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采访

著述者专访:赤忱写作 拒绝谎言

文/苏曼灵(香港独立文创人,以文字不断洗涤灵魂并重生。热爱文学、哲学、科学、人类学,以及各类艺术。)

编者注:蔡益怀自号南山,笔名有许南山、梁山、谷风等,是香港重要作家,在小说创作与文学评论领域都有丰富著述,目前担任《香港作家》总编辑和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评论员,也是《四季书评》长期作者。蔡益怀八十年代在四川开始文学创作,后来移民香港,多年来赤忱地追求文学,拒绝文坛的浮躁与虚假,本文是香港女作家苏曼灵对蔡益怀的访问。

苏:请问南山,你为了什么而写作?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小说和诗歌越来越市场化,当文学和艺术以钱来衡量,它是否还存在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真实性和单纯性?

蔡:首先,“写作”并非一件你想去做就做得到的事,一个人饱读诗书也不见得就能笔下生花;不读书不借鉴不学习,更加未必写得出。偶有作者平日极少阅读但作品甚优,那是天赋。 其次,“写作”作为诸多行业的一种,它是倾向于艺术创作的特殊行业,有人为名为利,有人为排遣孤独,有人为兴趣……写作的理由林林种种。对我而言,写作的动因也几经变化,不同的阶段或环境的改变,会有不同的理由。我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起初,也曾经有名与利的幻想;到了现阶段,“写作”对我是一个“释放自己”和“自我认识”的过程,已不太在乎“名”与“利”了。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条通道,它将我的思想和内心真实的情感以文字的方式释放出来,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比如,我对生活的体会,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现象的看法,以及对生死、对人性、对情爱、对教育制度、对社会制度以及人权和自由等问题的关注,都通过文字表逹出来。写作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将我们从此岸的世界渡过到彼岸的世界,这种“工作”对自己和对他人以及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工作方式无法代替的。许多年来,我沉浸在阅读和写作的世界,精神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思想的提炼和灵魂的安抚,令我行走在烦嚣的世界,适时地排遣了孤独,同时,也抵挡了物质社会的巨大诱惑。现在,当我能够写出点什么,已经很满足,我不在乎作品是否要发表或者能否发表,相反更加在乎的是在写作的过程,我如何能够更好地发现自己和了解自己,这也正是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完全不需要去思考作品的市场化以及名与利等问题。至于当今存在的一些不良文学现象,就像你说,“当文学和艺术以钱来衡量,它是否还存在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真实性和单纯性”,这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问题,即使有人为了名利而写作,这也是很正常的事。不过我认为,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一切外在因素皆不构成写作的条件和影响。当我们以真诚的心去写作时,写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实现和发现的方式,而这种单纯的坚持,也会默默影响其他人,令他人得到你想分享的一些讯息。

苏:你个人的创作,有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多种体裁,你认为自己最擅长哪一种体裁的写作方式?

蔡:写作是分阶段性的,我最初以写诗为主,但是我的诗歌创作发挥得不好,后来我开始写作、发表散文和小说。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对小说着迷,自己也在写小说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后来,我又开始做文学评论,到目前,文学评论可以代表蔡益怀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如果只擅于文学创作,他只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能够在文学理论与学术方面有个人的见解,所有文学的范畴他都能够涉及的话,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蔡益怀也正努力向着文学家的方向发展。

苏:你如何调整和平衡文学创作和学术评论两种不同的状态?

蔡:创作需要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而文学评论和学术,有很多规则和规范需要遵循。有时评论写得多,的确会影响我的创作。所以,在我需要创作的时期,我会努力使自己淡忘学术方面的理论,不受拘束心无旁骛地去构思和创作。我也会顺其自然,觉得自己适宜创作的时候就创作,适宜做文学研究的时候就做研究和评论,我完全顺应自己写作的生物钟。

苏: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均出现多种新的体裁,三种体裁相互融入,有小说型散文体,散文型小说体,故事型诗歌体,创新层出不穷,遇到一篇文章,“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的争议不断,特别是学院派的学者教授,对于体裁的纯粹性,要求是严格的。请问你怎么看当代创新体裁?

