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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闭塞的交通条件下， “单一民族国家” 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单一民族国家” 原则帮助划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国界，制造了捷克、波兰之类的新民族国家。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 “单一民族国家” 已经不可能实现。所有主要国家，包括日本，都日益依赖外来劳动力和专才，甚至需要容纳难民。

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人物的著作，不如说这是一本读书笔记更贴切；是为了读懂、读明白、读透彻《史迪威文件》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而扑入史料之海中游泳八年多的心得。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日本钢管的左翼激进劳工运动者如何被亲近管理层、配合资方的温和工会分子所取代。戈登在书中数处慨叹，早期工会运动中的民主自治精神和平等主义追求 － 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方法 － 已经被牺牲，而换来的实际工资增长、休息时间、性别和阶级平等，以及所谓的 “中产” 生活素质，都太少太少了。

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江湖与武侠的因子，所以武侠小说才得以深入人心。上至政治巨头，下至监牢囚犯，人人爱看武侠小说。这种因子促成了武侠小说的流传，但这种流传反过来却也重构了文化中的相关因子。最近金庸去世以后，很多人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何在西方世界没有流行起来。很简单，江湖还在我们身边。每个人还可以告别体制，身处江湖。而西方世界，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体验。

1944年1月底，在给挚友的信中，朋霍费尔再次将内心世界表白：所有与人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都嘎然终断，那么在焦虑过后，就会发现生命其实掌握在一双更结实、更强壮的手中。对你以及对我们来说，未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首要任务，应该就是把彼此交托在那一双手中……不论我们曾经有任何软弱、错误以及罪过，一切完全在上帝的掌握中。

庇护的失足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灵性的疾病。将活的信仰扭曲和固化为意识形态，正是此疾病的症候。信仰的真实不依赖它反抗的事物，而在其爱的对象。一旦信仰专注于对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并视之为绝对的恶，信仰就会被反抗的对象所定义，自身也扭曲为一种意识形态。

“ 他彻底远离了所有不必要的事情,从社会中抺去自己的身影,只把精力集中在研究问题上。这种纯洁的心使他得以度过7年漫长的研究岁月,也令他拒绝领奖。当我们评论某个人所取得的成就时, 纯洁的心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数学、艺术、科学等领域,一旦产生堕落的念头,那你就已经走在了失败的道路上。 ”

这个世代的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情感，相较于他们的兄长辈和父亲辈，可能更与他们的爷爷辈接近。

奈保尔的书名来自于画家基里科的同名画作…画中有一个码头，有两个穿得严实的人，其中一个也许是刚刚到达的人。奈保尔说这幅景象荒凉而神秘，传达了抵达的神秘。那两个人从哪里来？他们身处何方，又将去往哪里？

在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拍摄的十余万张胶片中，李振盛捕捉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最北边的省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内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作为国营报纸的官方摄影师，李振盛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遵命摄影，但作为一个具有敏锐眼光的年轻人，他也捕捉到一些十分复杂的镜头：他准确地拍摄到人的悲剧和人性的弱点，不仅为他的同辈而且也为后代创造了永久的遗产。

2010年美国的住房，相较1940年，除了有wifi，有更酷的电子通讯和娱乐设备之外，并没有显著的进步。而且，由于贫富分化，未来的美国居民生活水平很可能不进反退。

究竟如何看待俄国命运，林贤治在《巴金传》中指出，与一些学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是热血青年巴金，他有良知、卓越而坚定。

作者在延安乡村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考察，她的香港身份让她的研究遇到不少困难，同时促使她跳出某些思维定式和意识形态禁锢，以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并且开启了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等跨学科的对话的可能。

张春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就是这么一本在我看来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9月，这月9日，毛泽东去世，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发生了激烈的争夺，张春桥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并被监禁，这书成了政府中极左翼力量最后的理论绝唱。

张军认为，哪怕在磨难重重、最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冥冥之中仍觉得父亲在她身旁，令她觉得活着有底气。这可不是幻觉，因为爸爸年轻时爱不释手的文学名著一直在她的小藤箱里，它们是《莎士比亚戏剧选》、《普希金传》、《浮士德与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和《铁流》等。

在事关奴隶制的辩论过程中，它引发了对神学的实践性、圣经解释和权威性、以及关于神学理性的培根式理念等诸多的问题。

巴特的一生是神学生存和思想创作的一生，其中产生的具体作品是实事求是的、且思且行朝圣路上的一个个坐标。这些坐标所标示的，既有林中的死路，也有崎岖的弯路，更有光明显现的林中空地。

像许多对中国有着一种文化乡愁的日本文人一样，芥川对中国也怀着美好的想像，以为这是一个到处是李白杜甫的国度，但是当他在中国游历了几个月后，对这个国度却有了不同的看法，他的《中国游记》记录了其所见所闻的丑陋现状，充分流露了他的失望与复杂心情…他直言∶“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

“政权黑道化”也并非《小二黑结婚》所揭示的孤立现象，而是关乎所有革命党执政合法性的警告。

故宫的钟表馆收藏钟表1500余件，应是中国收藏古代钟表最多之处，其中尤其以英国钟表为大宗，也有一些是广州制造，西人无法如此了解中国人偏好，审美也大有不同，所以广州制造钟表与西方制造钟表的区别非常突出。还有一些钟表还将钟表与传统的天球仪、西洋水法等结合在一起，演变出很多奇怪技巧，例如“热气球钟”，“洋人变戏法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