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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论欧洲税收国家的危机

 文/ 马丽(康奈尔大学博士,加尔文大学高级研究员)、李晋(加尔文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              

约瑟夫.熊彼特无疑是上世纪对经济学数理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影响的人物,他率先在哈佛大学开始推广用数学模型进行经济理论的解释,培养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学家,如后来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熊彼特自己不仅仅在经济发展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以及企业创新理论和经济分析史提供了原创性的贡献外,还影响到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其他的领域。一则轶事是,1909年26岁的熊彼特在拜访年迈的经济学泰斗瓦尔拉斯前,寄去了自己的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当瓦尔拉斯接待这位年轻人时,不断表达了自己对这部著作的赞许,并让熊彼特转告他的父亲,感谢他父亲寄赠给他这本书…

然而熊彼特早期在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前写的一篇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1918)却被人长久的忽视,这篇与后来他更抽象理论的著作风格和关注点有很大的不同,其充分体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熊彼特对于欧洲国家深入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学思考的范围,而是直面对于未来的欧洲国家的思考。正如经济社会理论家斯维德伯格曾指出的,就新制度主义对于国家的研究出现之前,“在经济学家不可能讨论的许多论题中,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国家并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属于一名经济学家预先假设的条件,而不是他要分析的事物”(Swedberg,94)。而熊彼特却开创性从税收角度解释了现代欧洲国家的起源,税收国家的本质,以及真正所面对的危机。

变动的欧洲:从封建领主到税收国家

 这篇文章开始,熊彼特就引用了古德希尔德(Goldscheid)关于财政的名言,“预算是一个国家剥去所有误导性的意识形态时的骨架(100)”。 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财政是一个民族普遍历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个国家的财政需求和政策直接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在现代欧洲国家中,法国、英国所面对的财政问题都创生出它们的经济形式、工业化的状况和人民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在工业领域,财政措施既可以促进工业的形态和发展,也可以摧毁工业化的进程。对此,熊彼特专门指出,这些不仅仅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水平、社会结构都有可能被财政措施所塑造,同时也可以成为财政问题的一个外在的症兆。因此,如果人们要了解一个社会、它的民情和社会结构,熊彼特建议说,首先可以从它的财政史入手,从而就能够洞察这个国家的法律、社会背景和这个国家的发展动力(101)。

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两种类型的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税收维持制度的运转。然而熊彼特认为,古代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现代税收国家也不是封建领主制度的延续和改造。两者之间重要的差别就是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关系。封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并没有被区分,因此对于君主而言,他所能够获得的君主权利,特别是君主所拥有的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社群的需要,这些都是在他的私法管理之下。和现代国家意义下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同,在封建制下,只有君主的私人领域和权力对其领土进行维护,这些维持成本的开销都属于他的私人事务,尚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下那种独立于私人领域的国家领域范畴。当发生战争时,一位君主对抗他敌人所支付的战争成本全部都来源于他所统治领土中的收入,其诸侯和百姓都有义务付出徭役和兵役,所有的支出都是源自于他的土地收益和臣民以及农民本来就应当支付的收益。熊彼特指出,直到16-17世纪,这些收益还都是封建君主制收益的基础,也是财政支出的核心。熊彼特用自己国家奥地利的历史作为例子说到,尽管因为君主管理和决策上出现的失误,可能导致他在财政上的赤字,但是,我们却只能够说这是个别君主经济的危机,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税收国家的危机,并且这也不一定意味着其封建法则的瓦解,因为在这种状况下,财政危机仅仅是因为统治失误或战争的偶然因素所导致,尚未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危机。在战争下,封建君主制度确实有可能面对不可扭转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危机。例如在英国大宪章时,国王不仅仅是因为对于财政预算的管理不善,而是因为连续的战争,特别对于土耳其入侵的抵御消耗了大量的资金,当国王意识到自己的收入无法承担沉重的战争费用时,他最终提出,对抗土耳其人的入侵不应当是他个人的事务,而是一种公共紧急事件,这种事务需要整个领地上的诸侯、贵族和僧侣等各个等级一同承担。熊彼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制旧的形式就逐渐被瓦解,个人性的领主事务就渐渐变成为祛个人化的公共体系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世纪那种君主-诸侯-附庸臣民的社会结构被以自身为存在目的的个体家庭的形式所取代。现代个体家庭单位出现的结果造成了封建一体化的体系最终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从而构成了现代国家出现的基础。