蔡:我对于文学体裁的多样性有很大的包容度,当有人提出某人写的小说不是小说时,我倒认为他们是从一种比较传统的固有或僵化的角度,去对文学作品的体裁作出评断。我觉得当代书写方式经已打破传统,尤其是现代小说的书写,各种体裁的交融,手法创新不断,比如韩丽珠、谢晓红、董启章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均打破传统小说的形式。当代作家以诗歌、散文甚至把新闻报导的方式融入到小说书写方式中,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作为学者和评审无需对体裁的纯粹性过分执着,或者以一种旧形式去对文学的体裁做出规范和定义。如果我们一直延续十九世纪写实小说的方法或是延续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方式去写作,我们的写作永远不会有进步和创新。现代小说已经百花齐放,不但体裁打破传统,技巧的创新也到了千姿百态的程度,我完全接受不同文体书写方式的嫁接。当然,小说与散文、诗歌还是有一定界限的,小说最核心的文体特征是“情节”,这是小说最典型的艺术特征,小说的情节起承转合,故事具有一种完整性;散文叙事是片段式的,不讲究故事的完整性,着重于一种境界和意境;而诗歌讲究的是意象。三种文体都有不同的特点。台湾有一个著名的散文家王鼎钧,他说:散文的写作也是为了营造意境,也要抓住一个中心的意象去展开叙述和书写。我很认同他的说法。各种文体可以相互渗透和嫁接,但是文体间的界限和区别依然存在。

苏:如果去参加分类文体文学比赛,评委是否接受新体裁或是复合体裁的书写方式?据我了解,香港多数评委对文学体裁的定义比较严谨。

蔡:的确,香港的评委在文体要求方面会比较严谨,但这并非主要问题。关键要看你的作品在嫁接和体裁复合后是否表现出一种新创意,这才是关键,好的创意同样会得到评委和文学评论家们的认可和接受。比如董启章的《地图集》,很多人都不认同这是一部小说,他个人在书写的时候,很明确自己是在写甚么体裁的文学作品,而且他有意去打破传统的书写方式。再如法国的新小说派,他们取消人物,取消情节,完全以一种颠复性的手法去书写,香港有部分作者也受此影响。不过我始终觉得,打破传统固然是有勇气,是值得欣赏的,但并非每一种创新都会有好的结果,而且大多数读者也未必会接受。因为读者在看小说的时候,已经培养出自己的阅读模式,他对某种文体的模式熟悉了,当他接触到与他固有阅读模式不同的书写体式时,有些人就会对新文体产生抵触和抗拒。所以我们的创新,不可一下子就颠复旧有的模式,最好是思考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产生一些变化,在读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去创新会比较对作品负责任,也对读者负责任。变化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太过分脱离读者可接受的范围,是值得鼓励的。无论是小说、散文,或者诗歌,可以有很多种写法,同样的意念,可以有千百种的表达方式,这就是文学的可贵之处,文学就是艺术,演绎的方式可以千变万化,出神入化,甚至以假乱真,可以影响到人类,当作品可以影响到甚至迷幻到人时,就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读者不会理会你所书写的内容真假,他只希望满足自己的阅读欲,享受阅读的快乐和感官(如视觉、听觉)的刺激,心灵的满足。艺术家之所以称为艺术家,正在于有如此能力,让现实幻化变形,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体验不同的时空,在不同的时空遇到不同的场景和人物,重温已逝的现实和接触未来。

蔡益怀的几本著作

我认为我们中国现代小说的弊病就是书写方式“太实”,相反我们中国古代人写小说就没有那么老实、刻板。唐朝的传奇小说,他们想像的能力很强,他们的创作很有灵性,这样的创作精神一直延续到明清。到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整体来说反而生硬了、死板了,失去灵性了。

苏:你说中国现代小说的书写方式“太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蔡:文化意识形态是影响现代小说书写方式的最大原因,这是其一。其二,是艺术观念上的僵化,“革命现实主义”教条阴魂不散,禁锢了一代人,遗风所及,又影响二代三代。其三,当代作家整体缺乏艺术想像力,追求厚重,缺乏灵性,思想飞不起来。

小说创作是一种文字与思想自由的艺术。艺术讲究的是灵动,是飞翔,是张开翅膀,是气韵生动。而中国现代作家无法做到。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天花乱坠荒诞不经的,吸收了古代传统小说的创作风格,有很多不合理的桥段等等,可是读者偏偏接受这种脱离现实的想像,接受作者在小说世界里设定的情景。原因很简单,就是有自由的心灵,灵动的想像。小说只不过是用一种虚幻的形式建立一个现实的模型,这个模型不一定符合现实的比例,它可以离经叛道,它所营造的幻想空间是读者可以接受的,并且让读者在这样的幻想中得到满足。

苏:请问,你所说的“离经叛道”是否有一定的道德约束?

