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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认真对待本地史,才有可能写出全球化历史:评《蓝白之城:中国瓷器与早期现代世界》

文/马丽(女性研究专家与社会学家)

众所周知,在英文世界中中国和瓷器是密不可分。尽管为什么用China来指代中国的词源学研究,对于这个词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是在全球史中,中国的瓷器无疑在早期现代的西方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早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景德镇的记载。书中是这样写的:

流过泉州港的河水宽阔而湍急,它是流经杭州那条河的一条支流,德化城就屹立在这条支流与主河道的交汇处。这里除了烧制的瓷杯和瓷碗碟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瓷器的制作流程如下:人们从地上掘取一种特殊的黏土,收集起来并堆在一起,任凭风吹雨淋日晒,历经三四十年不去翻动它。黏土经过这种处理,土质就变得十分纯粹,适合用来制作成上述的那些器皿的瓷坯。然后按照艺术构思在做好的瓷坯表面涂上适当的彩釉,再将瓷坯放入炉中或窖中烧制。这么说来,那些采掘黏土的人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准备烧瓷的原料。城中有大批制成品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八个瓷杯。

《蓝白之城:中国瓷器与早期现代世界》

尽管西方,瓷器(China)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词,并且也普遍被视为与中国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讽刺的是,景德镇——这个著名的瓷都对于绝大对数西方人而言确是十分陌生的。为此,202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景德镇历史的新书,《The City of Blue and White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蓝白之城:中国瓷器与早期现代世界》 ),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作者Anne Gerritsen是汉学家和全球史专家,在这本书中,她研究的是器物如何讲述全球化的历史。她在这本新书中提出一个颇有贡献的论点:中国在早期现代史的重要角色,离不开景德镇瓷器的制作和消费。本书聚焦于景德镇瓷器对全球艺术消费的深远影响,以及全球贸易又怎样重塑了当地的制作工艺。

早在公元九世纪(唐代),阿拉伯商人就曾到中国南海地区购买瓷器、金银器、铜镜、丝绸制品。在1998年一艘被打捞上来的阿拉伯商船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7万所件瓷器,佐证这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品曾大量进入早期全球贸易网络。但景德镇蓝白瓷器被销往全球各个角落,是从14世纪早期到19世纪。

研究中国瓷器的艺术史学者大多关注器物本身,包括制作技艺、馆藏、审美等方面。也有艺术人类学家研究景德镇工匠社区,以及他们与古代帝国之间的关系。经济史学者讨论西班牙语美国白银流入中国,怎样带来欧洲对亚洲商品的需求。Anne Gerritsen则借助一个新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景德镇是怎样成为全球瓷器制作的中心,并在几个世纪维持这样一种地位?她提出,这是因为商品、人口和思想的流通、流动和交流,本地(local)与全球(global)因素同时作用、交融的过程。影响到瓷器制作的不同人群上至皇族、高官,下至本地管理者、工匠和商人。他们的决策使中国景德镇瓷器远销全球。

在公元10世纪,江苏东北部一个小镇开始成为制造白瓷的中心,在宋代得到真宗皇帝赞许,赐年号“景德”给这个地方改名,自此成为中国唯一用皇帝年号命名的城市。到了元代,景德镇所产的“青花瓷”(也称“元青花”)声誉极高,借助元代这个中国疆域最广的朝代,销售范围也空前扩大。这个陶瓷史巅峰时期的元青花瓷对后来的艺术品市场,一直起到深远的影响。直到2005年的一个伦敦拍卖会上,一件元青花瓷成交价创世界陶瓷品拍卖最高纪录(2亿多人民币)。

《蓝白之城》书中用三章篇幅纪录了青花瓷技艺是怎样在本地创新,后又成为全球畅销的设计形式。最初,用青色几何花纹布满白瓷表面的做法,与中亚地区的艺术风格相关。但景德镇继承了中国北方瓷窑的创新技艺,反倒成就了独树一帜的青花瓷制作工艺。瓷窑工匠未预料到,他们对北方瓷窑方式的接受,在当时是一种“创造性毁灭”的创新。Anne Gerritsen还指出,对此,景德镇本地匠人群体也形成了两派观点,在空间上也进行了改良。

本书的方法论也挑战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史、艺术史叙事,即外国及全球贸易需求刺激了中国市场的创新,而中国制造者一直处于被动接纳、被改变的地位,缺乏主动性。西方学者因为很难接触或理解中文历史档案和文本(正如西方媒体很难进入中文语境讨论的公共事件一样),难免局限于单面向的分析视角。

Anne Gerritsen用中文文献和器物创新的档案指出,中国艺术品制造者和贸易政策制定者一直有主动权。这一后殖民主义的解构叙事,对于全球化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正如Anne Gerritsen在书中精辟指出的,“只有认真对待本地史,才有可能写出全球化历史”(global history can only be written by taking the local seriously)。她还写到:

全球史绝不仅仅是研究发生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象,或研究一些大规模的跨文化互动现象。和微观历史一样,全球史必须紧扣一手材料。不管分析对象是一个小镇,或一国,乃至一个地区,如果一项研究的视野是封闭的,不去挑战现有的学术边界,那它必定会错失一些洞见。

Anne Gerritsen

例如,在语言上,西方将一切“瓷器”都成为“China”,正是这种对地域性失去聚焦、不尊重本地差异性的一个产物。景德镇这个独具特色、历史悠久的“蓝白之城”,在爱瓷器的西方人头脑里是不存在的,也就抹杀了景德镇人的历史。以器物为中心的研究角度,有助于将历史更加具体化,赋予匠人以主动性,因为他们才是历史的缔造者。

今天,全球史和历史比较研究已经成为了显学,随着加州学派和量化史学的推进,人们不仅开始关注18世纪开始的世界性的白银流通-货币体系的变动,也通过各种量化和大数据讨论资本主义体系是如何在全球建立和形成如今的体系,这些都是重要的工作。但是,在今天这些研究方法也显示出了脱离本土社会环境和实际历史背景,用数据套模型等严重的问题,也忽视了微观环境和一手档案所反映出的地方-复杂机制。杜恂诚和李晋在2009年对于加州学派的批评中指出了历史研究既不需要落入“西方中心主义”也不需要以“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学的方式来理解历史,在结尾处他们写到:

王家范说:“在中外有些人的笔下,‘中国中心’就走调为中国从来就是好、什么都好,可以孤立自在地继续走下去,有可能会异变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样的研究给我们的印象是:忽略关键,变换概念,肢解整体,纠缠细末;只讲偶然性,不讲必然性;估计数字是模糊的,而得出的趋势或结论却是清晰的。他们的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有助于中国人树立民族自信心,但实际上未必会使中国人感到乐观。

毫无疑问,Anne Gerritsen这本书也是同样的立场,全球史观既不是西方中心,也不是东方主义,更不是单纯数字、计量的比较,相反,它将全球史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变动的过程,在其中,不仅仅是宏大的叙事和理论,更需要关注地方环境是如何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当地的一手资料,不是用材料来证明立场和观点,而是从微观处理解,以小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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