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现场

索尔仁尼琴:回顾我的哈佛演讲

作者:索尔仁尼琴

译者:李晋

在1978年冬季,我突然收到了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个邀请,在毕业典礼上进行一场演讲。当然,我可以对此拒绝,和我从1975年开始,收到了其他数百个邀请一样给予拒绝。

但是哈佛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我的演讲能够被美国人所听到。在这两年里,我没有作出过演讲,我的性情迫使我再一次讲出来。于是我接收了这个邀请。

当我开始在第二年春天准备我的演讲时,我发现不光是厌恶而是持续不断地重复,我不能够也不想要回到先前的方向或主题。因为多年生活在苏联,然后现在在西方生活了四年,我不断地抨击和批判着共产主义,但是最近几年,我也看到了西方出现的让人恐惧的危险,因此,在这里我更愿意谈谈这些危险。为了表达出我所收集到的这些新的观察,我的演讲将围绕西方的事物来进行,关注于西方的衰弱。

这场演讲和我其他的演讲不同,我写出了这份演讲稿,并且我的秘书伊琳娜·伊洛瓦斯卡娅(Irina Ilovaiskaya)将它翻译成了英文。她非常了解西方,因此,她对这份讲稿感到非常担心和苦恼,并且试图说服我尽量缓和我的观点和措辞。我拒绝了她的建议。当演讲稿翻译和打印出来后,她哭着告诉我太太奥雅(Alya),“因为这个人们不会原谅他!”

我的演讲被提前做了预告,几乎如我所预料的(他们后来写到)预告说是一位流亡者对于伟大的大西洋自由堡垒的感激,要歌颂它的力量和美德,这些苏联所缺乏的东西。几乎不用说,他们期待一场反共产主义的演讲。在晚上,是一场正式的庆祝晚宴,我很荣幸和博茨瓦纳的总统,塞莱兹.卡马爵士(Sir Seretse Khama)列席而坐,他黑色的肌肤透着紫色,他面容有些疲累,同席的还有以色列的前总统,以法莲.卡齐尔也就是卡切斯基(Ephraim Katzir (Katchalsky)),他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位和善的乌克兰农夫,却也会固执己见。以及那位有些焦急不安的理查德.派皮斯——这位对哈佛很有影响力的人,并且是在美国以一己之力支撑俄国研究的人——过来见我,并且发现如果是对的话,我的演讲的中心是在柬埔寨 (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接下来的那天,6月8号,人们坐在哈佛露天的广场的座位上,先是毕业生根据他们的区域列席,接着是那些被邀请的来宾,周围还有大量站着的人群——我估计大约有2万人左右。

哈佛校长向毕业生们致辞,接着是授予博茨瓦纳总统,以色列前总统卡齐尔,以及丹麦人类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他出乎寻常的镇定自若),和我荣誉博士学位,让我感到吃惊,人们站了起来,向我鼓起了掌;很显然,围绕在我身边的神话现在在这里也已经被消除了。

哈佛的毕业生们列队穿过广场(领头的是一位老人,他是1893级的学生)然后是我们,这些特邀嘉宾,学生们向我们致以了热烈的掌声,然后每个人又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当轮到我发表演讲时,开始下起了倾盆大雨。

在我们的演讲台上支起了遮雨棚以免淋雨,但是人群中却暴露在雨中,当我开始演讲时,让我好奇的是一些人撑起了雨伞,而一些人却不用伞,但是每一个人却仍旧在雨中坐着,没有人匆匆离开!我的演讲加上翻译,一共用了一个小时,是平时正常演讲时间的一倍,麦克风广播向哈佛广场的四周进行播放。

我很惊讶人们是如此多次并且充满热情的鼓掌,有些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特别是当我谈到远离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时。这些都打动了我。又是他们吹口哨,也是表示赞同的含义,但是也会发出另外一些声音,拉长的“丝丝”声,在俄国这意味着要求保持安静,但是,在这里却相反,表示着不同意。(后来我也是在哈佛的校园里了解到,更早些时候,这里有广泛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激烈的抗议。)

在我演讲之后,大学向我要了讲稿,然后很快就印刷出版了,大概2000份很快就售完然后就开始了对此随意的摘录和引用,狂热地传播到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哈佛大学收到来来自12个国家5000多份来函索取。(这里在说一次:我已经在其他一些地方说到了这些事,人们对此充耳不闻,但是现在,因为来自美国,被全世界所倾听,就好像我是第一次说这些一样!)

