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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代的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情感，相较于他们的兄长辈和父亲辈，可能更与他们的爷爷辈接近。

我订阅的一个公众号，推出“120年前的今天”系列，9月份开始每天更新一段，介绍谭嗣同在当天的工作和行动。于是，我每天都能感受到谭嗣同工作的艰难，而又因为预先知道结局，更增添一丝悲壮感。9月21日终究来了，谭嗣同推辞掉无数人的搭救，错过了长达三天的“逃生窗口”，终于被捕收监。

昂山素季是后资本主义和西方欲望投射的产物，并不是对普遍的人的价值和尊严进行捍卫。

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讨论，放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实例中，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各种屠杀现象（包括美军在日本的核爆经验）、之后各地的反殖独立战争、爱尔兰共和军、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兴衰，到现在的库德工人党，其实还在动态的演变发展中，各种政治力量角逐伦理上的正当性则是定义恐怖主义过程中的精髓。

霍何两位筚路蓝缕，以启山河；抚今思昔，应可无憾。其实人世间，既多偶然事，亦有其必然；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此之谓乎！

尼采从微观心理上对于理性和道德的反思早已超越了“人道主义”的启蒙意义，使其成为理解和解决当下中国社会整体问题的一把钥匙。

奈保尔的书名来自于画家基里科的同名画作…画中有一个码头，有两个穿得严实的人，其中一个也许是刚刚到达的人。奈保尔说这幅景象荒凉而神秘，传达了抵达的神秘。那两个人从哪里来？他们身处何方，又将去往哪里？

如不改造政治生态，决策的科学性就无从提升。政治精英们只知道信息流量过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殊不知，信息流量过小同样会危害社会稳定与发展。

作者在延安乡村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考察，她的香港身份让她的研究遇到不少困难，同时促使她跳出某些思维定式和意识形态禁锢，以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并且开启了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等跨学科的对话的可能。

尽管在灾难中，日本政府的救援机制有些滞后，甚至出现政府不作为，但大多数日本人选择“就继续这样过吧”的态度，大多数日本人尊重日本政府、政客的决定，即使他们不喜欢，也不会采取很极端的举动，而只有很少数的愤怒的遇难者的家长在抗争、寻求真相。

张春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就是这么一本在我看来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9月，这月9日，毛泽东去世，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发生了激烈的争夺，张春桥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并被监禁，这书成了政府中极左翼力量最后的理论绝唱。

张军认为，哪怕在磨难重重、最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冥冥之中仍觉得父亲在她身旁，令她觉得活着有底气。这可不是幻觉，因为爸爸年轻时爱不释手的文学名著一直在她的小藤箱里，它们是《莎士比亚戏剧选》、《普希金传》、《浮士德与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和《铁流》等。

在事关奴隶制的辩论过程中，它引发了对神学的实践性、圣经解释和权威性、以及关于神学理性的培根式理念等诸多的问题。

他可以说是蒙古民族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蒙古学家（以前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蒙古的只有西方学者）；是第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蒙古族学者。也正因为此，1991年他担任了美国总统布什与蒙古总统奥其尔巴特白宫会晤的翻译；也是中国的蒙古学奠基人之一，对后来有影响力的元史和蒙古学知名学者萧启庆、乌云毕力格和齐木道尔吉等都产生了影响。

共产党宣言为人们预备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在该隐被上帝放逐之时，他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我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正是该隐家族的宣言。

到明清，科举才定型为大家熟悉的内容和形式，而科举博物馆最有价值的收藏也正是这段时期科举的文物，可以体现出许多科举细节。

虽然许多昏昏乎乎的“粉丝”还在为之发狂，明眼人却一语道破了这位大师的本质：“齐泽克，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詹姆斯·米勒）。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过程靠的是一种经验学习的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与历史上其他一党专政的国家相比也是少有的。但是这种学习却是严格工具化的、以问题为导向的、随时可以中止以及受到控制的。这种学习是不涉及权力结构的改变，不影响党的统治，或引向宪政的。因此中国政府体制中所欠缺的权力制约以及法治保障是无法通过上面所描述的政策过程来弥补，而只能是局部的改善而已。

一旦吸食了意识形态的鸦片，对未来的期待与现实情况之间的距离被无限压缩，知识分子便失去了常识，就是丧失了“现实感”。