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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融模式的先声 “文化智商” 领先的奥斯曼帝国为何衰亡

文/梁明德:1992年生,香港大学历史、法文双主修毕业。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系博士生、哲学硕士,其研究对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日关系。

“族群共融”、 “信仰多元”,似乎是新近的名词。的确,这些口号都是针对过去一百年来属于主流的  “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模式而提出的。 “民族国家” 的基因中包含对异文化的排斥,而数其最恶劣的代表,便是高举日耳曼民族旗帜,清洗犹太人、吉普赛人的纳粹德国。一百年前的闭塞的交通条件下, “单一民族国家” 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单一民族国家” 原则帮助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国界,制造了捷克、波兰之类的新民族国家。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 “单一民族国家” 已经不可能实现。所有主要国家,包括日本,都日益依赖外来劳动力和专才,甚至需要容纳难民。 尽管如此,“单一民族国家” 的咀咒,到今天还笼罩不少地区,比如执著於 “犹太民族国家” 定位的以色列,就一直找不到与巴勒斯坦人共处的良方。

实际上,一百年前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代表正是以 “单一民族国家” 为借口,瓜分战败的多民族帝国 ── 德意志、奥匈和奥斯曼帝国。要反思 “民族国家” 模式,便需要考察这些一战以前的多民族国家到底以甚么方法,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维持多元文化共存,而这个系统最后又是因为甚么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遇上严峻挑战,结果土崩瓦解。这次我们先看奥斯曼帝国。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Mehmet II) 攻占君士坦丁堡。

宗教多元确保奥斯曼帝国繁荣稳定

奥斯曼帝国 (即鄂图曼帝国) 在1300年左右由奥斯曼一世创立,是由突厥人 (今土耳其人为其分支) 建立的神权国家,苏丹同为哈理发 (Caliph, 即伊斯兰教宗)。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征服了东正教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将之改名为伊斯坦堡。在19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版图涵盖北非、中东和巴尔干半岛,西至摩洛哥,南至也们,东与伊朗接壤,北疆则在维也纳久攻不下之后,止步於匈牙利,然后于历次战争中被迫南移。奥斯曼帝国因此管理著一个民族和宗教上极为多样化的地区。根据可兰经,犹太教和基督教由于与伊斯兰教同源 (即旧约圣经),所以其教徒都被视为 “奉经民众” (People of the Book)。带兵攻入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Mehmet II) 决定不强迫异教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反而允许他们组成财政、司法和行政上自治的 “米利特” (Millet,“族群”),继续与伊斯兰教徒混居,并充分承认其文化差异。比如东正教徒所组成的米利特,其领导者仍然为该教的 “牧首” (Patriarch,等同教宗),继续管理帝国内的东正教堂。非伊斯兰教徒不受帝国司法系统管辖。各族群可以自办宗教法庭,处理婚姻、遗产和民事诉讼等,印发经书和办学、行医的权利也不受干涉。由于伊斯兰律法不允许异教徒开设新的教堂,帝国行政当局往往利用其神权,借哈里发名义,特许异教徒开办教堂,反映奥斯曼帝国处理文化问题的高度灵活性,以及行政人员 “文化智商” 的水平。不少在欧洲教廷苛政下无法生存的基督教宗派,比如聂斯脱里派 (Nestorian)、埃及科普特派 (Copt)、叙利亚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都在伊斯兰帝国荫庇下欣欣向荣。奥斯曼帝国的开放和包容实在难能可贵。

十七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绿色为伊斯兰教地区,蓝色为东正教地区,黄色斑点为犹太人聚居地,红色为亚美尼亚人地区,图上方青黄色为罗马天主教地区。

异教徒也享有不少伊斯兰教徒所没有的权利。1492年,天主教徒统一西班牙,消灭南部的伊斯兰教的安达卢斯公国 (Al-Andalus) 之后,下令驱逐境内所有犹太人。奥斯曼帝国马上派出舰队,把犹太难民接走并安置于国内。爱琴海边的萨洛尼卡 (Salonica,今希腊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 在17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都市。在奥斯曼帝国,伊斯兰男性教徒除非缴纳特別稅款,否则必须服五年兵役,但犹太人和基督徒则免费免服兵役。即便如此,不少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主动参与军队。奥斯曼近卫军 “耶尼切里兵团” (Janissary Corps) 本来是由被掳走的基督徒男孩组成的奴隸部队,但后来由于其社会地位大增,吸引不少基督徒参军,“耶尼切里兵团” 也成为16世纪全欧洲最精良的步兵队伍。多名犹太人和基督徒甚至先后出任帝国首相。在1856年改革之后,当局按照 “帝国人口三分之一为异教徒” 的标準,规定公务员学院名额须有三分之一为非伊斯兰教徒。帝国统治精英也拥抱多元文化,其口语混杂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词汇、文法,贵族间的通讯和部分政府公文甚至是以法语写就。Ōztürk (2014) 认为,多元政策确保了奥斯曼帝国多年的强盛与活力。奥斯曼社会的 “文化智商” 可谓冠绝全球。

