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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终于成功，不是发动者的胜利，而是革命在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合力之下，自动形成和发生的。变天，学者们称“是体制、权力者的合法性已穷尽”，风水师的调侃则是“气数已尽”四字。

俄国革命派与民主派早就指出，莱蒙托夫与他的作品主人公是“多余人”，“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边，也永远不会站在人民一边”。平心而论，这一评判也不无道理。莱蒙托夫一如既往地仇视沙皇政府，但也总在警惕俄罗斯的“愚众”；他拒绝和反感任何顺从与平庸，也从无“视人民为上帝”的虔敬心理。

艺人公开诉说，俄罗斯人民一无所有，就像活在屎堆中那样屈辱，但演出没有受到阻止和干扰，并顺利落幕。

究竟如何看待俄国命运，林贤治在《巴金传》中指出，与一些学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是热血青年巴金，他有良知、卓越而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不以情节取胜，但言近旨远，于平淡之中蕴含幽渺的魅力，靠的是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和领悟，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并通过细腻而精确的细节描写，传递出深远的意旨，这就是他的本事。

如布尔加科夫所言：“对于这些现代癫僧说来，世界已成废墟，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企图显然已经失败。”他无法去改变现实，相反却被现实所沾染。他在为那种苦难的命运唱挽歌，但挽歌中却有着那个体制浓郁的风味；他不想成为“红色肖斯塔科维奇”，但当他溘然长逝时，官方悼词给他戴上的帽子却是，“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斯大林今天在政治上仍活著，并在目睹莫斯科博物园内的情景，那里堪称另类历史画廊，摆满了各时期被废弃的政治领袖雕像，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鼻子和下巴都被人民砸掉的斯大林。

《Natasha’s dance》一书涵盖了苏俄文化史上关于俄罗斯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尤其是俄罗斯文化欧洲属性的复杂和暧昧、精英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读者与知识人并不傻，他们发现置身两个时代的克格勃与特辖军有著巨大的共同点，即二者都口口声声地尊重法制与法律，但同时都又在肆无忌惮、无法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