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华夕拾

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的纪念与思考

文/章海陵(俄罗斯文学专家,曾求学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东京大学,任亚洲周刊策划编辑多年。目前定居美国。)

今年是俄罗斯也是世界文豪托尔斯泰逝世一百一十周年。一九一零至二零二零,回看这一百多年,俄罗斯发生的变化何其波澜壮阔,仅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般的大变天就发生了两次!颇值得玩味的是,狂热投身改天换地的俄国人,哪怕已有祖孙或曾孙辈之隔,几乎个个都在这时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高尔基散文《海燕之歌》的这句高昂结束语,人们耳熟能详、琅琅上口,却可能不知其精神渊源跟托尔斯泰思想,具有前因后果的不解联系。

托尔斯泰有一个终生都不曾变化、动摇过的信念:人生来就有追求幸福的愿望,如果连这种愿望都没有,他就不是活人。凭著这样的生命信念,托尔斯泰以伟大人道主义者的切肤之痛,观察到俄罗斯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有多么糟糕可怕,这是无处不在、吞噬希望和生命的黑暗,这是生不如死的卑微与屈辱!为表达愤怒和抗议,托尔斯泰藉雄浑、细致、极具独创性的文学创作来“为民请命”,由此写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三部辉煌巨著,今天已被全世界公认为丰碑式文学遗产。

不管是个人或是群体,追求幸福的愿望与期待,岂可被剥夺、被灭绝?托尔斯泰的“幸福观”也是他的“生命观”。就这样,在俄国革命将要来临时,列宁称托尔斯泰是千百万农民“情绪和思想的表现者”。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更尊托氏与易卜生为“预报这场大风暴的伟大先驱”。

但是,革命风暴的表现者和预报者,到底不是发动者。那么,发动者是谁呢?革命党人吗?严格说,也不是。从革命党人的作风鲁莽、思想不成熟及屡战屡败即可看出,革命终于成功,不是发动者的胜利,而是革命在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合力之下,自动形成和发生的。变天,学者们称“是体制、权力者的合法性已穷尽”,风水师的调侃则是“气数已尽”四字。

对于俄罗斯革命本身及其后果,特别对于“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的口号,托尔斯泰绝无高尔基那种情怀与期盼,而是殚精竭虑、五味杂陈。大文豪深知革命具有正当性且势不可挡,但更清楚革命的破坏力绝不亚于雷霆万钧的浩劫。在这种多半是血流成河、大面绩破坏的损失面前,革命原本正当、正义的光芒将变得暗淡,甚至熄灭,人类文明与世界进步潮流,将遭遇严重的干扰与挫折。

其实,俄罗斯革命在“起于青萍之末”的前期,国家和民族就亟需有正义激情、又清醒冷静、集思想家、观察家及鼓动家于一身、且享众望所归声望、真正的领袖人物站出来,但令人扼腕的是,罕见卓越的托尔斯泰却偏偏不是,他抗拒、蔑视权威人物,对操控民众的政治更怀有几近生理上的强烈厌恶。不难想像,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物,倘若真地参加哪个革命党,必遭众叛亲离,被冷落为孤家寡人。该结局难道不也为稀世天才独来独往特质所注定?其实,这一点大可从托尔斯泰本人与狂热的托尔斯泰主义信徒的关系中看出,大文豪出于自律、腼腆及坚毅的性格,才没疏远怠慢他的崇拜者。

俄罗斯前途何在?它悲剧命运的来龙去脉怎样生成?今天回看托尔斯泰当年对此的思考,可说大致不错,但漏洞也不小。试想,权贵沙皇既然早有改革之意,本该罪不至死,但最后为何仍步入无可挽回的灭亡绝境?按说,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杰林娜二世,几乎每朝沙皇都认为俄罗斯大大落后欧洲,也决意迎头赶上,而年轻贵族中更有一批激情似火的忧国忧民之士,为了扭转祖国的发展颓势,他们甚至急不可耐地发动起义,事败遭到当局残酷镇压。诗人普希金倾吐他们的心声:同志,请相信,幸福迷人的星辰就要升起,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鑴刻我们光辉的名字。

