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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或帕甘本或者其他

阅读阿甘本暗示了某种危险。在他层层叠叠对于文献的扫除过程中,一些古旧——或者起码是貌似久远的东西仿佛在逐渐显露出端倪。这让人联想到阿拉伯故事里擦拭魔灯的动作形象,你细致地擦拭魔灯的表面,时时勤拂拭,你逐渐被一些烟雾所笼罩……你并不知道你将面临什么境遇,甚至你难以分辨这一切是不是彻底来自阿甘本自身的障眼法。我常常陷入这样的疑虑之中,究竟是阿甘本注保罗,还是保罗注阿甘本?

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保罗书信在西方传统中作为奠基性质的弥赛亚主义文本的地位”,从而阿甘本采取了一种本身就属于弥赛亚主义的写作形态。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历史主义的宏大志业。而在弥赛亚式的写作中,这一切被集中于《圣经》本文、保罗书信、《罗马书》直至《罗马书》的首句之中。以弥赛亚的方式来还原弥赛亚文本,就写作风格而言构成了一种封闭结构。这一切是去历史化的,以至于读者不可能将其置于常规的历史境遇中来加以阅读。这对读者构成了最初的挑战,他要求读者和他一起共同置身于一个弥赛亚主义的境遇之中,让时间自身的张力还原为整体阅读中始终保持的精神张力。尽管他不断强调《罗马书》里的经典开篇需要被仔细拆解,但同样也暗示了他这个拆解本身也应当回到相同的文本处境中去。在中国的古典传统中,类似的做法被称为“注疏”,我们知道,“注”本身有灌注的意思,而“疏”也表明了拆解、疏通的行为。这里暗示了人的更新和分别,读者首先要对自己的阅读主权加以负责,是选择放弃历史主义的世俗时间,还是依旧留在这片大地上?

要是保罗书信作为弥赛亚文本的含义确实获得了还原,那么阿甘本的文字也毫无疑问也必定是属于弥赛亚主义的。同样,假如保罗书信能够以弥赛亚文本的方式来加以拆解,那么阿甘本显然也同样如此。若是一个源自历史主义的拆解,怎么可能洞察弥赛亚文本的质地呢?阿甘本是狡狯的,和保罗一样,他以一种二律背反的方式对读者的整全性提出了要求;同时,在拆解文本的过程中,再对这种整全性逐渐加以摧毁。

我们看到,在阿甘本所倡导的文本索隐过程中,暗藏了和弥赛亚主义同质化的宇宙论。当保罗在面对犹太传统、以及阿甘本在面对保罗传统时,都将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不断自我镜像化的宇宙论之中。这个宇宙论旨在召唤我们自身——或许作为外邦人?——在历经弥赛亚时间中的漫长苏醒。要是我们同样操起阿佩利斯分割的武器,我们可以看到在阿甘本同样在保罗的灵-肉传统之后,又作出了新的区隔。

这个区隔的界限来自于一个被人文主义浸染的世界和另一个犹太弥赛亚主义之间。在前者的传统里,阿甘本列举了一系列肇事者的名称,包括哲罗姆、路德、韦伯、阿多诺和布伯等。尽管未必去详细追溯其缘由甚或动机,但阿甘本直接宣称这串名称在对于弥赛亚主义的掩盖过程中所形成的层层堆积。他们以一种世俗时间里逻辑的严整性掩藏了保罗文本本身内在原初的基本张力,此处的世俗时间造就了日常理性,唯独阿甘本澄清,“若非”(hos meh)立场才是弥赛亚时间的准确逻辑。读者都熟悉阿甘本,这个“若非”实际上是他所提出的诸如“例外状态”、“牲人”、“剩余”等概念的核心逻辑。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并不出奇的概念不过是法式生命哲学的一系列后现代影子,但阿甘本将其辩护为来自保罗书信的历史回响。

