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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节触摸历史的体温” —《史迪威的战场》序

文/章东磐(民间历史学家,著有《父亲的战场》,主编《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系列;同时也是一名企业家,所生产的威火战术手电筒供应多国军警部门。)

编者注:章东磐所著《史迪威的战场》一书即将出版,本文是该书序言。这篇序言动笔于2012年。

今天是2012年5月6日,星期天。我坐在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的花园里。花园很美,很安静,远远的游泳池边人工沙滩上,二位小姑娘赤着脚,把裙边提起到大腿上,欢快的趟着水。水好清呵!看着嬉闹的她们,红扑扑的笑脸,刚刚开始发育的小胸脯如同昨天才拱出地面的春笋,在晨雾一样轻盈的薄衫里自由舞蹈。这二个女娃娃,她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告别童年。我捧起手里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面是我断续在写的这本书,小姑娘银铃般干净的笑声贴着水面飘过来,让我的思绪一下跳到了整整七十年前的今天。

我没有那么老,没有亲历那一天,但是在那一天,我们的祖国沦陷于敌手的滇西土地上,能有一个小姑娘敢像她们那样在阳光下绽放自己无法被衣裙挡住的那么美、那么美的只属于少女的青春吗?

就在这一天,从缅甸通往中国的公路上,多少小姑娘在奔逃。跑得比她们更快的是军人,打了败仗的中国军人们。那些兵本来的天职是保护路上奔逃的难民不这么奔逃的,但现在他们所做的唯一事情是比赤手空拳的百姓们跑得更快,更远离残忍而凶悍的敌人,而把束手待毙的同胞百姓垫在自己和敌人中间。敌人的战史上讲,日本军队以日进110公里的速度从边境畹町延着拥塞无数试图远离战火百姓的滇缅公路直抵怒江西岸。那里面,有多少绝望的母亲和她们即将要长大成人的女儿。想一想,心真得要碎,那条路,那些天,多少含苞待放的花朵被残暴的践踏进全无生命的黄土中。

在我们的史书里,多少年来,这场耻辱败仗的责任铁板钉钉的划归给了那个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的确,在那场1942年的中国军队第一次远征之役中,他是败军之将,七十年前的今天,他正从缅甸败走印度,刚刚开始自己的那趟著名行军。但是,我们最精锐的陆军,蒋先生压箱底的这支宝贝军队,第一次入缅作战到底为什么那么快就被敌人打败了,败的那么惨,败到大多溃不成军。我们泼洗脚水一样的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史迪威,当然是最简单的,也是最能取悦自己人感情的处置方法。但这个“不容置疑”的叙述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那位美国陆军三星中将真得是如此的愚蠢、怯懦与不堪吗?整整七十年了,那个战场上的所有高级指挥官们都已盖棺了,但是“论”真定了吗?

我是从阅读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开始接触史迪威将军的。那还是很久之前的1998年,这本回忆录的中文版刚刚出版,那时我还从未涉足过中国抗战的历史寻找与纪述。这位在人类空战史上足以光耀后世的传奇将军,参加了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全过程,并且担任美国驻华空军司令官,显然对那段历史具有权威讲述的资格。在这本回忆录里,除了将军自己令人目瞪口呆的空中战绩之外,他毫不吝惜的以最具攻击性的大篇幅为读者描绘了同在一个战场上的面目可憎的卑鄙小人、他的顶头上司史迪威将军。读完那位杰出的空中英豪的回忆,当时的我的确也对那位美国派给中国的洋参谋长充满了鄙夷与怨愤,按照空中英豪的说法,如果不是史迪威将军的狭隘与短视束缚了陈纳德本能更加放开的身手,我们中国的抗战早就打赢了。有了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援华将领说辞,加上那之前零敲碎打入耳的史迪威评价,我便生了一个极欲解答的疑问:二战美国有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将领,为什么美国人要把其中最没本事的这位打发来中国呢?