 

从有到无   奥斯曼帝国多元政治因改革而衰败

奥斯曼帝国在1536年与法国结盟,并於1673年路易十四在位时,允许法国教会在奥斯曼帝国自由传教。在米利特系统下,帝国内的所有异教徒都有自己的族群首领,但奥斯曼帝国却承认所有罗马天主教徒受法国大使保护,拥有治外法权,不受国内司法管辖,结果铸成大错,为列强干涉内政制造了借口。十九世纪来临之际,奥斯曼帝国开始沦为列强俎上之肉。1798-1801年,拿破仑为抗衡英国势力,派兵侵占埃及省、叙利亚省和马耳他,最终在英国抗击下败退。1826年, “耶尼切里兵团” 叛变事败,遭到屠杀。1830年,在英国、法国、俄罗斯三国干涉下,希腊成功独立。同年,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1831-33年,奥斯曼帝国与类似於朝贡国的埃及省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叙利亚省 (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 战斗失败,叙利亚省割让予埃及,到1841年才在欧洲列强干涉下得以收回。

法国海军攻占阿尔及尔

在这些事件的刺激下,奥斯曼帝国在1839年宣布 “坦至麦特” (Tanzimat, 意即 “改组维新” ),推动多项改革和建设,发展工业和教育,并受法国大革命和人权观念影响,提倡 “奥斯曼主义” (Ottomanism) 作为新国民身分,将伊斯兰律法改为世俗法,甚至宣布同性恋无罪。司法改革意料之外的结果,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规定削弱了各族群原有的司法自治权,引起反弹。1856年英法两国帮助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胜俄国,但同时要求进一步保障基督教徒权益,协助基督徒中产阶级壮大,开了干预奥斯曼内政的先河。1876年,无能的苏丹穆拉德五世 (Murad V) 被废黜,取而代之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Abdul-Hamid II) 颁布帝国宪法,召开国会,然而候选资格包括要通晓土耳其语。不到两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便因对俄作战失利导致保加利亚独立,而宣布解散国会,恢复专制统治,错失通过宪政改革重整族群关系的良机。

187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宪法,召开国会,但在1878年又恢复专制。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不仅要割地赔款,而且跟晚清中国一样,负债累累,帝国财政稅收受列强指派的 “奥斯曼债务管理局” 一群欧洲公务员所控制。奥斯曼帝国内部瓦解的先兆,是在叙利亚省,其居民除伊斯兰教徒外,主要是基督徒和德鲁兹人。德鲁兹属于什叶派分支,但教义深受基督教影响,不为伊斯兰教正统接受。德鲁兹人则不少是地主,而基督徒多为贫农雇农,族群与经济分野不幸重合。在欧洲列强干预下,奥斯曼帝国在1842年宣布将黎巴嫩划分为基督徒北区和德鲁兹南区,然而两派仍然混居,且冲突不断,至1860年5月终于爆发战争,德鲁兹人在大马士革等地屠杀上万基督徒,最后法国利用 “基督徒保护者” 名义进行军事调停,制止杀戮。在英、法、俄、奥、普五国干预下,黎巴嫩行政长官 (Mutasarrif, “穆塔萨勒夫”) 改由基督徒担任,黎巴嫩行政局由十二人组成,各族群 (基督徒两派、德鲁兹、逊尼派、什叶派、东正教) 选出两名代表。黎巴嫩於是进入 “分饼仔” 政治年代,各族群要通过摊分实际政治利益,而不是透过文化默契,来维持稳定关系。

在另一边厢,亚美尼亚基督徒也耐不住了。1856年的奥斯曼主义 “人人平等” 司法改革造成亚美尼亚人的不满。但亚美尼亚人自己也不是铁板一块,其知识分子希望削弱在米利特系统中 “反动贵族” 和担任神权、政权领袖的总主教 (Catholicos of All Armenians) 的权力。1860年,在这些知识分子推动下,亚美尼亚米利特草拟了自己的宪法,并於1863年得到奥斯曼苏丹批准颁布,条款包括迫使总主教与新设的亚美尼亚民族议会 (Armenian National Assembly) 分享权力。结果是亚美尼亚总主教和上层贵族开始仇视奥斯曼统治。1878年帝国议会解散后不久,亚美尼亚人便开始武装起义,并得到俄、英等国的明暗支持,而亚美尼亚左翼份子也跟恩格斯等人取得连系,开始向奥斯曼帝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奥斯曼帝国民主化与多元政治的死亡