无休止的电视台,记录了我的全部演讲过程,在晚间播出了出来,并且还对此进行了一场讨论。全部都是这些,奥雅和我晚上只能晚上收听美国之音,里面是以我自己的声音向苏联播出了整个演讲。

接下来的一天半,就好像对于过去的一次回顾。在晚上,哈珀与罗(Harper & Row)出版社和我们在哈佛的饭厅共进了晚餐,有些年迈的卡斯.坎菲德尔(CassCanfield)蹒跚地来看望我:他曾经对我的著作《第一圈》反复无常,尽管最终还是出版,但是代价却是我受到了羞辱并且被剥夺了公民权。人不应当对过去耿耿于怀,但是见到他还是让我有些不快。

第二天我们去了康涅狄格州我著作译者托马斯.惠特尼 (Thomas Whitney)的家中——他的朋友哈里森 塞思博瑞(Harrison Salisbury)也在那里——在卡莱尔事件中[在西方一开始出版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出现的一些困难——国家评论注]他们两个最终站在了我的这边。这天晚上,我们邀请了一些客人相聚,是阿瑟.米勒和他圈子里的一些朋友,纽约的精英。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回到了家中,这是美好的两个月的开始!——一场无休止的激动的报纸对于我演讲的回应,然后是来自美国各地潮水般的信件。伊琳娜·伊洛瓦斯卡娅阅读着这些信件然后进行一些总结,而我自己则阅读了学多的文件。但是我不得不说,在这些评论和我演讲的实际内容之间的关联(或者就是缺乏联系)让我感到大吃一惊。

我所演讲的题目是“世界的分裂”,在这个演讲中我已经阐明了我的观念,那就是人们被分裂成了原始的,特有的各种世界,各种与众不同独立的文化彼此远离,越来越彼此陌生(然后我罗列出了其中的一些)。人们必须要放弃那种仅仅按照西方模式的发展环境来傲慢盲目地评价其他不同的世界。以如此的态度作为基准结果只能导致对于这些不同世界本质的误解。并且人们也必须冷静严肃地反思他们自身的体系。

西方世界大体上维系于法律,而不是真正的道德尺度,除此之外,这种法律思考方式还具有一种趋于僵化的倾向。

就原则而言,道德义务并不依附于政治,通常也不依附于公共生活。

自由的概念已经被引导为了一种不受约束的激情,换句话说,是以一种邪恶的力量所引导 (以至于没有人的“自由”能够被限制!)。

面对上帝和社会的责任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人权”已经被如此高举以至于于社会的权利被压制和摧毁。

最重要的是,出版媒体,被人不加以选择,行事肆意妄为,获得了比立法、执法以及司法权力更多的权势。在这些享受自由出版行业的自身,支配的观念却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被即刻流行的政治风潮所指导,这些都导致了让人惊讶地观念的整齐单一。(在这点上是我对此感到最生气的。)

整个社会体系不能够致力于将杰出的个体提升到最高的位置。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繁荣和物质丰裕的积累超过了其他一切的价值,这也导致了西方孱弱的特点,也让人大规模丧失了捍卫西方自身的勇气和意志,这点在越南战争中就表现的非常明显,更不用提那些在面对恐怖活动时人们的那种混乱和不知所措。

但是这种社会状况的根源则起源于启蒙运动,来自于理性化的人本主义,来自于人是万物存在的中心的概念,不存在比人更高的力量。对于当下西方的世界和共产主义,其根源就在于没有了宗教的人本主义,这也导致西方知识界对于共产主义会抱有如此强烈,冥顽不灵的同情。