税收与现代国家的兴起

对于熊彼特而言,没有公共财政的需求就不可能导致现代国家的创立。在中世纪生活形式的瓦解中,随着个体家庭自由经济的出现,满足财政需求的税收制度也产生了变动。税收不仅仅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表面现象,它实际上还展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因此,熊彼特说到,

“税收不仅有助于国家的创立。它们也帮助形成了国家。税收体系是社会其他组织发展的必需。通过税单,国家渗入到各种私人经济中,并且逐渐赢得了对于它们的支配。税收将货币和计算精神带入了它们未曾进入的领域,因此在已经发展的社会有机体中成为塑造性的要素。税收的种类和水平是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然而一旦税收存在,社会的各种权力为了改变社会结构又可以操控税收来得以实现…”(108)

按照熊彼特的理解,欧洲现代国家和税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彼此塑造的过程。  从税收的角度来看,国家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那种社群或社会组织,因为在国家范围中不再存在过去君主式的个人行动,所有的国家行为都是公共领域的非人格化、非个体化的集体行动。熊彼特认为,在研究过程中,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国家就不能将它简单地视为一种社会组织,相反,要将国家视为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秩序来进行理解,这点已经非常接近当代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理解框架。他也强调要从真实的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国家,欧洲社会既没有存在过完全的领主-属臣的经济,也没有出现过纯粹形式的自由经济。在这里,熊彼特受到马克斯韦伯的理念型模型的影响,认为可以从这些抽象的模型中理论化来理解现代税收国家的产生和本质。

熊彼特注意到了一个目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预设的前提,既从中世纪封建社会转型到现代税收国家的过程中,伴随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个体生活成为个人生活的中心,他说“在这里,个人生活的意义基于个体和他个人化的领域,个人性的成就是他自身的目的,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够作为真实的现象而存在(109)。”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意义的税收国家才成为一种必需,这也和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非常类似,即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制度,提供了在自由市场交换中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但是,熊彼特却进一步指出,税收国家自身从起源而言不能够成为自己的目的,而只能够成为一种服务于公共目的的机器。现代个人或者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体目的和利益与封建制下的生活非常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以个人的利益为行动的目标,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维持国家在公共领域的运转,就必需依靠税收,他进一步解释到,“财政的需求是现代国家生活的首要标志”, 这是现代国家称之为税收国家的主要原因。

税收国家的限度和危机

 熊彼特一直在探寻经济学的方法来突破以往的静态的分析模式,进行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的动态的分析思考。他认为尽管税收决定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和起源,然而国家的事务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税收和财政问题。他说到,“一旦国家作为实在和社会制度存在,一旦它成为人们治理机器的中心,最终它的利益也会聚焦于自身,一旦国家被认为能够适合处理个人所遭遇的许多事务时——一旦这些发生,国家就进一步发展起来,并且它的本质转变而不能再单纯从财政角度来进行理解,因为财政此时就成为了一个使用的工具。(110)”换句话说,尽管现代欧洲税收国家的形成部分原因是因为财政税收造成的,但是一旦国家形成,它也会获得其他的目标进入到私人经济的领域中,形成自己的官僚体系,获得自身的利益目标。