1908年立宪革命成功,各族群领袖宣誓拥护革命与宪法

1889年,奥斯曼帝国的各族裔进步军人和知识分子开始组织秘密的改革运动,成立政党 “团结进步委员会”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团进会)。他们深受日本明治维新和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的例子启发;当时各大古老帝国,如中国、波斯、俄国,都有类似的受日本启发的立宪维新运动,在中国便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绍曾等立宪派文人和军人。1908年6月24日,团进会向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发动兵谏,要求立宪和召开国会,史称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Young Turk Revolution)。翌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与军人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遭到进步派军人镇压失败,并改立穆罕默德五世 (Mehmed V) 为苏丹哈里发。团进会经此一役,深恐反动派再次反扑,逐步采取措施收窄民主范围,并在1913年确立其一党专政地位。

团进会内本来有不少基督徒、希腊东正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精英,并不为土耳其人独占,而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军人也积极参与了革命。然而1908年帝国议会选举,产生了过量土耳其裔议员。在帝国内土耳其与阿拉伯人口几乎相等的情况下,竟选出了140多名土耳其裔议员和仅60名阿拉伯裔议员;伊斯坦堡东正教徒也投诉选举违规。这都在团进会中产生猜忌。1911年末,70名反对派议员组成 “自由同盟党” (Liberal Entente Party),并赢得伊斯坦堡地区补选,引起团进会强烈反击,宣布解散国会重选,并於选举中采取 “操纵、恐吓和暴力” 手段 (Kayali, 1997)。在黎巴嫩贝鲁特,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商界普遍支持反对中央集权的自由同盟党,团进会於是发动工人、苦力和失业者组成暴力团伙,进行恫吓。自由同盟党也采用种族言论,包括指责团进会与犹太人合谋,断送利比亚于意大利手上。团进会於是用更强烈的伊斯兰教宣传进行反攻,并与犹太人划清界线。帝国的种族共融断送于一次选举。

1908年,印有各族文字、宣传宪法的明信片,从左到右分別是亚美尼亚语、希腊语、土耳其语、法语和希伯来语。

1912-13年的第一、二次巴尔干战争,使得“团结进步委员会” 内部族群关系走向破裂。1908年10月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1912年10月,保加利亚、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四个在欧洲列强干预下从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的新国家,在俄国支持下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总攻击;另一原属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国家罗马尼亚,也在1913年6月加入战团。奥斯曼帝国损失惨重,四十万伊斯兰教难民从巴尔干半岛向南逃避战火,不少人取道首都伊斯坦堡,衣衫褴褛,露宿街头,场面惨烈,为当地土耳其军人和知识分子带来极大震撼,精英阶层深陷於危机感之中。团进会自此愈加土耳其化,公开谴责国内希腊东正教徒和基督教徒从米利特系统获取大量好处,却私下同情巴尔干国家,不愿捐献给帝国军队,并呼吁伊斯兰教徒杯葛基督教徒的商铺。团进会加紧对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土耳其化,驱逐了二十万名希腊东正教徒。(Aksakal, 2008) 在阿拉伯地区,团进会加紧推动奥斯曼主义和中央集权,否定原有的族群分野和自治权,又在库尔德人中推行土耳其化,造成极大不满和族群间的猜疑。最后,在1912-1914年,英、法、意三国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亚美尼亚 “改革套餐” (Armenian Reform Package),要求把小亚细亚东部亚美尼亚人聚居地,改由两名欧洲裔督察管辖。1914年2月8日奥斯曼帝国屈服,簽署改革法案。

1914年亚美尼亚 “改革套餐” 中提出的两个督察区。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奥斯曼帝国决定与德国、奥匈帝国结盟,以复仇心态向俄、法、英等协约国宣战,并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大清洗,造成约一百五十万人死亡。英、法於是支持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起义。团进会军官如凯末尔 (Mustafa Kemal Ataturk) 虽英勇作战,仍无法避免帝国土崩瓦解。一战结束后,英、法本欲瓜分奥斯曼帝国,并解散团进会在各处党部,希腊也派兵占据小亚细亚西南岸。1920年8月,奥斯曼首相簽署色佛尔条约 (Traité de Sèvres),允许各国瓜分帝国领土,但凯末尔等军官组织反抗运动,成功在今日土耳其范围内复国,并废除哈里发,成为世俗共和国。又与希腊簽署协议,交换两国境内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土耳其通过这项政策,从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人为地变成世界上少数人口极为同质的国家,终于符合1919年以后 “单一民族国家” 的定义。

