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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黑格尔导论:《黑格尔》译者前言

文/王志宏(哲学博士,现任职于云南大学)

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一本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导论性著作,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黑格尔哲学特有的复杂与深刻,在绝大多数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者中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要么他变成了它的某一部分的专家,比如,虽然可以对黑格尔哲学中的“现象学”部分推崇备至,但是对于它的“逻辑学”部分却不屑一顾,或者把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看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政治思考,却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贬得一无是处;要么他站在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上,以一种僵化甚至偏执的眼光来评判它,誉之者将他视为全部西方思想史上最深刻的哲学家,毁之者则满怀厌恶地将他看作是江湖骗子、专制政府的极力支持者、谢林哲学的剽窃者等等,不一而足。在对黑格尔的研究与评价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黑格尔的效果史如此具有戏剧性,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最起码,它意味着,我们对于黑格尔的理解还极为欠缺,我们对于黑格尔的真实意义仍旧处于一种猜度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本黑格尔的导论性著作,它既能广泛而充分地介绍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轮廓,又能够揭示出它的主要思想的真实意义,而不是停留在外在的绍述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弗里德里克·拜塞尔的《黑格尔》一书作为一种尝试应运而生。

一本导论性著作首先要在内容上大体上再现它的研究对象的完整性与内在逻辑。虽然黑格尔生前仅只出版了四本书,其中有两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著作,而只是讲义,所以在书名上都还保留了“纲要”的字样(即《哲学百科全书纲要》和《法哲学纲要》),但是黑格尔哲学却无所不包。黑格尔是西方哲学史最后一个写作哲学百科全书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最后一个试图把人类世界—历史的全部内容哲学化的哲学家。黑格尔思想的这种复杂性与广阔性就要求它的研究者具有相应的广博学识,并且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内容之间的本质关联。与此相应,一本黑格尔的导论就不能像柯耶夫的《黑格尔导读》或者彼得·辛格的《黑格尔》那样,只是重点讨论黑格尔的某一方面的思想,虽然在他们所讨论的那一点上不无创见,但是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最容易导致对于黑格尔的歪曲,因为没有谁比黑格尔更强调“真理是全体”这一命题。

在这一点上,拜塞尔深知“导论性著作”必须加以剪裁,既不能从心所欲,写起来恣肆汪洋而在篇幅上过于庞大,又不能任意挑拣,只在几个题目上大做文章,而让人见木不见林。从横的角度上,他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分为四个部分——形而上学、认识论基础、社会和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加以讨论,几乎涵括了黑格尔哲学的所有内容;从纵的角度上,他不仅讨论了成熟时期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且并不因此就遗忘了黑格尔早期思想这一重要的阶段与其身后的重大影响和迅速衰落。从狄尔泰和卢卡奇关注青年黑格尔的思想以来,早期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历程成为黑格尔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拜塞尔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黑格尔早期和浪漫派的关系,在他看来,唯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一方面,黑格尔哲学有在沉思之外的实践目的,“他之成为一个哲学家,是服务于道德、政治和宗教的目的的”(38页),另一方面,“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他的有机自然概念、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他提倡社群主义的理想、他对斯宾诺莎主义的重新激活、他的辩证法概念、他综合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努力——所有这些理念有时被视为黑格尔独具的;但它们其实是浪漫主义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40页)。在解释黑格尔哲学很快就衰落下去的时候,拜塞尔强调了黑格尔哲学的实践特征和历史特征所带来的致命一击,历史形势的变化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之进行证明,由于黑格尔哲学被断定和普鲁士政府之间存在某种本质的关联,它之被抛弃就不可避免了。但是,在笔者看来,究根结底,无论是黑格尔生前被钦定为“官方哲学家”,还是死后被当作死狗对待,都只能证明,尽管黑格尔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哲学是被把握在它的思想中的时代”,但是,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在任何时代都不合时宜的思想。因为黑格尔到底是一个“沉思世界”的哲学家还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家,这并不是一个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问题。

当然,一本导论性的著作不仅要给初学者指明研究对象的大致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获得一把理解研究对象的钥匙,换言之,真正的导论提供的是洞见。这种洞见是在双重意义上来理解的:一方面,它能够比较精当而又不加歪曲地叙述研究对象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它能够比较公正地对它的研究对象加以判断,理解并表彰它的真实意义。黑格尔应该是哲学史上被污名化最多的思想家了吧!在侮辱和歪曲黑格尔这一点上,叔本华和女性主义者、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能够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结成统一战线。拜塞尔的《黑格尔》在引导我们走向真正的黑格尔这方面堪称典范。他独树一帜地在正式讨论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内容之前先讨论“方法问题”。我们在面对黑格尔时到底是在把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研究黑格尔既不是由于我们好古成癖,以求原汁原味地重构黑格尔的思想框架,也不是由于我们需要从黑格尔那里引经据典,以应对我们在现实中所遇到的困境;毋宁说,“展示黑格尔的独特性,确定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之间的精确联系,是今天黑格学学者最紧迫的需要”(6页)。