我在演讲的结尾出指出,事实上,20世纪道德上的贫困源自于人们过度地投入到社会政治的变革中,却失去了那位整全和至高者。

我们所有人,没有其他的拯救,而只能够再一次寻找道德价值的尺度,产生一个崭新的视野的高度。“在尘世中没有任何人还有其他任何的办法——而只有在上面,”这是我演讲所用的结尾之言。

在整个演讲中,我没有一次使用过缓和(détente )这个词 (他们期待我再次能够进行抨击共产主义),我也没有呼吁说战胜共产主义,并且仅仅在背景中,作为题外话,我确实说到的是,“下一场战争…可能会永远地葬送西方的文明”。

这些饱读诗书阶层最为优秀的人门以及出版界听到这场演讲,他们会产生如何的反应呢?让我感到吃惊地,不是报纸从各个角度来对我进行抨击(毕竟,我对于出版界进行了尖锐批评),真正感到吃惊的是事实上他们完全没有领会到所有要点 (这本是媒体一个显著的技巧)。他们弄出一些我演讲中根本就没有的东西,然后让我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进行塑造,但我并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

新闻报纸开始猛烈抨击,仿佛我的演讲聚焦在了缓和或战争上一样。(是否他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回应,期待我的演讲将会如同我三年前在华盛顿和纽约所做的演讲一样?)“在讨伐共产主义…独裁统治…搁置一切其他的价值…防止回到最为疯狂的时代…他的草率糊涂的政治分析。”(媒体是如此狭隘短视,它甚至不能够看见出了政治之外的事物。)

在第一天,出版社喋喋不休地尖刻谩骂:“他在西方挥舞他的拳…盲信…东正教神秘主义… 暴躁的教条主义…政治浪漫派…保守式的激进派…反动的演讲…痴迷…已经丧失了他的平衡…没有要点…听起来好像是心智的分裂所产生的错乱”(和我演讲的题目一语双关)。

然后,他们得出了各种“结论”:“如果你不喜欢这里,为什么你不离开?”(这句话不不止一次的出现在数家报纸上)。“如果生活的美国是如此凄惨和腐败,为什么你还选择生活在这里?…索尔仁尼琴先生,快点夹着尾巴早点走…当你不喜欢这里,就休怪说是我们无情地说你不用待在这里…喜欢它或者离开它…如果有什么人愿意发给(他)一张向东飞行的国际航班的时刻表。”当我在我的演讲里说到“我们的国家”时,我指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他们对此感到异常地愤怒。“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忍受,就是这位嘉宾…给你说教你各种错误。在先于克格勃一步逃出俄国后,因为有了过多的自由,索尔仁尼琴转身就谴责声讨我们,款待他的人”——(我承认这里非常讽刺)——而非常有趣的是“在和平和自由中生活…这是美国,从希特勒的铁骑下拯救了他故土的美国。”(尽管人们也许会争论到底是谁拯救了谁)。

我在哈佛进行演讲之前,曾天真地相信,在这个社会中我已经找到了自我,在这里人们能够说出他心里所想的,而无需去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现在却证明是民主对于阿谀奉承满怀期待。

当我在苏联大声疾呼“不靠谎言而活!”时,被认为是言之有理,但是当我在美国大声疾呼“不靠谎言而活!”时,我被告知走远点,哪里凉快哪待着去。

此外,我还被人直言不讳地进行谴责,说,我正在批评的西方媒体和出版,正是我在苏联斗争中救我的同样的媒体。似乎我是忘恩负义之人。但是我是以赴死之心进行斗争的,根本没有期待被救。我曾经在《橡树和牛犊(国内译为:牛犊顶橡树)》中写到,“西方的同情开始变得的越来越热直到它达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温度”。

但是如今,他们后悔曾经帮助了我。在1974年,布尔什维克将我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现在西方会更乐意寻找另外一种方法来对待我,特别是在读到了我《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之后。基辛格和教宗保罗VI已经很快的出了结论,早在1973年,我就不应当被保护。