这一串隐秘的弥赛亚线索隐藏在整个写作传统之中,从保罗到瓦尔特·本雅明,而阿甘本却试图来捕捉出隐藏在棋盘背后的侏儒小人。历史可怕的吊诡在于,那些试图去捕捉侏儒小人的人,最终往往被侏儒小人所擒获,反而成为其装置动力的全新部分。在阿甘本谈及本雅明的部分里,他指出了本雅明在“引文”背后所暗藏的神学逻辑,而他本人对保罗的注疏,实际上是以更多的引文来构成。无论是“引文”或是“注疏”都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伪装形式,其背后依旧是来自于犹太弥赛亚时间的久远召唤。

在最终的天启降临之前,弥赛亚时间展现为一系列当下的碎片——这仿佛早就是来自现代哲学的陈词滥调,若是那样的话,阿甘本的著作就构成了一种彻底的自我重复。这是一种面向自身的福音传递,你面对镜子来传讲福音。阿甘本,保罗的仆人,奉召来传讲弥赛亚的福音。或者说,镜面本身就代表了这道阿佩利斯分割,区别了两个保罗、两个阿甘本,或者两种时间。

这是一个阿甘本,这不是一个阿甘本,这幅象棋又把回合交回到读者的手里。你听到的是侏儒小人的冷笑还是十字架上的哀哭,更简而言之,是存在还是死亡。你不妨粗俗一些,将存在看作马克思·韦伯的“Beruf”,或者选择(hosmeh)的保罗主义,“说Beruf者,即非Beruf,是名Beruf”。阿甘本从对于诗歌韵文的溯源中找到了弥赛亚福音的痕迹,要是你在为阿甘本溯源的过程中仅仅停留在历史主义的空间里,那总不像是好的理想读者。当然了,一个理想读者,总要像不是一个理想读者,反之亦然。但是,只有真正的理想读者,才可能洞悉其中的秘密。

可以说,弥赛亚式的写作总是在自反和重复中进行。在这个问题上,谁都爱引证卡夫卡的短篇“法律门前”。然而我们也会看到,在卡夫卡的故事里,全篇只不过是为最后一个瞬间的出现而事先铺陈的连篇废话。只有最后的时刻代表了意义和时间的全然爆炸。当最后一个时刻降临时,此前的一切都被否定,化归乌有。同样的寓言形式,在意大利作家布扎蒂的小说《渴望健康的人》里获得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只不过后者在叙述和文学性上更强大的特点,恰恰削弱了作为弥赛亚文本的表达力量,正如阿甘本在批判阿多诺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好像’的形式下把弥赛亚事业审美化”。这一指责,事实上同样适用于本雅明,以及阿甘本自己。一旦落入历史主义的语境之中,美学化几乎是必然的命运。我们知道,基督的来临总是背负着十字架而前行的。每一个弥赛亚主义的作者,总要背负起十字架的命运。在卡夫卡、本雅明、朔勒姆或者朋霍费尔那里,读者似乎都看到了显明。在巴塔耶、布朗肖或者阿甘本那里,我们还在等待吗?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肉身消亡的激进问题,真正所牵涉的不过是写作自身的折射出的忧伤感。作品的标题叫做《剩余的时间》,我们所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身处“剩余的时间”中的阿甘本,一个“剩余”的阿甘本。只有在自身的剩余性获得表征的时刻,他的论述才真正获得其独特性。这样说,唯有被纳入一个去独特化的自我重复的系统之中,他的独特性才能得到彻底彰显。这就像保罗对于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划分一样,阿甘本说:

“活在弥赛亚中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弥赛亚生活呢?弥赛亚降临时刻的结构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是保罗的问题,也必然是我们的问题。”

这才是问题。对保罗来说,罗马之路不是问题,唯有大马士革之路才是真正的问题。扫罗没有问题,保罗才构成问题。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之路只是弥赛亚时间中无数当下之路中的任意一路,罗马书信也不过是无数历代文本中的任意文本,但大马士革之路仅此而已。要是缺失了大马士革之路,扫罗始终是扫罗,阿甘本也不过是阿甘本,谁都无法辨识《罗马书》,更无人来辨识阿甘本的絮絮叨叨。但是弥赛亚总是在人所未知的时刻降临,直到阿甘本宣布:我,Agamben,又叫做Pagamben,……

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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