拜塞尔此举一个非常重要的靶子是近几十年来在英美学术界出现的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非形而上学的阐释,这种阐释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把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视为完全过时的东西,“事实上,黑格尔已然被解读为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作为一种范畴理论、作为社会认识论、作为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作为文化史学,以及作为最初的解释学。所有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相信黑格尔哲学就其根本的主旨或精神而言是非形而上学的”(7页)。拜塞尔强调,“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基础,是他体系的每一部分的根基。为了在其个体性和整全性中理解黑格尔,首先和首要的是恢复形而上学在他的思想中核心作用。出于这一原因,实际上本书的每个章节都将强调形而上学对于黑格尔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多么根本。”(同上)

拜塞尔没有花太多篇幅叙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内容,一本以黑格尔思想整体为对象的导论性著作恐怕难堪此任,但是他力求讲清楚黑格尔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黑格尔是在最古老、最纯正的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一词的,他把形而上学看作是自己哲学的基础,有些令人费解的是,黑格尔认为逻辑学本质上就是一门形而上学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要规定自在的存在的本性,而不仅仅是各种推理形式的法则。黑格尔认为康德对于无条件者的认识甚至还不如旧理性主义,因为他把无条件者和特殊物彻底区隔开来了,而实际上,作为普遍物的目的或理性,并不在特殊物之外存在,而是仅仅通过事物,亦即,通过事物的完整而充分的发展来将自己具体化。拜塞尔认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学说是这样一种学说,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而神圣的理念”的显现,黑格尔的理念概念带有根本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意味,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在努力实现绝对理念,或者说,每一个事物都趋向于作为绝对理念的目的。

这种观念论的目的论维度既体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也体现在他的自然哲学中。“理性统治世界”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最基本的命题,但是它的意思并不是说,理念是某种心灵的内容或意图,某种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或精神统治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只是世界的形式或者结构,它并不必然意味着某些行动者的意图。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一向受到最大的奚落,尤其在我们习惯了以自然科学的方式理解自然的时代。卡尔·波普就说过,他在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看到的只是“夸夸其谈的、迷惑人的黑话”,刘创馥也认为,“无可否认,自然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系统中最弱和最被轻视的部分,因为当中包括的不少论述,从今天的科学知识看来非常可笑,这点笔者没有异议”(《黑格尔新释》,27页)。实际上,黑格尔并不否认现代科学中的机械主义,而只是认为,主张自然只有依据机械发展的自然主义对于理解自然的本性来说是不够的。黑格尔的自然观来自于他的形而上学,亦即他的逻辑学中所确立的一种理解生命的基本方式,把生命理解为自我生成和自我组织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黑格尔据此拒斥了主观——客观、实在论——观念论的简单对立,它们本质上来源于同一个东西。

在“社会和政治哲学”部分,拜塞尔说“尽管《法哲学》的建筑术结构——它按部就班地划分为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的辩证法环节——反映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但是这种结构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矫揉造作与专横武断,这与其说源自于它的题材,不如说是强加于其上的。的确在黑格尔把他的形而上学放置于一旁而仅仅探讨它的题材时,他总是处于最佳状态”(228页),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加上一句说,“无论现象学方法的精神是什么,事实仍旧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某些核心概念预设了他的形而上学,而且只有在他的形而上学的语境中才是完全可理解的”。不把黑格尔的社会政治学说奠立在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必然导致对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误解,甚至轻率地把它看作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有时甚至连黑格尔思想的辩护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阿伦·伍德在《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中专列一节“思辨逻辑已死,但是黑格尔的思想不死”以表明他的立场,并说,“那个仍然活着并且对我们说话的黑格尔不是一位思辨逻辑学家或者观念论的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位哲学历史学家,一位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一位研究我们的伦理关切和文化身份危机的哲学家”(Hegel’s Ethical Thought,p.5-6.)。如此理解黑格尔已经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传统,拜塞尔的正本清源工作有利于澄清这种误解的根源。

和霍尔盖特一样,拜塞尔突出了自由概念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他并不是借此向自由主义投降,而是——尤其是通过比较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概念——要说明黑格尔自由概念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其核心要点有四:1,黑格尔的自由是质料性的和具体的,它首先关涉特定共同体的伦理(ethos)和生活方式,而非形式的和抽象的自我;2,自由的主体是精神,是主体间的自我,而非独立的自我;3,自我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而非纯粹的理性,也包括人的欲望与情感;和4,康德所设想的自我的独立性是一种幻相,自由的自我必须依照自己的本性和作为整体的宇宙的必然性而行动。