然而在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这种扩张不是没有限度的,国家的权力限度受到了具体的财富、社会结构诸多方面的影响。熊彼特认为,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是依托于新兴现代企业还是依靠于土地租税获得财政,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税收采取直接税或者间接税的形式,并且这种税收能力最终会塑造国家的官僚体制。例如,在企业利润中,企业家通过创新在风险溢价中所产生的收益,一旦被征收不断上升的税收,就会直接阻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导致产业的进步放缓,最终还是限制了国家税收的收益,熊彼特认为目前自己的国家奥地利的经济状况就是最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因为奥地利政府对于资本企业的高税收抑制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发展。相反,对于垄断和地租收益,熊彼特认为和竞争企业的收益是不同的情况,对于这些收益进行征税时,很大程度上不会影响到其本身收益的变化,因此熊彼特更多支持对于后者的课税。熊彼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洞察,就是国家最终的税收收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之间是有冲突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封建领主时期的一体化社会,因此,国家税收的原则应当是在维持国家基本运转下,能够发挥个人最大的创新和收益水平。因此,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各种不确定的结果。

此外,熊彼特专门提醒我们,税收国家自身并不会局限于税收收益的限制,相反,它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创造自己的经济领域,在这方面的国家行为就成为了一个企业,它也可以通过借贷获得收益,这些要素既决定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影响了国家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能够进行转换和控制,并且也有可能成为导致税收国家的危机原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固有的观念认为因为偶发的战争从而才导致了税收国家的危机和崩溃。但是熊彼特指出,战争并没有产生出新的财政问题,相反它只是将过去财政和税收中存在的问题激化了出来。 真正导致税务国家危机的状况是为了清偿财政支出的巨额债务而对于自由经济动力的破坏,以及国家能否对于税务危机产生的后果进行资本结构的调整。事实上,一旦国家因为战争或其他原因引发了财政危机,需要思考地是是否这场危机引发了生产结构的变化。一战中,很多企业将资本结构和生产结构从生产民用的物品转变为军事物品时,这就意味着这些物品就不再会进入生产领域而直接成为消耗品。战后,一旦这些产业和机器无法进行资本重组时,这时日常消费领域才可能出现危机。这点熊彼特明显不同于凯恩斯的观点,他使用了一个历史维度的动态视野,一旦这些产业能够通过市场转变为自由经济的一部分,未来的财政危机也就能够缓解。尽管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战时经济仍旧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和带动了就业,但是这显然迟早会导致税收国家的危机,因为在熊彼特看来,这种刺激经济的行为仍旧是暂时的需要,以浪费为主导,相反,只有在自由经济中,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以一种节约的方式才能够最终缓解和重建税收国家的秩序,他指出,只要税收国家的税收政策能够补贴必需品到储蓄中,避免其受到干扰,并且不让企业家因为政治,非理性的立法或战争冲击而离开他的企业和技术,而能够发挥其创造性才能,保证原材料的供给等等,即便是战争后的重建,也不足以导致国家的财政危机。总之,一个税收国家只要能够保证人们自利的动机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而不是依靠其他的动力,就能够避免和摆脱危机。相反,一旦国家依靠其他的方式作为发展的动力而抑制人的创造力那么很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危机。

尾声

 熊彼特提出关于税收国家的理论距今已经有整整一百年的历史,此后直到1970-80年代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奥尔森和巴泽尔等学者才开始逐渐从经济学角度重新思考国家理论,近年来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又进一步推动对于国家模型的思考,然而熊彼特这种将国家起源和税收关联起来进行历史性动态的思考,避免静态化模式的思考,也许时至今日仍旧具有宝贵的价值。时至今日欧洲仍旧面对着国家税收的问题和危机,整个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被这些危机所困扰,例如法国进来加税所引发的骚乱。百年前的问题仍旧如幽灵般困扰着今天的人们, 税收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乃至世界格局的一个热点问题,今日当我们仍旧需要思考一个国家的税收的本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何种税收方式能够真正增加人们的公共福利时,也许熊彼特的洞见对于今日的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视角和启发。

参考文献: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收录了《税收国家的危机》)

Swedberg, Richard. Schumpeter: a Biograph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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