蔡:文学创作也是艺术,不可以用普通道德标准来衡量。道德是对行为的规范,也是对人性的制约。在文学的世界里,最高的准则应该是“人性”,而非“道德”。人是“神性”与“兽性”的综合体,当有人说“人性本恶”时,我是接受的,因为人本来就是动物,我们具有动物的本性,有生存的本能意识,这种本能意识致使我们在求生的过程产生自私的本性,以及种种的欲念,以满足个人所需;然而人又有善的一面,有恻隐之心、仁爱之心。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我们始终会受到文明的规范,自然会追求高尚。所以,无论“人性本恶”或“人性本善”,都是说得通的,二者并不存在矛盾。“道德”只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种外在的文明规条,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规则,其作用是约束和规范我们的言行。作为一个文学人,对于道德的思考应该超越于普通人的水准,不能停留于社会层面的思考。文学追求的是更高的道德准则,应该是一种古老的价值理念,是做人的原则以及美德,这是人类延续至所遵循的人性原则——最高的道德标准。具体来说,这是一种明辨是非黑白的准则和心志,比如,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不附逆,就是一种美的道德。作家,从来都是向虚假和邪恶势力说不的人,我十分看重这种意义上的美德。

苏:无论一个人本善或本恶,都会有失控的时候。一旦失控,是否应该用大众公认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来约束人性?

蔡:我自己也不知我何时会失控,但我觉得我会有失控的一天。在文明社会里,道德是比较重要的,我不否定道德的作用,但是我越来越不相信一个人可以被评论为“道德高尚的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是相对的,是会受到不同时间、不同环境和周遭条件影响的。一个平时很道德的人,在某种情况之下或许也会做出违背道德常态的事。所以,我对很多站在“道德高地”的人与事都不以为然,甚至反感。我自己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因为我知道自己也有卑劣的一面,当然,蔡益怀也不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人,起码目前不是。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为了符合文明的标准,社会道德的规条也越来越多,以致作者在下笔时,思想本能地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限制。规条太多,小说创作绑手绑脚,也就出现“太实”的弊病。所以,在文学世界里,文明有时也是一种枷锁。这也是现代中国作家书写“太实”的原因之一。

“世俗的道德标准”是相对性的,会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变化。但是,人性不会因朝代的不同,或者其他外在因素而改变。人性本身不存在变的问题,而是善恶标准在变化。因为,善也好,恶也好,都是人性。孟子说“性本善”,荀子说“性本恶”,他们各自看到人性的不同面。而善恶好比“人”这枚硬币的两面,同时并存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种善因,人往好的方向走;结孽缘,又往坏的方面行,岂有常哉。道行再高的人,都有功亏一篑的时刻,德性需要终身守护与修持。像颜回那样,“不违如愚”(孔子对他的评语),常人通常都做不到。正因为常人做不到,才显出颜回的杰出,以及孔子的伟大。现在看到的很多古代著作所描写的现象都超出了现今社会的道德标准,但是在他们的朝代,那些作品并未遭到抵制。反而到了现代,作品的审核规条却比以前多了,这也是道德规范发生变化的一个明证。

还是说说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吧。在我看来,人生才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二者不能本末倒置。有些写作的人,把文学当作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似乎生命中除了文学还是文学,其他一切均不重要了,甚至隐世,以致失去生活乐趣。其实,文学并非如此,文学是在丰富多彩的人生里生出来的枝叶。人生最关键的一点是生命的品质,追求的是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本身充满世俗的味道,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有一种健康的近乎完整的世俗生活。文学是在这个前提下,以文字的形式对人生的各种形态加以提炼并将之呈现出来。生命是肉体和精神结合而成的,灵与肉缺一不可。文学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形态,不能代替生活本身。以前,我也一度忽略真实生活的参与,一度单一沉迷于精神的追求。人生首先应该要生活,活在真实的生活中,活出一种姿彩一种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文学,文学就是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对人生的经验加以总结,作出思考,所以文学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反而应该是非常“世俗”的一个人。

苏:作为一名写作者,除了道德观,他的价值观重要吗?这些对他的作品有什么影响?