在拜塞尔看来,如果不能理解形而上学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意义,我们甚至不能正确地理解黑格尔最为生动最为流行的美学思想。只有从艺术的概念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黑格尔认为艺术尽管低于宗教和哲学,但是艺术作品不应该服务于任何外在的目的,每一种艺术的形式或者媒介有它自身的特质,艺术属于一种独立的认识形式,艺术作品“意味着精神之自我意识的一个阶段;不仅艺术家通过其作品意识到自己,而且全部历史和自然的精神也通过他意识到自己”(349页)。黑格尔之所以强调哲学高于艺术,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解释。首先,他反对浪漫派把艺术置于哲学之上的做法,因为虽然浪漫派正确认识到感性的作用和现象的地位,但是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哲学认识局限于知性的抽象概念之内。其次,黑格尔认为,我们身处其中的反思文化,不利于艺术,因为艺术表达了我们的感性,而我们现代人更想要用抽象的形式来表达真理。

由于强调黑格尔哲学中逻辑学或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地位,它渗透在全部黑格尔的哲学思考中,所以拜塞尔为我们呈现出来的黑格尔形象令人耳目一新,不仅和那些只从某种意识形态出发的黑格尔研究者提出的形象不同,也和那些据守一方只从部门哲学的角度出发的黑格尔研究者提出的形象不同。这尤其表现在本书第四第五部分之中。比如,在拜塞尔看来,黑格尔不仅不是自由的背叛者,或者只是积极自由的支持者,而且简直就是消极自由的最早发现者之一,“重要的是承认,黑格尔对消极自由的辩护并非他晚期思想的发展,而是他思想生涯中一以贯之的事,是所有他的政治著述的始终如一的标志”(238页);黑格尔根本不是如梅涅克等人指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实在政治的拥护者,黑格尔既说过“人应该把他的存在归功于国家,他只有在国家中才拥有他的生命。无论他拥有什么样的价值和精神实在,都是他单单凭借国家取得的”,又说过“对于政府而言,真正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应该是像保证和保护公民的自由行动这样的事情,而非这一点(组织和维持权威机构)”,必须从概念出发,把这二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黑格尔的国家观;拜塞尔还让人大跌眼镜,提出黑格尔根本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黑格尔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事实上,他是反对这个学派的中坚人物。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目标是支持理性的权威,以反对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因此,他的认识论想方设法要恢复理性的批判,而他的法哲学则是面临历史主义时再次尝试自然法的重新建构”(307-8页)。这些提法绝非拜塞尔刻意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他深入而细致地解读黑格尔的著作文本,并且坚持形而上学的基础地位得出的真实结论。据笔者所知,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在2019年“欧亚首届国际黑格尔论坛:黑格尔实践哲学中的行动与正义”学术会议中,张汝伦教授以“黑格尔是一个实践哲学家么?”为题对非逻辑化的、非形而上学化的黑格尔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在某种意义上,写一本黑格尔哲学的导论意味着首先必须对于黑格尔学术史谙熟于胸,对于学术史上关于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论争了如指掌。从黑格尔去世之日起,他的思想就成了学术争论的渊薮,越往后,这种争论就越深入、盛大,阅读和思考黑格尔的著作不得不面对那些歧义纷呈的讨论,唯有“上穷碧落下黄泉”,把它们搜罗殆尽并“自作主张”才可能真正进入黑格尔的思想世界。我们不得不佩服拜塞尔学识之渊博,裁断之精审,从他对每一个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无论是黑格尔本人思想之来龙去脉,还是学术史上关于黑格尔的诸种争论,他都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以第四章“有机自然观”为例说明这一点。在这一章中,拜塞尔不仅从逻辑学的角度阐述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本性,而且结合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说明黑格尔重提它的重要意义,不仅追溯了黑格尔这一观点和亚里士多德的关联,也指出了黑格尔有机自然概念和黑格尔基督教研究之间的直接关系;不仅探讨了有机世界观的一元论基础是如何通过斯宾诺莎中经谢林的媒介,最终在黑格尔的《差异论文》中通过生命的概念表现出来,而且考察了黑格尔如何受惠于康德第三批判与谢林《自然哲学》中的自然观,最后还极力讲清楚,黑格尔并不是无视现代自然科学的自然观,而是要从根本上重建人可以在其中生活并通过它而获得对于自己本性的真正理解的自然。

由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把拜塞尔的《黑格尔》介绍到汉语学界,虽然有些费力不讨好,但仍有必要。据笔者所知,近十余年来黑格尔研究在国内逐渐成了显学,两套黑格尔著作集的编译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之中。也许这本书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早已不是问题的年代算是一个小小的窗口,既可以作为学生的入门书,让他们大致了解黑格尔哲学的粗糙轮廓,也可以作为研究指南,让汉语学人管中窥豹,从中瞥见英语学界黑格尔研究状况之一斑。

本书译事本来是姜佑福君承接下来的,但是由于他诸事缠身,遂在译了一部分之后,邀我加盟,约定各译一半,后来,他职务变动,更是日不暇给,无心眷顾翻译一事,又和我商定,接下来由我单独负责译完。具体地说,本书导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三章前二节由姜佑福翻译,经我校订,剩下所有部分都由我翻译。感谢我的学生姜超,通读了译稿,并在行文上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尤其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罗庆兄,他的敬业精神和耐心,让我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感觉非常愉快!由于我们对于黑格尔的理解、我们的外语能力以及翻译过程颇多曲折,译文容有错误,还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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