好奇心真可怕。那时全然没有写这本书的想法,只是为着这份好奇,我在恰好随后开始的滇西抗战田野调查同时,尽己所能的寻找和阅读所有涉及史迪威将军的史料,自以为没有放过从眼前经过的任何一页印着史迪威字样的纸张。任何一个历史悬疑,一但你踏足进去,除非自己过于轻信或无知,那答案都差不多有西天的经卷那么遥远。毕竟也近七十年了,加上政治洪水的湮灭与冲刷,对于近代史的细微而关键证据的寻找真已是太遥远了。加上我在寻找中逐渐为这段历史增加了更多的提问,这副秘不示人的担子愈发沉重。例如: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在讲,在1942年的远征中,英国军队的背信弃义是导致我们惨败的另一大主因。那么,英国人到底怎样的具体战场行为伤害了我们呢?在《父亲的战场》一书中,我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没有找到答案。所以,如果我要寻找1942年那场悲剧的成因,就必须找到令自己信服的证据,为上述的历史耻辱之棺钉上撬不掉的钉子;或者如果没有证据,则应该大大方方的还我们盟友以清白的名节与声誉。在动笔写作本书之前,我给自己提出了如下问题,都是或则主流史家认为早有定论而其实语焉不详的,或则虽有定论但我以为主要是感情判断而非建基于坚实史料的,再或则是多年来陷于各说各话的叙述而尚无可信服定论的,罗列下来,竟有十余条之多:美国为什么派史迪威这位没有经验的将军来中国;史迪威会打仗吗,他在美国陆军中处于什么地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到底是谁的责任;1942年初的缅甸战场上,英国人有对我们背信弃义吗;同古之役是胜仗吗;仁安羌之战是大捷吗;史迪威甩掉中国军队而孤身撤往印度,是因为怯懦吗;谁下令让数万中国远征军走野人山回国;英国人能打仗吗;蒋介石拒交兵权于史迪威是在捍卫主权吗;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终极矛盾究竟是什么;而随着我为了这本书而涉猎到的资料日益增加,自己发现其实有更多的疑问不断涌出来,以至于真把疑问都写出来,这篇序言就实在太长了。而令人高兴的是,随着大量的资料阅读、梳理与分析,许多疑问的答案也随之出现了。

对于真相,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能知道,而是不想知道。我们宁可偏执的固守着心里的那份成见,其实那并不是我们寻找到的,只不过是这些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相早一步占领了我们。而我们竟不肯战胜懒惰与懦怯,从别人填喂给自己的成见中走出去,面对残酷,或者美好的真实。在寻找那段特定历史真相的旅途上,我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让感情这种东西来顶替客观作结论,所以很多时候,当我倾向于某一种认定时,会刻意的把反对者的书找来读,甚至反复的咀嚼他们的观点,从中寻找有可能被自己忽略掉的合理性。本来,由于人为的遗忘与涂抹,遥远的真相就已经若隐若现了,加上我们习惯于坚守的“民族”立场,对于来自外界的说辞更加不愿相信,而不时将内心的期待与臆造的故事当作真相反复迭加,使对外人的好评宁信其无,而对自己人的拔高宁信其有。这样的大规模历史偏见与彻底遗忘只不过是配方不同的麻醉药,都是让我们活在浑浑噩噩的无知里。

本来,要了解史迪威,有芭芭拉·塔奇曼这位杰出美国历史作家的专门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就足够了,在我为了从更多的侧面了解这位对中国至关重要的人而读过的所有书中,这本书作者的冷静、客观与丰富的知识背景已经让我们完整认识了这位将军。但是,她的书是写给世界看的,虽然这本书的主人公把爱全部给了中国。在中国,史迪威不朽故事的诞生地,很大比例的历史关注者一直看到的反而是不那么完整的别样故事,这些故事即便不是出于政治因素,也难以称得上是对历史尽心研究之后的结论。我们的这片土地很奇妙,前几十年,那场悲壮抗战的大部份历史人间蒸发掉了,数百万勇敢面对强敌的昨日军人集体噤声,就仿佛他们从未见过那场战争。近些年,讲述那场卫国战争的无数故事又乱云飞渡般横空出世,但以稍加挑剔的眼光去看,大多数都难以称得上叫历史著作,因为佐料太多,以至吃到嘴里,完全不知道那是豆腐还是鲫鱼了。要想让别人把自己当人看,自己先要把自己当人看,把自己的历史实实在在落实、还原成人的历史,而不是妖魔鬼怪或者一眨眼又变成神仙的梦幻传奇。再巨大的真相都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基于这个信念,我动手寻找所有能够支持历史讲述的细节,以便达成有扎实依据的判断。慢慢地,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这位在我们的许多史书里被描绘成无能、暴虐或至少是相当窝囊的美国老头,从曾经离我那么遥远,变成为现在他几乎每天与我对话。我几乎能体察到他在愤怒时变得粗重的喘息声,可以看得见他眼角不常挂上的细微笑纹——那是他面对中国士兵的时候。我可以动笔了,而且由于我自认为已经寻找到了预先提出的所有疑惑的答案,也需要让更多的人与我分享。中国的确需要自己的讲述这位将军的著作,虽然他的故事已经过去了七十年。