蔡:价值观很重要。他决定了写作者的思考方向,以及对是非好坏的判断。因为文学是需要判断的,价值理念涉及到写作者的文学判断能力。

苏:你认为个人经历对写作的影响大吗?你个人有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现代都市人是幸福的,对于那些人生经验没有切肤之痛的写作者,他们的作品依赖什么打动作者?

蔡:大多数人都有痛苦和幸福的体验,可以说只有痛苦的记忆才是最深刻的。若有写作者经历过战争、社会变迁、政治运动、饥荒、各种苦难和灾难,他们的作品会较为优秀,所谓“文穷而后工”,比如80年代那些伤痕文学,作家们笔下的人事物,每每能够深深打动读者。我从六十年代走过来,经历过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荡时期,我们这代人对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有很深的记忆。那个年代的“伤痕文学”是从真正的痛苦经历中诞生出来的,那些是沉甸甸的,有很广泛的社会、人生关注,也有深刻的体会和反思。相比之下,新一代的许多作品,只能算是“搲痕文学”(抓痒文学)。我始终认为,无论是什么时代的文学,它必须要有一种很深邃的思想。南北朝梁太子、著名文学家萧统编选《昭明文选》,提出文学作品应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说法,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对文学作品的要求。

当然,并非每个年代的人都会经历过战争、政治动荡或饥荒等苦难,也并非每个作家都有痛苦的经历,但是我相信通过阅读和对人世间真诚的观察与思考,完全可以弥补经历的缺失。比如香港90后作家郭艳媚,年龄和经历与作品的深度完全不成正比,正因为作者对社会与人性做出了深刻的观察。当然,个人经历对写作的影响是大的。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并不算丰富,但是童年时期正逢“文革”,家庭的变故令我毕生难忘。在我的一部作品《裸舞》里,涉及到部分文革的记忆。透过写作,我内心的阴影得以释放。如果曹雪芹这个富家公子未曾经历家庭败落,又怎会对人生大彻大悟,又怎会有贾宝玉的诞生。对于写作者来说,有“切身之痛”当然对写作有很大帮助,但也有未曾经历痛苦与苦难的作者,同样能够写出深刻的作品,例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出身于教授之家,家庭背景好,人生未曾遭遇甚么大灾大难,他的作品一推出就成为经典,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阅读经验丰富,勤于思考。

苏:每一个写作者都会有自己崇拜的作家作品,甚至初期会模仿创作。请问,你有个人崇拜或欣赏的作家作品吗?你曾经模仿过他们吗?

蔡:我当然有自己崇拜的作家,比如中国的老舍、沈从文、萧红、白先勇;西方的福克纳、川端康成、契诃夫、卡夫卡、狄更斯、福楼拜、马尔克斯等等,每一位作家都给予我很深刻的启发,每一次阅读或重读都令我惊叹、惊艳。早些年,有些作品我会反复阅读,比如老舍的《月牙儿》,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沈从文的《边城》,阅读这些作品带给我写作上很大的启发以及心灵的慰籍。到后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老舍。在写作上,我没有刻意去模仿哪一位喜爱的作家作品,但诸多位作家的作品都在不同阶段影响着我。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有一个共通之处——有悲悯之心,有人性的观照。那些作家对人的关怀与同情,是我一直在学习和追求的。

苏:你认为你找到自己的书写方式和说话的语言了吗?请你自我评估一下。

蔡:在经历了漫长的写作磨练、不同阶段的探索后,我觉得现在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书写方式和语言。我现在的写作过程是同灵魂对话,同自己对话,同幻想的对手对话。如果没有处于无所罣碍的通透状态,我不会进行写作。对于我现阶段的写作状态,我尚算满意。但是,蔡益怀现阶段的写作境界,尚未臻于至善。

我借用王鼎钧一句话,说说写作的三个境界:1.文从字顺;2.意新语工;3.言近旨远。第一、二点,普通写作者都可以达到;第三点,只有古今那些最优秀的作家可以达到,比如,卡尔维诺、卡夫卡等大作家,他们的视野广阔,高瞻远瞩,思想境界极高,见解深刻,能够影响全人类,作品的艺术境界令人叹为观止。再比如那些经典古诗,很多作品写得很浅白,但是内里含义很深。

而目前的蔡益怀,尚未达到这样的境界,尚未达到对人生通透的洞察,还没有展现极致的格调,尚有很远很高的目标在前方。比如我的小说集《东行电车》里有稻草人系列影射社会阴暗面和不公,我后来反思,我是否需要那么直接去批判,是否可以再放远一些,让我的思想更加具备普世价值和意义,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小地方,影射本地人才能心领神会的事情,如果只有当地人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这个作品的价值就打折扣了,谈不上普世的意义。

苏:请问你所说的这样的写作境界,香港当代哪位作家达到了?台湾和中国大陆呢?

