齐泽克的反讽,“‘末人’、‘后现代’的个人……他们倾其一生致力于活着,致力于过上这样的生活——充满了越来越精致的、由人工刺激或诱发的小快乐。只要‘死’和‘生’为圣保罗指定的是两种生存(主体)立场,而不是两种‘客观’事实”,我们就有充分的理论有提出同样的保罗式的问题:如今究竟有谁真正地活着?”(《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第102页)。

是的,谁真正的活着呢?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最弱的人被视为“牲人”,被最不公正所包围的时候,任何一个孩子都不是或可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吗?如果我们期待给予我们自己的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却将他们放置于一个我们亲手建成的最不美好的社会中,这是何等的讽刺!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的《锌皮娃娃兵》中写到这样一句话,“过去,我国供奉很多神,现在有的神在垃圾堆里,有的神在博物馆里。让我们把真理变成神吧!让每一个人在这个神的面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像以往所教育的那样,让全班负责、让全年级负责、让全体职工负责、让全体人民负责……有的人为了觉醒,比我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我们对他们应当宽宏大量。”

我们应当看到这个现实:任何不公的制度,最后都会损害最弱的人,每一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无论他是来自底层还是中产阶级。食品安全、疫苗问题、监管的缺失,这些根本就不能够称之为新闻,因为它们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对成都这所贵族学校的食品变质问题如此吃惊,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关注孩子、关注下一代,也并非仅仅因为受害者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群体。我们的吃惊来自于这个社会一直编织的中产阶级梦想、财富自由神话的破灭。

现实告诉我们,即便是中产阶级甚至中产以上的群体,他们仍旧不是生活在彼岸的乌托邦中,不是生活在每日朋友圈的岁月静好中,而是在此岸的现实中。在一个缺失公平、平等的社会中,无论花多么昂贵的代价、无论采取多巧妙的无种族隔离手段,也依旧无法避免风险。成年人也无法避在饮食、空气、缺失公正带来的危险,弱小的孩子岂能幸免于难?若我们自身都仍在制造着不公、自身亦是不平等再生产中的链条,又如何指望孩子不受这些不正义链条之害呢?

尽管风险可以转嫁,正义可以被扭曲,平等可以被忽视,但它们却仍旧在那里。时间不会让这些消失,反而会扩大它们的后果。如果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仍旧崇尚着丛林法则,仍旧极力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仍旧认为经济发展是一切的标准和硬道理,仍旧漠视这个社会中处于最大风险和最弱小的族群和个人,那么我们仍旧在不断生产着这些最终由我们来消化的苦果。

这个世界是你和我所创造的世界,它的标语是“欢迎来到实在这个荒漠中”(《骇客帝国》)。中产阶级的梦就是这个荒漠的载体,是社会运转的电池;它推动着无法停止的雪国列车,那永动的能源就是被献祭给机器的孩子们。你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这辆列车停止,要么就走向食物链的顶端。

一切和我们无关,一切和我们有关,一切的日常都成为新闻,一切又都烟消云散。被我们抹去的记忆和责任,突又会从喧嚣和记忆中重新被唤醒,这一切,像是一场场仪式。

一键分享
李晋

About

曾从事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前康奈尔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目前为加尔文大学哲学和神学博士候选人。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