所幸的是,在我开始这个专题研究的时间,虽然最重要的当事人俱已作古,但恰也因为时间遥远,有些话公诸于事也伤不到活人了,于是,有两部于那段历史有重要价值的中文文献出现了,而这两部文献则是写作此书不可或缺的,一部是现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承蒋先生后人捐入并充满勇气地将之公诸于众;另一部则是编成于台湾的《滇印缅参战官兵访谈录》,洋洋三巨卷,均为亲历者口述。而且叙述者在那个战场上都任军官职,全是有文化的军人,加之在访谈开始时,台湾已经摆脱了对领袖崇拜的习惯性说辞多年,所以大量有高度可信性的细节使那段战争史丰盈了起来。

对于史迪威与中国,芭芭拉·塔奇曼在那部不朽之作的最后充满遗憾的写道:“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我能回顾起她所评价的中国,因为在1970年代,八亿中国人只记得抗战之前来过的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留名这片土地的功劳是他许多年前写了一本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向遥远的美国介绍了一群奋斗在延安窑洞里的革命者。其他的所有曾经来过苦难中国并且试图帮助她的美国人早已不见踪迹。但是,历史的轨迹有时出人意料,芭芭拉·塔奇曼的结论下早了一点点,就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这本书在美国面世八年之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告诉世界,美国人的确来过这里,并且把光荣、尊严、平等的梦想种子植根在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播种者名叫约瑟夫·史迪威。她没有想到的是,七十年之后,曾经被中国人忘得干干净净的史迪威反而又回到了中国,而中国终于开始重新温习和反思那段历史,以期找到远达不止于繁荣与富裕的美好社会之路。

感谢中信出版社编辑们的耐心等待,这篇序言动笔于日军在缅甸大败中英联军,我们的第一次远征以溃逃落幕的七十年之时,那时此书的主人公正与他的113位伙伴狼狈地徒步撤出战场。而现在这几行字,则是在那之后二年零五个月之后才写的,恰恰是史迪威将军将被解职,永远告别中国的七十年纪念日。在这二年半从未间断的调查与断断续续的写作中,我对史迪威将军的了解日渐增加,同时也体会到,在那个时代,假如他对中国的建议与构想得以实现,带给中国的除了真正战胜侵略者的荣耀之外,还将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其后,这篇序言又再一次停顿。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答应出版社编辑,将为他们写作一本讲述史迪威与中国的故事书时,完全没有预料到,那么多的历史疑团会如涨潮的海水般一波又一波的扑面而来。我已不是小孩子了,可以选择安全地转身,弄一本不咸不淡的、再加一点葱花般第一手资料(况且我手里还有不少)的常规故事出来。但是于心不忍,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讲述里,这样的书已经太多了,多到除非用网眼细如发丝的筛子,从里面都捞不出几粒虾米皮般的干货来。没办法,只有走最笨的那条路,笨到把所有涉及写作对象的历史资料和叙述都尽可能找到,通通细读,再逐一做排比、分析,循着蛛丝马迹廓清迷团,追捕真相。象冬天雪地里抓老鼠的狐狸一样,要么吃到真肉,要么饿死!记得我很年轻时,初到故宫博物院书画组任文物仓库保管员,每每看到启功、徐邦达、刘久庵几位老先生鉴定字画真伪,总是惊奇于他们神奇的眼力,于是请教他们怎样掌握这般绝技,先生们众口一词:多看。四十年后,这句“多看”成了我写作本书的不二法门,而看得一多,除了日渐清晰的真相,也带来一个“坏”处,别人书里的破绽竟也不打自招的大放异彩了。看到别人的错处,心里很不好过,因为要决定挑还是不挑这些书里的毛病。摁在心里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历史的当事人。公开挑错肯定是个费力不讨好又得罪人的事情,但历史写作毕竟不是小说,不能信马由韁的乱跑。先打一声招呼,我挑到谁书里的毛病,都请您不要生气。拜托把自己的证据再细细审视一遍,如果反过来您能证明是我错了,我道歉。