蔡:首先,创作和写作是两个概念,不见得写作者就是作家,也不见得所有的作品都有文学的价值。我认为文学要具备一种文学性和美学品质,这是普通商业化作品所欠缺的,香港有很多流行读物,多数趋于商业写作,这类写作尚没有让我折服的作家。整个华人写作圈都缺少这样的作家,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都达不到,他的思想境界并不高,当代没有作家达到曹雪芹式的境界。文学作品达到一定的境界时,是一个智者与先知的高度。而当代作家作品多数只是小聪明,小智慧。

苏:这是什么原因所致?

蔡:整个民族的文化劣性和教育,以及漫长岁月的思想禁锢,导致中国多数作家欠缺质疑精神,近几十年来甚至无人达到鲁迅的境界。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透过阿Q把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劣性透彻呈现,而当代又有哪位作家笔下有如此深刻的人物能够反映当代社会及人性?反而香港金庸武侠小说里,给读者呈现出一些较高的人生境界。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可以影响到人,就看它内里是否隐藏了一些信息和密码,令读者为之心动为之反思为之受益得到启发。好的文学作品甚至可以打动全世界的人。这是我们当代作者无法做到的。

苏:香港回归至今二十年,你觉得独立文创还如前般自由吗?你自己的创作自由吗?

蔡:我自己的创作还很自由,但是,我觉得香港的自由创作空间在逐步收窄。当代中国经济是开放繁荣的,不过思想还处于顽固守旧的状态,思维和制度从来不曾根本改变。我曾经说过:如果到了蔡益怀无法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的那天,我就会停笔。对此,我已经开始忧虑。因此近两年,蔡益怀以怪诞的魔幻的写作手法去取代直观的表达方式,这也达到更好的效果,以影射的方式令读者更好地想像和理解文字的寓意。

苏:大多数作家学者都会将《红楼梦》作为必读名著之一推荐给写作爱好者,请问南山,《红楼梦》是否你对写作班学生的首荐读物?

蔡:我的确很喜欢《红楼梦》这部作品,但是并非我首选。阅读《红楼梦》的过程,我得到很多收获,不过,你的良药可能是别人的毒品。读书没有药方,有的读者或许从一本流行读物里得到的启发比阅读经典作品更多。

苏:阅读是提升自我写作的前提,阅读的过程,除了了解故事内容和结构,写作手法方面,如何捕捉作者表达的意象以及阅读的层次?

蔡:我们阅读一部作品,想要完全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意蕴,必须要了解作者的意念在怎样的状态下产生,以及构思与创作的过程。比如,要解读一篇文章,我会先了解作者的背景,了解他创作该文时的身心状态,要“知人论世”,才能正确和彻底解读作品。为了解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我会查阅柳宗元的背景,他当时所处环境,以及阅读他那一时期的不少作品。

苏:请为“文人多大话”平反一下。

蔡: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文人多大话”,首先,我们的创作有很多虚构成分,高谈阔论,难免给人夸夸其谈的感觉;其次,确实有不少假话空话连篇的文人,他们确实败坏了文人的名声。但是,真正的文人始终是带着良知去发出最真实的声音。我认为文人应该是这个世界最神圣的人。如果他不敢发出真实的声音,他就是一个谎言写作者。文人也有真伪之分,即便他是在虚构故事,他也能够讲出真相。小说有一种特性就是虚构,而这种虚构是一个镜像,影照出真实世界的真实人性。

苏:有云:人将至老,其言也善也真。当代作家与学者当中,绝大多数均未达到老者的年龄。他们的文字和言论是否只是为了包装和隐瞒真相?而这样的写作是否可称为谎言写作?

蔡:众所周知,讲真话得罪人,甚至有生命危险。无论写作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写作者毕竟是凡人,他要生活,他受世俗的制约,否则,他将无法生活,甚至无法写作。谎言写作现在很盛行,中国很多作家依然在透过文字粉饰太平,这样的作家很多,所以中国作家不被国际承认不被国际看好。我认为,写作者如果缺乏创作自由和独立意志,他就失去了灵魂。当然,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无法摆脱世俗,有些状况也可以理解。所以,有些人只有到暮年,不再为生活为人生而拼搏的时候,他的心彻底放宽了,无畏无惧了,言论也才自然从心而出。

苏:科技与经济高度发展,世界越趋复杂,人的存在越趋微不足道。我们如何通过小说去探讨人的存在,并对未来世界做出假想和期许,以令作品更具趣味性、可读性和思考性?如何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与世界同在?