色佛尔条约:浅蓝色为亚美尼亚,深蓝色割让希腊,紫色割让法国,红色割让英国,绿色间条处为意大利势力范围,土耳其领土只剩下黄色地区。 (公有领域图片)

奥斯曼帝国的教训

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创伤至今仍未癒合。除了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关系僵持多年外,巴尔干半岛也历经了多次战争与人口清洗。哈里发的废除使得伊斯兰教去中心化,并为极端保守势力的冒起创造了条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仍在继续,叙利亚今天又是一片颓垣败瓦。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不承认库尔德人从前在米利特系统下享有的自治权,结果内战多年。团进会部分军人为推动泛突厥主义,在1920年代继续於中亚与苏联战斗,一些最后流窜到新疆,参与了建国运动,成为中国心腹大患。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中) 与现今总统埃尔多安 (右)

奥斯曼帝国多元主义的崩溃给我们甚么教训?奥斯曼帝国的 “文化智商” 曾经冠绝世界,主要地区社会种族关系融洽。高度的文化智商和种族共融,造就了奥斯曼帝国在几个世纪的繁荣与稳定,它甚至收容了在欧洲遭迫害的族群,如犹太人,并为欧洲开明知识分子所称道。然而从一开头,奥斯曼的部分族群关系就与经济阶级界线重叠,比如黎巴嫩的基督徒和德鲁兹人,也比如各地的犹太人群体。事实上,现代国家如英、法、美等国,族群关系之所以具有爆发性,主因也是其经济属性使然。阻止族群界线与经济界线重叠,应当成为国家族群政策的重点,是一个有为的政府应该锲而不舍的目标。其次,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国内族群矛盾很容易便会上升至外交、国防层面。此时正考验著管治精英与社会整体的文化智商;其建设因此也是一个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问题。黎巴嫩两族斗争为欧洲各国利用,公然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团结进步委员会开头希望推动奥斯曼主义,尝试通过立宪与有限度的民主,重新构建国民认同感,但在外部势力挑动内部族群矛盾的时候,并没有呼吁更大的族群团结,反而在国民之中进一步采取分化措施,攻击东正教徒、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最后正中各国下怀,直接促成帝国的瓦解。

英国伯明翰的穆斯林仲裁庭

第三,政府在采取一些无论出发点多么好的改革措施之前,必须摸清族群内部的既有权威系统,尤其是认清谁是既得利益者。奥斯曼帝国在1856年推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虽然是极为进步的措施,但并非建立在民意基础上,而且此决定毫不尊重传统,也违反政府多年来对各族群许下的自治承诺,结果马上让各族群强烈反弹。其实,族群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自己的事务,即便在现代社会也并不是坏事,但个人必须有自由选择族群或不受任何族群管辖的权利。1996年以来,英国推动建立穆斯林仲裁庭 (Muslim Arbitration Tribunal),处理伊斯兰教徒一部分民事诉讼;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系统竟然在英伦诸岛复活。然而这样的族群自治制度一旦设立,便会制造既得利益者,难以废撤,其设立必须极为谨慎。例如苏丹批准亚美尼亚立宪,分薄总主教政治权力,既得罪总主教等原有建制派,也不见好于亚美尼亚人的激进份子,直接促使两方合力推动叛乱。

黎巴嫩在1975-1990年内战后,形成了一个摊分族群利益的政治系统

最后的问题是民主化与 “分饼仔” 政治。在奥斯曼帝国末年,团结进步委员会矢志推动民主化,却又深明民主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为确保中央集权能够推进、激进社会改革能够克服反动,在阿拉伯地区大肆干预选举,结果比不举行选举更差,甚至引起阿拉伯人叛乱。而黎巴嫩的族群关系,从1860年开始,到1975-1990年爆发内战,直到2019年的今天,可谓成也 “分饼仔”,败也 “分饼仔”。目前黎巴嫩宪法规定,各教派之间采取 “共存主义”,而作为过渡措施,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需在各公共机关中有同等代表;无论选举结果,总统都须为基督徒,而总理须为逊尼派伊斯兰教徒。这项过渡措施自1989年生效以来,已经三十年了。黎巴嫩现在成为了中东世界少数民主制度成功、经济发展乐观的国家,举国上下也无意废撤此一条款。这似乎说明:在多族群成功共融的国家,推行民主与 “分饼仔” 政治并不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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