有意思的是,有好几位那段历史的研究者都在各自著作里对史迪威的军事指挥才能作过评价,并且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认真讲,战争这个东西,除开它的血腥与残酷,说到底它是人类所亲历并建设的最为庞大、复杂、完备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参与它的指挥与决策,或是对它进行评价,所需要的专业能力,一点也不比引力波探测这种高深行当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知识少。它的专业程度与外行的距离,并不比爱因斯坦与外行更近。我很奇怪这些从未学习过战争专业的学者们,哪里来得那么大勇气,根据几位当事者的口述与回忆,加上自己并不超出生活常识的推断,就能言之凿凿的对另一个陌生领域的专业人士写下断语的。正是基于对专业知识的缺乏,并在这种状态下提出疑问,接着又在全无学术支持的“论证”过程里得出答案,结果除了诱误外行读者几声喝采外,也给自己的学术生涯插上了甩不掉的蓬松而没有干货的假尾巴。

齐锡生先生《剑拔弩张的盟友》被认为是近年来华人学者研究二战中美军事关系的重要著作。齐先生在此书中对于蔣介石先生身处历史激流时的困境与无奈,其记述与评价确有精当之处。但其对战时中美关系的议论与分析,尤其是对史迪威将军这位重要角色的回顾与描写,真是令人失望。书中不少史实、时序、因果和知识性的硬伤,构成了底层错误,使后续的判断丧失了立论严谨之基。也正因为齐著对读者本期在其大作中寻找历史真相所造成的混乱,本书不少地方都将针对齐先生著作中的错处展开来,通过对知识与史实的还原䃼上对那位将军,那个战场,那段历史的细节缺失。

就如我在《父亲的战场》一书卷首所言那样,同样地,我也并不认为自己这本书是“历史学”著作,毕竟没有接受过完整与系统的学术训练,所以我并无从宏观层面去观察、分析、与叙述那段大历史以及大背景的理论和驾驭能力。我所讲的说到底全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当然为了确证这些故事的可信性,我做了大量的调查、阅读与思考。凡是没有出处,没有第一手史料支持的事件与传说,一律不予采信。在开始写作时,我拟订个一个题纲和框架,把整个书分成了许多章节,分别以人物、地点、事件为核心,再延伸至相关的线索。就这样,我写了很多篇,但怎么看着都不能令自己满意。多年来在寻找史迪威故事的过程中,每遇疑惑,我都会习惯性地翻读《史迪威文件》(中文译名:史迪威日记),反复看他是怎么记录和分析一个又一个事件,那本二手的199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的小书空白处都被我几乎写滿了字。念头就这样闪现出来:既然一切都源于想要了解史迪威将军与中国战场相关的真实故事,《史迪威文件》显然就是那位老兵在历史迷雾中留给后人的线索,所有的事件与冲突也都无一不备地出现于他的亲笔记载中。于是,我推翻了原有的体例,完全按照史迪威将军的战时日记、笔记和家信的时间脉络讲述,补充上必要的相关背景与对史实尽可能的还原,再加上个人的探究和分析。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人物的著作,不如说这是一本读书笔记更贴切;是为了读懂、读明白、读透彻《史迪威文件》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而扑入史料之海中游泳八年多的心得。

八年前追我约稿的一位年轻编辑(很高兴他已成为另一出版品牌的执行总编)问我,用那么长时间,写一位别人眼里“失败者”的两年半时光,为什么?

我说:他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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