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8

《格列佛游记》在中国通常只出现第一部和第二部，也即熟悉的小人国和大人国。小说第一部的小人国讽刺当时的英国，虽然有着民主、议会，有着宪政，国王也没有什么权力，但被一群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把持。没有道德。第二部大人国，是一个高尚的、有道德国家，但排除科学，富有乌托邦的色彩，演绎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优良政治，对德性推崇。但更有意思的是第三部。

在中国，公务员的工资究竟有多少？水平是高还是低？工资是怎样计算和发放的？不同地区、职务级别公务员的薪酬水平差距有多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公务员薪酬制度又如何影响了公务员的职业行为？这些都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央地关系、政府行为有什么样的启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孤独是宿命，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人的世界之间都有无可逾越的疆界，既然彻底的沟通是妄想，那么每一个人在某些时刻某些地方注定和少年杨百顺一样孤独无助。

故宫的钟表馆收藏钟表1500余件，应是中国收藏古代钟表最多之处，其中尤其以英国钟表为大宗，也有一些是广州制造，西人无法如此了解中国人偏好，审美也大有不同，所以广州制造钟表与西方制造钟表的区别非常突出。还有一些钟表还将钟表与传统的天球仪、西洋水法等结合在一起，演变出很多奇怪技巧，例如“热气球钟”，“洋人变戏法钟”等。

他可以说是蒙古民族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蒙古学家（以前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蒙古的只有西方学者）；是第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蒙古族学者。也正因为此，1991年他担任了美国总统布什与蒙古总统奥其尔巴特白宫会晤的翻译；也是中国的蒙古学奠基人之一，对后来有影响力的元史和蒙古学知名学者萧启庆、乌云毕力格和齐木道尔吉等都产生了影响。

在我看来，石黑一雄是一个精明但平庸的作家。说他精明，是因为他的作品，总能选取一个特别的角度，让人眼前一亮，产生期待。比如，以日本女性视角写的处女作，会让当时的英国文化圈产生好奇、期待；反之，联系到他的日裔文化背景，写英国管家，也会让人产生别样的好奇、期待。移民作家身份，好像让石黑一雄有了一种天然的优势，而他很会利用这种优势。

直至今天，中国依然被这场多国角力的游戏束缚着。台湾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从历史来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将其联系起来的核心因素，是美国在东亚所投放的军事力量。一旦朝鲜半岛局势转变，那么美国与台湾的军事联系，也会出现变化。最近美国与朝鲜关系似乎已经有了变化，所以台海也要有大变化？

在脱离信仰背景之后，一个世俗化版本的个体观念，要么便如无根浮萍，要么就赋予某类超个体组织以个体性，冀望于在其中使个体生命得到表达。对此，梅尼克倒是保持着警觉，他意识到自己关注的伟大观念是一柄双刃剑，可能因着国家观念的个体化，导致政治权力的滥用被视为生命力的正常表达。

过去西藏绘画一直强调要表现的是“所知”而非“所见”，因为唐卡从来不是单纯的艺术品，而是具有实际用途的宗教用品。它有装饰作用，所采用的绘画语言则绝对是平面式的。可如同所有其他绘画一样，到了20世纪初，西藏绘画受到摄影的影响，开始再一轮地讨论唐卡的性质和意义。

文/叶英杰（香港诗人） 认识陈立诺已久，能认识，很大程度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出版了诗集，认识了几位同样爱好文学的友人。他那时候刚大学毕业，自印了一本诗集。诗集薄薄的，叫《影子最重》，放在KURBRICK一点不起眼。可是一旦你拿起它，就会记住那个制作单位的名字，叫“火星前进”。

今天市值超过一千一百五十亿美金、二十四小时内交易超过二十多万次、活跃钱包持有者超过一千万个的比特币，其信用基础，恐怕已经要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法币了。这已经可以确立比特币存在的价值了。

共产党宣言为人们预备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在该隐被上帝放逐之时，他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我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正是该隐家族的宣言。

如果我们的身边多一些这样的“普通”学者，多一些沉浸于纯粹的艺术人生的创作人，而不要去管那些商业利益、官本位，或为自己贴金，而是多关心天下苍生，关心人的生存和价值，我们就会像俄罗斯那样，出现一个又一个背负起民族苦难十字架的优秀作家，就会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忏悔录”。

费正清虽然精通清代海关史，对中共了解却很肤浅。费正清本人就是“史迪威-白修德-塔奇曼范式”模式的塑造维护者。从费正清到基辛格，再到Allison，他们对中国，特别是中共的判断，都不靠谱。

死亡及其不可避免性是存在于中世纪人心灵后景和集体意识中的重要事件。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临终四事”（Four Last Things）——去世、审判、天堂、地狱——的持续关注深刻地影响了英国中世纪节日历法、宗教仪式、建筑空间、绘画雕刻的发展，并渗透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到明清，科举才定型为大家熟悉的内容和形式，而科举博物馆最有价值的收藏也正是这段时期科举的文物，可以体现出许多科举细节。

我斗胆说，中国人的幽默与西方比较起来，似乎更注重自娱自乐。好比王朔贫嘴，王小波唠唠叨叨的绕逻辑，都有满足自身表达欲望的感觉，有时是会忘了要取悦读者的。古代笑话里的蚊子，像不像是那个穷人在自嘲？对道学家的讽刺，有没有对一个父亲的理解？中国文化说推己及人。我不敢说西方不是这样。但我确实觉得东西方在这里有所不同。

在传统中国，皇权是一种政治权力，绅权是一种社会权力。传统社会之所以极为稳定，被金观涛先生称为“超稳定结构”，就是由于它很好地处理了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让这种权力既能流通又不打架。

我很少写童年，但是我现在已经55岁了，觉得已经有点资格翻过头来看我的童年。不仅仅是怀旧，我写那个时代，不一定写我自己。我一直在写，已经写到第八首了，叫做《第八次写到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