几乎是我在哈佛演讲的同一时刻,卡特总统在在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发表了一场演讲,热情洋溢地颂扬美国。“和卡特相比,他(索尔仁尼琴)几乎是在用布道来说美国的生活方式”,索尔仁尼琴完全充满着批判,这是新闻周刊的哀悼之词。

几天之后,美国第一夫人在国家出版俱乐部发表了讲话,几乎完全不顾礼貌场合,专门对我进行回应说,美国根本就不存在精神的衰落,而是全面的繁荣。现在,美国正当性的巨浪席卷着整个出版媒体:“他根本就没有领会美国的精神…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负责任。我们将自由置于责任之前”,确切而言,“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民族”。

尽管根本就没有版权的限制,但是主要新闻报纸都没有印出我真实的演讲,而仅仅是对我的演讲进行断章取义,来利于他们进行谴责。“他完全先入为主地认为美国堕落和胆怯…特别是不理解对于自由的使用,更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他完全不理解,在我们的弱点中,[甚至在]简单和毫不庞大的政府中,正是力量所在,伟大的力量,[这些]可能对于传统的俄国人是理解不了的。”

许多报道反复都是这样的论调:他过于俄国人,他是冥顽不灵的俄国人,他的经历只限于俄国的那些事,他根本不理解。“一个来自俄国过去的声音…一位十九世纪的斯拉夫人…他瞧不起我们的出版业…无须多言就可以期待,他在我们中间生活三年后,他将不得不说我们的出类拔萃。[难道他不能够]至少因为整个社会的自由扩展而为此感到欢呼吗?…难道我们没有出版他的书?难道他没有足够的理由心怀感激?…绝大多数美国人将对这个主题感到不安…“人民有权不去知道”——(我曾经讲到“人民丧失权利不能够知道,不能够拥有他们神圣的灵魂,而被流言蜚语,无意义和虚妄的空谈所填充”——索尔仁尼琴)”——要么就是“商业利益逐渐‘窒息着’属灵的生命…他作出了奥斯瓦德.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耸人听闻的结论…这个伟人根本不爱我们…[他指出]鬼鬼祟祟,模棱两可地,‘属灵生命’的重生…「这场演讲仅仅」表明哈佛能力的弱点就是需要让一个诚实的美国人[去给毕业生致辞]。为这个美国人感谢上帝。

哈里森.索尔伯里(Harrison Salisbury),他最初在电视上为我辩护,说一位田园哲学家能够从他的退避中完美地看到更大的图景,现在他还是表达了对此的吃惊:“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仁尼琴能否反对苏联政府,同样也能够反对美国政府?无论放在谁的肩上都是极为沉重的担子。”

但是即便是在最初对我异口同声地谴责中,也有对我的演讲进行评论的(每天都有很多是口头的),这些评价并不是关注于演讲的政治要素,而是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将我和圣经的先知比较,和以前美国的清教徒比较。“倾倒出末日审判的警告…重现末世审判先知的传统…击打大多数美国人自我感觉的良好…类似这样的演讲从清教徒时期开始已经隔了漫长的时代.曾经英克瑞斯.马瑟(IncreaseMather)就任哈佛校长时,相比于索尔仁尼琴,马瑟就像一个道德软弱之人…索尔仁尼琴用苦涩的真理,在这个国家掀起了九级地震。”

很快,新闻报纸对我演讲的评价也开始面世:“一场充满误解批判的雪崩…触碰着痛处[和出版媒体的]…一位具有魄力和欲望的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捅了马蜂窝…极少有普通公民的一场演讲能够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争议,极少有这样压倒性的回应是如此无的放矢…他攻击媒体的自信,假冒为善和欺骗,媒体将根本不会原谅他所做的…自由派通常对‘邪恶’这个词感到尴尬窘迫,[但是索尔仁尼琴]已经看过了地狱诸多面孔中的一副。”