蔡:这个世界的确很复杂,但是文学可以把人变得很简单,很单纯,文学给了我们一个澄明的空间,我们可以透过文学找到自己。现实世界是感性的,在现实中,我可能给人的感觉有点书呆子,可能是因为精神世界的空间开阔了,就不太在乎现实。当然,作为一名写作者,也不能只沉浸在书本与文字中,一旦脱离现实生活,也不能写出好作品。灵与欲是人的两翼,缺一不可。幻想的世界始终不能代替现实世界的真实,现实世界虽然太拥挤太复杂,有很多丑陋的现象,但是当我们用心去体会生活,沿途的风景依然很美。世界就是一本书,作家要阅读的是这本大书。一部作品的好坏,取决于作家的思想境界与高度,取决于作家是否拿出真诚之心去书写,对这个世界是否有独特见地,他是否有自己的密码。这个密码可以征服全世界读者的心。现代人与文字的阅读渐行渐远,当代作家如何书写才能把文字的魅力焕发出来,重新吸引对文字疏离的读者,如何出奇制胜,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且,这并不是靠更血腥更暴虐更色情更荒诞更魔幻,就能取胜。优秀的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出奇制胜书写方式,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秘方。作为一名写作者,要有更高层次的思想,也要懂得用恰当的有美感的文字表达,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色香味俱全的花果。作家需要才情趣兼备,这三者缺一不可。你有很强的思想,欠缺一定语言表述力,不行;语言很优美,思想浅浮也不行。

苏:鉴定作品的好坏,你主要以作品的思想性还是语言表述力作为判断的条件?除此之外,尚有其它吗?

蔡: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思想和语言表述方式同样重要。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有三界,“感性界”、“智性界”、“灵性界”。在这三个层面中,感性层面是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它提供了基本的欣赏条件,展示出风光旖旎的迷人景致,人情的、世故的、新奇殊异的等等,让读者流连其中,迷醉不已。如一些流行小说,情节曲折离奇,纵使思想性不高,亦不乏娱乐价值。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还算不得一部好作品。一部艺术性强的作品,还必须有一定的思想性,有深刻的人生体悟或社会反思。张爱玲的小说,有非常绵密的经验界事象刻写,描画细致入微,场面丰富,色彩斑斓,同时又有深刻的人生揭示,既展示出生活的华美外袍,又让人感受到人生的苍凉。这就是“感性界”与“智性界”兼具的作品所呈现的形态,但这还不够。一部卓绝的作品应该是三者兼备的,达到“灵性界”的高度,既有生活实感,又有深刻的思想意识,能揭示出不凡的心性识见,发出一种智慧的光芒,触动无数读者的心弦。达到这个阶段的写作,我们可以视之为“生命写作”,这是用甘苦人生乃至生命换来的。如《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生命结晶。再如《大卫・科波菲尔》、《咆哮山庄》、《包法利夫人》等等,都是这样的典范之作。文学写作是感性与理性乃至悟性的结合,作家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绘,将感官经验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为媒介可将读者从实在的“此岸”引渡到“彼岸”,一个精神的世界。以小说为例,作家的创作离不开故事情节,但故事本身不是写作的目的,作家不应该满足于制造幻象迷幻读者、娱乐读者。作家不会忘记一个目的,那就是将他对社会人生的某种“发现”,透过故事的“木马”植入读者的灵魂,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让他感受到作者想传达给他的讯息。这是文学作品的存在理由。感官经验与理性思想相辅相成,“肉”与“灵”两相结合才构成作品这个有机体。缺失思想的故事,只是一种游戏,只能供人松弛神经,享受一种近乎电玩的阅读快感。相反,有高深的思想,但缺乏感性的生活经验,就如头脑发达四肢萎缩一样,只会是没有生趣的哲学家脑袋,让人败兴。

结束语:2018年1月,访问在香港铜锣湾中央图书馆Percific coffee户外进行,当日气温较低,在长达3小时的谈话过程,是文学与思想的交流驱除了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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