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政权被推翻,九十多年时间里,也不能说俄国始终在故步自封、蹉跎光阴,而是自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以来、尤其最后十年,资本主义发展已有长足进步。殊不知旧俄落后的政治文化积习太厚太实,恰如百年不闻不问的马厩,即使有过几次颇为奋力的清扫,但效果不彰,形同隔靴搔痒。

十二月党人起义,影响了几代俄罗斯人

在此期间,作为俄罗斯良心,托尔斯泰苦口婆心、杜鹃啼血般地呼吁人民群众,其实更是告诫朝廷当局:无论哪个国家,既然走上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急行军之路,改革大业就怕虎头蛇尾、不深不透,继续不把人当人,却热衷做花样文章,自欺欺人。

政治软肋被托尔斯泰戳痛,沙皇不是痛改前非、从善如流,而是控空心思地刁难迫害大文豪,东正教会也可耻配合政府迫害托尔斯泰,宣布将他革出教门。可悲的是,革命家也大为不满托尔斯泰,认为他在毒害民众思想,麻痹俄罗斯斗志,给革命事业造成破坏。

托尔斯泰挽狂澜于既倒的救国路线,是否也有乌托邦空想之嫌呢?他认为,真理在纯朴善良、但一贫如洗的农民一边,权贵者若有理性良知,就应该真诚地向农民劳动者忏悔认错,用行动向他们靠拢;具体做法是,过简朴生活,靠劳动养活自己,身体力行“平民化”。而含冤受苦的下层民众要捐弃前嫌,切勿以牙还牙,尤其不可“以暴力抗恶”。

这种“不问穷富、贱贵”的阶级大和解,其想法并非来自托尔斯泰的天马行空,而是亲睹俄国人的劳动情景时受到启示。农民夫妇为码好草垛,站在地面的男方总是尽量高举草捆,而位居高处的女方总是尽量弯腰接应,双方的礼让、体谅的配合不仅提高工效,也加深感情。托尔斯泰设想,将这样的工作模式移植到全国对立的阶级关系中来,不就实现恩怨消融、皆大欢喜?

托尔斯泰方法论上的合情合理,却撞到可行性上的谬误失算。数千年来被剥削者与剥削者、受害方与加害方之间的心理对抗,岂是码草垛式劳动的一声号令就可消除?既使在假装玩游戏,双方都做不到和解。至于托尔斯泰所希望的,富贵阶级自愿过劳动者简朴生活,实现“平民化”,更是椽木求鱼,甚至与虎谋皮。

对于俄国农民阶级,不能不说,托尔斯泰似乎也看走眼,是否故意“隐恶扬善”也未可知。大文豪被俄国农民认命、善良而温顺的性格感动得泪流满面,但他毕竟是细腻精致的文学家,是严格认真的观察家。庄稼汉也是人而不是神,人心、人性的善恶向来被托尔斯泰尽收眼底,他哪能忽略农民内心的幽暗王国?若熟读文豪大部分作品,你就可看到俄国农民与小市民可怕可恶的一面,他们冷酷变态地虐待弱者、妇女和儿童,未出生婴孩也敢杀害。是,他们从来就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群穷苦人,但他们也有铁石心肠。

沙皇年代人性的美好与丑陋,被神形兼备、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全世界读者为之感动、受激励、教育和启示,这是托尔斯泰及陀思妥耶夫基等作家们的不朽功勋,俄罗斯由此赢取世上唯一文学超强大国的桂冠。

不用说,俄罗斯文学的最大受益方,仍是自己国家与人民。不妨再略略回顾俄国十月革命的历程,列宁当年曾痛斥托尔斯泰,称他对社会、人心和人性作追根究底式探索,对阶级和解的呼吁,是最有害、最恶心的宗教。没过几年,列宁带领他的党成功推翻沙皇政府,打造了远比旧俄更强大、也更凶悍的前苏联。对于旧俄帝国,命运不相信它的眼泪,但历史也没站在列宁缔造的红色帝国这边,而是眼看它于一九九一年从地球上消失。

值得肯定的是,俄罗斯浴火重生、再造民主的过程中,做到没流一滴血、没死一个人,而这不就是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思想的胜利?依法治国,不搞革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捥起衣袖、聚精会神搞和平建设,这不仅是俄罗斯,也是所有正常国家的“治天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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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专家,前后求学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东京大学。曾任亚洲周刊策划编辑多年,目前定居于美国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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