对于更多读者的回馈 (尽管已经被编辑稀释和进行了删除)以及诸多深入思考的记者的文章也以他们的方式发表在了报纸上,在出版业的头版头条卷入了这场讨论,对于我演讲的看法的论调也开始变得极为千差万别:“他所说的是毫不掺杂纯粹的真理以及真理有时会被损害…这是一位流亡的异乡客能够带给我们的无与伦比的礼物…我们应当感谢他,能够站在我们的年轻人面前,并且指出一条更好的道路,一条尊重权利的法律的道路…我们应当更为留心倾听索尔仁尼琴的智慧…重新思考这场哈佛的演讲——首先不是作为一场攻击,而是对整个人类大家庭的恳求”

最终,一位哈佛的毕业生,旺达.厄班斯卡(Wanda Urbanska),她听了我的演讲,同时也梳理了她对此的观点投给报纸:这场演讲 “推翻了很多关于我们自身的主观臆断,这个世界和哈佛应该非常认真地进行对待。”她问到,为什么,是否一份报纸专栏能够擅自说是为毕业生发声?她得出结论说,索尔仁尼琴 “挑战我们;他让我们感到不安;但他也和我们站在一起。”

现在,人们可能也开始去阅读许多回应,这些回应明显和那些纽约和华盛顿的美国人自大傲慢的态度大相径庭:我们在内心中知道他是对的…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我们的错误,并且尝试去改正他们,我们就比他所谈到的更加糟糕…索尔仁尼琴是对的,甚至是极为让人畏惧的正确…散发光芒,充满勇气的哈佛演讲如同两刃的利剑完全切除了美国那松弛下来的赘肉…美国人将会感受到索尔仁尼琴的价值…华盛顿邮报可能对索尔仁尼琴先生措辞中的俄国腔一笑置之,但是它不能够贬低它们普世的意义…让我们极早地为之感谢而不会显得太迟…他的演讲应当深入美国人的内心。然而,这场演讲不是被细细品读,而是惨遭屠戮…当出版界最终被掌握在一小撮企业高管的手中时,它是否还能够维持多元化呢?”

渐渐的,另外一些美国人开始展现在我的面前,这些人生活在小镇,充满活力,生活在中部,这些美国人在我撰写我的演讲稿时,曾对此想象过他们,也是我演讲的对象。现在我感觉到了少许希望,我能够和这样的美国人心意相通,将我们曾经经历的告诫他们,甚至可能让这样的美国改变它的方向。

但是需要多少年才能够做到,需要耗费多大的气力才能够实现呢?并且,我如何进行这场战斗,呼吁去誓死抵抗共产主义,而完全不需要用俄国作为攻击的靶子呢?在这种情形下,第三波移民[the Third Emigration](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允许人们海外流亡的浪潮)的狡猾辩论家不仅仅用他们的谎言遮蔽了苏联的现实,而且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散播说,对于西方而言,相对于苏联,真正俄罗斯的信条远比当下良性的共产主义政体更为危险,而后者应当被得以支持,尽管需要对此保持灵活的谈判来加以控制。

随着哈佛的邀请之后,我也受到了美国西点军校的邀请:这所陆军学校超过了5000多位学生,我将能够演讲任何我想要讲的主题。这是一个理想的讲台,能够将美国调转一个新的方向!西点军校是美国总统们的护民官,这里有一群坚强而富于共鸣的人,这点不同于哈佛那些善于沉思的听众。什么更为重要的演讲能够让这些听众感到信服?这是一个严峻并且关键之地:这些学生将有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的军事领袖,并且以及前线地区的司令官。如果不是他们,那么又有谁需要将美国人对俄国人的敌意进行消解呢?如果不是他们,谁能够首先被告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叛,能够首先告诉谁,向谁来解释在苏联和俄罗斯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这将是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击。我非常想要去西点军校演讲,但是奥雅适当地劝阻了我:这样的演讲返回到故土俄罗斯会得到怎样的理解?如果在我演讲后,我就支持贸易联盟协定,我曾经已经被错误地指控为坚持要俄罗斯因为饥饿而屈膝,那么这场在军事院校的演讲将成为我结交“美帝国主义者”的标志。最终结果将是完全事与愿违。因此我被迫拒绝了这次邀请。

这场哈佛演讲所释放出来的回音回荡不断,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选录自《索尔仁尼琴回忆录》“在两个里程碑之间:流亡的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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